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这辈子最难修的福分，往往不在怎么争，全在看能不能躲过那几道坎。历史上聪明人不少，能像范蠡这样活得通透的，凤毛麟角。提起足智多谋，大伙儿第一时间想到的大概是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是为了国家把自己熬干了心血，确实是“智慧”的化身，值得千秋万代供奉。可要我说，还有一位比孔明先生更厉害百倍，这人不光会做事，更会做人，这人便是范蠡。
翻翻那部无韵的离骚《史记》，太史公给了范蠡八个字的评价：“三迁皆有荣名”，这可不是随口胡诌，是盖棺定论。范蠡的厉害，绝不在怎么建功立业，恰恰在于那个“扔”字。头一回，他扔下的是功名。当年越王勾践困守会稽山，那饭食里满是土腥味，也就是范蠡，教着勾践把脸皮踩地上，给吴王夫差养马尝粪。这等胯下之辱，常人哪受得了？忍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用尽了美人计、经济战，终于把吴国送进了坟墓。大仇得报，越国相印唾手可得，范蠡连夜跑路，只留下一张纸条：“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帝王心术被他说得透透彻彻，这是拿着相位当烫手山芋，扔了干净。
到了太湖，他摇身一变，成了“鸱夷子皮”，听着像个牛皮酒囊。晒盐贩运，没几年“致赀累巨万”，富可敌国。齐王请他做宰相，他去了一趟，把齐国治得富足。眼红的人多了，弹劾奏章像雪片飞，他二话不说，挂印封金，散尽家财，又是飘然而去。这一回，扔下的是金山银山。第三次落脚定陶，自称“陶朱公”。这回他玩得更溜，“贱取如珠玉，贵出如粪土”，定下“无息币”、“无居货”的规矩，不贪不留，看着像个世外买卖人。不到十年，陶朱公响彻列国，天下首富。司马迁算过一笔账，家财四十万金，抵得上一国赋税。钱财在他手里，活水一潭，聚了散，散了聚，一点不粘身。
最绝的是他临终前的叮嘱。八十八岁那年，范蠡把儿子叫到床前，不提分家产，只冷冷讲出“人有四祸”。这一辈子，他用三次暴富、三次跑路，给这四句话作了注脚。他说的一是“斗祸”，人争一口气，受罪在半生，昂着头争斗，最后碰得头破血流；二是“色祸”，温柔乡是英雄冢，沉迷进去，志气没了，身子垮了；三是“酒祸”，杯中物乱性，醉后酿成大祸，后悔来不及；四是“贪祸”，人心不足蛇吞象，这是顶要命的一条，千金想万金，做了县令想府尹，贪念一起，万丈深渊，神仙也救不回。他看透了帝王的贪，躲过了斗祸；哪怕带着西施泛舟，也不沉溺，避开了色祸；做生意头脑清醒，酒祸近不了身；最绝的是破了贪祸，极盛时放手，巨富时散财。
诸葛亮救的是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国家脊梁；范蠡救的是人，是人性里的贪、嗔、痴。商圣的香火，拜的不是财神，是这“不亏”的智慧。咱们身边，多的是见利忘义、得陇望蜀、在酒色财气里打滚的“聪明人”，笑范蠡傻，到了顶峰非要往下跳。真聪明的是谁？是那些深夜里在病榻上捶胸顿足的人，还是这拿着一把旧算盘安然闭眼的陶朱公？这问题，值得每个在世道里挣扎的人好好琢磨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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