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4年抗日战争，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最为伟大的卫国战争！
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超3500万人，日军在华损失超130万人；日本非但没有征服中国，反而使得百万军队深陷中国战场泥潭，最终以战败告终！
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日本侵华并非单纯依靠军事手段，期间对国民政府的各种议和、谈判活动，也是始终没有中断。
从卢沟桥事变后的“船津工作”，到淞沪会战期间的“陶德曼调停”；从1938年的“宇垣外交”、“小川路线”，到1939年的“桐工作”。
从1940年的“司徒雷登工作” ，再到后来的“钱永铭工作”、“对伯工作”，以及贯穿抗战中后期的“重庆工作”，日本的“和平攻势”手段，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自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在4年时间里，曾8次向国民政府寻求议和，却都没有获得成功。
当时，日本内阁并不愿意和中国全面开战，他们希望及早解决中国战事，抽出兵力应对北方苏联和太平洋一带的美军，还有抢占东南亚一带的英法殖民地。
不过，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便不能单独和日本展开议和；所以说，抗日战争一直持续到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
今天，我就和大家详细聊聊，在十四年抗战期间，中、日两国除开军事战争外，还有备受争议的“和平攻势”，以及为何中、日两国最终没有达成议和呢？
首先阐明一点：日本所谓的“和平攻势”，本质上都是日本企图迫使中国投降的政治诱导手段，是军事侵略的支撑工具。
自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的战略目标便十分明确：通过武力迅速击败中国，迫使国民政府投降，使得中国变其殖民地或附庸。
但是，即便在军事进攻最为疯狂的时期，日本内部对完全依靠武力，征服中国也存在多种分歧。
当时，一些日本政客和部分军方人士认为，单纯依靠军事手段难以彻底征服中国，应当配合政治诱降和其他和平手段。
第一次，便是船津工作；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日本全面侵华，蒋氏在庐山发表抗日声明：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
当时，日本眼看蒋校长如此大的决心，日本内阁海军省，陆军省和外务省三省，以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诸太郎，制定了一个《日华停战条件》，希望与中方议和停战。
之所以叫“船津工作”，是因为日本方面负责此次议和的代表叫“船津辰一郎”。
但是，“船津工作”还没有开始，8月9日就发生了中日军队的“虹桥机场”事件，随后便爆发了八一三淞沪会战，日本便进入战争状态，第一次议和便胎死腹中。
第二次议和，便是“陶德曼调停”！
当时，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奉德国政府之命，调停中日两国战事。日本提出的条件却格外过分，包括承认伪满洲国和蒙古自治、向日本支付战争赔偿，还有国民政府必须改组，蒋氏下野，由亲日派汪精卫任领导人。
这三大条款，无一不是在挑战国家主权，干涉中国内政，实质就是要中国接受沦为日本附庸的地位。
当时，国民政府内部，虽然说是派系林立，但是面对外敌都是同仇敌忾，所以最终国民政府并没有答应这些辱国条款，陶德曼调停就此告终！
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日本高层恼羞成怒，便加大对中国的军事进攻、文化殖民、经济侵略，并在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武汉会战以后，日本发现速战速决的战略失败，并且陷入中国战场泥潭，便又开始加大政治诱降力度。
1939年底，日本政府和国民政府又派出代表，在香港展开了秘密议和行动，这就是“桐工作”。
当时，日本政府表示，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只要承认伪满，和汪精卫的国民政府，或者两个国民政府合作，日本便可以停止军事侵略，并撤离军队，和中国展开经济合作。
但是，重庆国民政府对于日本人的伎俩，早已是心知肚明，所以是一再推脱承认伪满和汪伪政府的时间。
1940年3月，汪伪政府正式成立后，军统副局长戴笠又提出“有蒋无汪，有汪无和平”的口号，继续拖延时间，直到1940年9月，“桐工作”才正式宣告失败。
后来，中日两国，又相继展开了“司徒雷登渠道”、“钱永铭工作”，以及针对山西军阀阎锡山的“对伯工作”（阎锡山此前和日本达成合作，签订《晋绥军日本军基本协定》，美国参战后，阎锡山便翻脸不认人），但是都一一失败了，而随着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参战，中国也再也不惧日本了。
中日两国，直到抗战结束前，也再也没有推动过各项密谈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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