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三月的长沙,下着濛濛细雨。省城为九十二岁辞世的唐生智举行追悼会。许多白发老兵拄着拐杖赶来,他们脸上淌着泪,却也带着迟来的释然。因为在人们记忆里,“南京”二字始终像火烙般贴在这位湘籍将领身上。

唐生智的履历并不平凡。湖南东安人,一九○七年入长沙陆军小学堂,两年后转保定军校第六期,与蒋介石、陈诚同窗,与胡宗南亦称袍泽。北伐时,他在贺胜桥一役表现突出,被称“铁军先锋”。然而世人议论最多的,却是三七年冬季那场短促惨烈的南京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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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南京,人们常提一八五三年太平军、一次大战后的北伐定都,一座城既是政治中枢,又是民族象征。上海失守后,日军十五艘舰驶入长江,炮口对准这座首都。十一月中旬,蒋介石召开特别国防会议,弃守与固守吵成一团。李宗仁、白崇禧赞成“宣布不设防”,何应钦主张“象征防守”。就在众人沉默时,唐生智忽然起身:“我在,南京必守!”会场瞬间安静。冯·法肯豪森皱眉,蒋介石却拍拍桌子:“好,就你!”

有人猜测他想借机扩充兵权,也有人说他误判日军战术。事实是,唐当时手里可用的八十七师、八十八师早在淞沪已被打残,西北军、东北军多是杂牌,新兵比例高达三成八。兵权的“含金量”其实微乎其微。

唐生智抵南京后,制定“短期固守”计划:外廓、内廓、城墙三道防线,外围利用紫金山、雨花台、乌龙山等制高点,争取两周时间。但部署过于平均,缺乏纵深。敌人取其一点,整条线就被撕开口子。

十二月一日,裕仁下达“大陆命第八号”。七日,日军第十军和第六师团自句容、丹阳逼近;九日,松井石根空投劝降,《投降劝告书》在城内飘舞。守军情绪未动摇,却没有反突击。马振强、马威龙建议夜袭龙潭敌集结地,唐生智回电只有一句:“坚守原线”。机遇就此溜走。

更要命的是通讯。十二日拂晓,雨花台被突破,第二军团电报连发三封请求支援,“嘀嘀”声里无人答复。那天傍晚,唐下达撤退命令,却又口头补充“如有船只可江渡”。指令层层走样,数万人同时涌往下关码头。木排、门板、油桶全被抢空,挤上船的士兵对岸一片枪声,船体超载翻覆,乌衣江面漂满尸首。宋希濂事后写道:“夜色如墨,江面火光映红,自顾不暇,肝肠寸断。”

据战史处统计,南京保卫战中,守军近五万人战死或失踪,其中三分之一倒在渡江途中。相互混乱射击造成的非战斗减员,比正面对抗还多,令人唏嘘。

那是否完全是唐生智一人的责任?客观形势摆在眼前:敌方十万老兵,配合空海立体攻击;守方十五万串联杂牌,无重炮、无制空,外围只有一条与浦口相连的铁路。如果说战略决心源自蒋介石,那么战术失当、组织混乱,唐生智确有难辞之咎。

有意思的是,十八天的防御到底换来了什么?从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倒推,卫戍部队成军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实际支撑时间不到三周。日军伤亡约一万,对整体战局影响有限;而国军损失精干师团,加剧华中战场真空。相比一九四○年的枣宜会战以空间换时间,这一次的代价与收获明显不成比例。

但也不能忽略城中将士的血性。八十八师残部在中华门巷战,手雷、刺刀拼到最后一颗子弹;教导总队工兵团在光华门炸桥自毁退路,只为多拖半日。唐生智本人留守指挥所直至十三日上午十一时才渡江撤离,他并未“先跑”。正因为如此,“功”与“过”才纠缠不清。

战后批评如潮。李宗仁在回忆录挖苦“冒失请缨”,桂永清指责“撤退无方”,学者更以“一将无能,害死三军”总结。与此同时,南京受害平民达三十万的惨痛事实,又让人将愤怒投向侵略者。历史的复杂性就在这里:失败不等同怯懦,勇气也无法掩盖疏漏。

中共中央一九八一年批示对唐生智的评价,强调其“民族气节可嘉”,同时指出“军事指挥存在严重失误”。这句话或许更贴切:有血性,却欠缜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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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失陷后,中国战场进入战略相持,武汉会战、徐州会战相继展开。如果说南京是一座烈焰中的烽火台,那么唐生智不过是守台人之一。成败之外,那些在雨花台、下关口、乌龙山倒下的无名士兵,才是这场悲剧最沉重的注脚。

历史不会为任何个人改写,但也不应仅以一句口号抹平细节。唐生智的功与过,正是南京保卫战留给后人的一面镜子:胆识与谋略,缺一不可;责任与结局,总要有人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