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4日，寒潮顺江而下，乌篷船在江面上摇晃，码头雾气蒸腾。就在这天拂晓，徐源泉才带着第二军团最后一批船只抵达浦口码头。此时距日军逼近南京外廓防线不过六天，前线的枪声已隐约传来，他却还在清点行李。对比那些在淞沪鏖战后就退守城下的德械师，这支部队的现身可谓姗姗来迟。
第二军团原是直鲁联军残部裁并而成，两万人出头，骨干多是北方老兵，刀口上混大的主儿。徐源泉本人更是“北洋—奉军—国民革命军”三度换旗的老油条，既无中央军的嫡系背景，也没有桂系、川系那样的地域靠山，所以在江湖上一直被贴着“杂牌”标签。可就是这支杂牌，硬是捱过了南京城最惨烈的几昼夜。
12月8日，唐生智把东线防区分给第二军团：从栖霞山到乌龙山，左接孙元良第七十二军，右扼长江南岸。表面风光，实则暗藏杀机——若日军从浦口强渡，或主城守军败退，一条长江后路就会被切断。徐源泉一听，心里直泛嘀咕，却也不敢当场翻脸，只点头称是。
战斗说来就来。9日下午，日军第九师团沿沪宁铁路扑向龙潭、栖霞山。第二军团前沿的第48师迎头撞上，对射、肉搏都没含糊。从黄昏一直打到半夜，山头旗帜换了好几次。两营官兵死战不退，清晨统计连长以上几乎折损殆尽。徐源泉看着名单，眉头拧得死紧，却咬牙强撑，“还能再守一日”。
守城部队的生活极苦。冰冷的西风呼啸，弹药、口粮半夜才由小艇偷运到岸边。战壕里的人咬着冷馒头，谛听炮声，比谁都明白这里是围城的最外圈。有人嘀咕：“徐军长，不会真让咱们陪葬吧？”他只是拍拍那名排长的肩：“你先顶着，机会到了我来吆喝。”
机会没等多久。12日凌晨，唐生智的密电飘至：“粤桂诸军坚守，中央各部即行转移。”八个大字，徐源泉瞬间明白，自己成了挡刀的角色。偏偏乌龙山下还隐藏着一艘未奉命撤走的江轮，这是他事前让第41师预留的退路。老江湖的警惕，这时成了救命符。
天亮前，他召开紧急军官会。有人踞坐在沙盘前大口喘气，耳边炮声闷响。“再拖，弟兄们就都留这儿了”，参谋长低声提醒。徐源泉看着挂钟，沉默片刻，终于抬手挥下：“撤！”一句话刚落，有人忍不住小声惊呼：“军令不许退啊！”他只回了一句，“活着才有下次。”短短十一字，让会场死寂。
12日夜半，第二军团悄然脱离壕沟。先行的警卫连护着军旗，后续各营分段收拢。行至江边，两处隐蔽码头早已备好木排、舢板、江轮。借着夜色，他们依次登船，细麻布裹住炮管以防铁器碰击。凌晨三点，第一批已抵江北；拂晓前，主力全部过江，只遗少数爆破组殿后。六个小时，18000余人的队伍剩下的近12000人成功脱困，连大部分轻重机枪也捞了上岸。
同一时刻，蒋委员长寄予厚望的德械第88、第87两师，却因无船可渡而在雨花台、下关一带陷入泥淖。有人泅渡溺亡，有人被夹击覆没。粤军南突，损失过半；教导总队退向浦镇，屡遭空袭，三万之众四散。与之相比，第二军团堪称“满载而归”，成了各部口中的传奇。
消息传至汉口，军事委员会一阵尴尬。陈布雷记下蒋介石的喃喃自语：“此曹……滑不溜秋。”不过话说回来，战局吃紧，尚且少不得人手，真要严惩也得缓一缓。于是，第二军团被划入第五战区，补充后续防线。只是，将士们对徐源泉的“先人一步”议论纷纷，“军座保住了爹娘兵”成了营房里的冷讽。
武汉会战后期，戴笠在重庆向上峰呈报：第二军团连续拒绝激战，多次擅自后撤。汤恩伯也撂下狠话：“不能再让徐某带兵。”其实徐源泉的锐气，当初放下远眺江心的那一刻就消磨殆尽。1939年，他因“擅自弃守”被免职，随后调往军事参议院，成为有职无权的上将参议。
有意思的是，第二军团后来被并入第五战区序列，元气反而保留不少。第41师在随枣会战中仍能拼掉日军一个联队，战场表现并不输给其他正统中央军。部队能打，指挥官心态却先退一步，这本身就是抗战中杂牌军宿命的缩影：拼命吧，得不到多少荣誉；自保呢，又背负骂名。
南京保卫战过去后，谈论那场“壮烈与混乱交织”的城防已成惯例。史书常提桂军、川军、德械师的悲壮，却少有人注意到，城东山头上那支换过旗的湖北兵异军突起。他们没有最早到达，却在最危险处硬撑数日；他们在总退却令下，选择自行脱险；他们把当时最为珍贵的有生力量和机枪带回了北岸。徐源泉或许不是模范将领，但从纯军人角度看，第二军团的撤离行动条理分明，处置果断，残酷却干净。
遗憾的是，溃败阴影萦绕难散，南京陷落成定局后，无论跑得多快、死得多慢，所有参与者都被时代狠狠裹挟。庐山，陪都，湘西，滇缅，再到台湾，第二军团余部被拆散进不同番号，往日“来的最晚，跑的最快”的江边夜渡，只留在参战老兵的片段回忆里。有人说，那艘藏在崖下的江轮才是整场南京保卫战中最贵重的装备，因为它承载的是一支部队两万多人的生门，也让后人得以窥见中央军体系里那层残酷的“杂牌生存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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