把时间拨回到1944年5月。
那会儿，豫湘桂会战刚拉开大幕，他的部队正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河南大山里撤退。
让他吓破胆的，倒不是屁股后面紧追不舍的日本人，而是道路两旁站着的中国老乡。
他在报告里简直是在哀嚎：“豫西山里的百姓到处堵截我们要道，只要是枪支弹药，他们看见就抢…
甚至把我们的部队围起来打，枪杀我们的士兵。”
最后，他不得不吞下一枚苦果，承认这事儿实在太丢人：撤退路上，被自己护着的百姓缴械、截杀造成的损失，居然比日本人给的伤害还要狠。
怎么会闹成这样？
大伙儿嘴边常挂着“军纪败坏”这四个字。
但这只是皮毛。
要是把你拽到高处，去翻翻当时那几位中央军大佬心里的“小九九”，你会发现，这场灾难早几年就埋雷了。
这完全就是把“带兵”搞成“做买卖”后，必然会炸的一颗雷。
把日历翻回1939年。
那阵子，就算是黄埔系的嫡系部队，日子也紧巴。
抗战打成了拉锯战，前线没那么多仗打了。
部队从“拼刺刀”转成了“坐冷板凳”。
这一闲下来，长官们就开始挠头琢磨一件事：兜里没钱咋整？
那会儿重庆政府穷得叮当响。
与其伸手讨饭，不如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这听着挺励志，可没多久就跑偏了。
带头跑偏的是汤恩伯。
他的部队在河南一蹲就是好几年，是第一战区的顶梁柱。
为了“自筹伙食费”，他搞了个“物资调节处”。
这名号听着像搞后勤的，其实就是个商业帝国。
老汤的生意做得有多大？
他不光变着法儿收税，还直接把民间的工厂一口吞了。
挖煤的、卷烟的、织布的、酿酒的，就连做皮鞋的、炼铁的厂子他都开。
这笔账他是怎么算的呢？
在他眼里，这买卖简直是一本万利：枪杆子我有，卡车我有，免费的苦力（士兵）我还有，这不就是降维打击吗？
于是，第一战区活生生变成了一个怪胎：长官部在洛阳开了面粉厂，霸占陇海铁路运煤赚钱。
甚至还弄了个“抢购委员会”，嘴上说是抢运物资，背地里却开着军车去敌占区倒腾日货。
陈诚后来给了一句神评价：这哪是驻军，分明是“贸易军”。
当部队变成了公司，打仗这就成了个“赔本买卖”。
1944年，日本人发起了豫湘桂会战。
这时候，那本“生意经”的副作用立马炸了。
头一个崩盘的是物流。
打仗得运粮食、运子弹吧？
可在第一战区，军用卡车和火车皮那是用来拉煤、拉面粉、拉走私货的。
枪声一响，汤恩伯的第一反应根本不是拉援兵，而是把所有的军车都派出去，拼命抢运各个工厂的机器设备和他自个儿的私房钱。
结果呢，前线的大兵饿着肚子，枪里没子弹。
紧接着崩盘的是“员工”素质。
既然长官忙着捞钱，当兵的也得活命啊。
兵站为了赚黑心钱，甚至把库里的军粮拿去放高利贷，或者干脆监守自盗。
大兵没饭吃，咋办？
只能去老百姓家里“硬吃”。
这可不是个别现象，是整个系统烂透了。
部队硬生生地“拿民间，吃民间，欺负民间”。
对老百姓来说，这帮穿军装的比土匪还吓人。
土匪抢完一次就撤了，驻军是天天来，月月来。
所以，当1944年这支“贸易军”被日本人打趴下时，受够了窝囊气的河南百姓彻底爆发了。
他们不但不搭把手，反而成群结队地去缴械，专门截杀落单的当兵的。
甚至出现了一个极具讽刺的画面：日本人进某些村子时，居然有百姓摇着旗子欢迎。
这未必是真欢迎侵略者，而是庆祝那个骑在他们头上的“贸易军”终于滚蛋了。
陈诚后来引用了一句大实话：“拿做生意的部队（第一战区），去碰机械化的部队（日军），输赢还用打吗？”
这局面烂成这样，重庆那边不知道？
其实心里跟明镜似的。
早在1940年，陈诚去广西视察，就撞见过败兵被老百姓抢劫的事儿。
但他那会儿的态度很微妙：“这事要是发生在别处，还能想办法补救；但在广西，谁都别提。”
为啥不能提？
为了统战，得哄着地方实力派。
可到了1944年的河南，闯祸的不是杂牌军，而是蒋介石的心头肉——中央军嫡系。
汤恩伯虽然败得一塌糊涂，但这人脑子活泛。
他身边随时带着电话兵，能直接越级给蒋介石打小报告。
这背后的算计是：只要我还是“天子门生”，只要我忠心耿耿，战败的黑锅就扣不到我头上。
事实证明，他押对宝了。
河南二十天丢了几十座城，老百姓骂翻了天。
军令部长徐永昌气得直哆嗦，觉得这是国军的奇耻大辱。
但蒋介石怎么处置的？
仅仅是把汤恩伯和胡宗南的头衔从总司令缩成了指挥所主任，换个名头继续当老大。
徐永昌在日记里嘲讽这是“换汤不换药”。
更荒唐的一幕发生在陈诚去收拾烂摊子的时候。
他还求陈诚，别接老百姓告他的状子。
这把陈诚气得连喊：“无耻！
无耻！”
但骂归骂，你也拿他没辙。
第一战区的大兵虽然跑了，但留下了各种“办事处”和“留守处”，继续干着走私发财的买卖。
因为在那个圈子里，大伙儿心照不宣：不管你在前线烂成啥样，只要你是“自己人”，手里有枪，就永远有退路。
除了忙着做买卖，还有一个细节给这支军队的崩溃踩了一脚油门：老婆孩子。
按规矩，军官家属得住在后方800公里以外。
但在一个地方蹲了好几年，这规矩早就成了废纸。
到了1944年，部队简直成了“家属大院”。
这就搞出了两个要命的问题。
第一，撤退号角一吹，长官脑子里想的先是老婆孩子。
汤恩伯跑路时，征用了大批老乡的牛车，专门用来拉家眷。
第二，兵力浪费大得吓人。
据戴笠估算，伺候一户军官家眷，平均得搭进去六个大兵。
这是啥概念？
一个师要是有几百个军官带家属，就等于有一个团的兵力不是在打仗，而是在当保姆。
徐永昌后来火冒三丈地质问：拖家带口的，还怎么训练？
还怎么打仗？
要是咱们跳出具体的人，会发现这是个系统性的悲剧。
国民政府为了盯着地方实力派，不得不把最精锐的中央军死死钉在某些地盘上（比如河南的汤恩伯、西安的胡宗南）。
这种“死守”就是腐败的温床。
只要长时间不挪窝，军队就会跟地方混熟了，开始做买卖。
再精锐的刀子，在染缸里泡个三四年，也得生锈变成“老爷兵”。
哪怕是被看作“天子门生第一人”的胡宗南，他的第一军当年可是淞沪会战的英雄部队。
可到了1945年，蒋介石亲自去西安检阅时，心痛地发现这支部队已经变得“死气沉沉，脑子都不转弯了”。
反过来看，整个抗战后期，真正还能啃硬骨头的，是那些没地盘的“流浪”部队。
比如第5军、第18军，还有远征军。
因为没地盘，他们没法开工厂；因为没固定窝，没法带家属；因为随时准备拔营，必须天天训练。
这些“中央直辖部队”加一块儿不到20个师，最后却成了抗战后期仅存的一块遮羞布。
1944年7月，在重庆的一次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拍着桌子，痛骂河南前线的部队。
他吼道：“逃跑的时候，抢劫强奸，扔掉公家的东西，装自己的私货…
简直没法用语言形容。”
他说如果军队不脱胎换骨，大家就真的“没人格，没廉耻”。
但这通火发得苍白无力。
因为当你把一群只会打仗的军人，扔在一个没人管的地方，给他们巨大的权力又让他们自己找饭辙，逼着他们去经商、去跟老百姓抢食，这本身就是顶层设计的锅。
当军长开始算计面粉厂能赚几个钱时，这支军队的魂儿早就丢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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