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四年冬，长江封冻。
四十二箱书稿装在特制的樟木箱里，用油布层层包裹，装上雇来的三艘货船。李时珍带着长子建中，顺江而下，直抵南京。
“朝廷正在修《永乐大典》续编，”船夫说，“听说圣上广征天下奇书。”
李时珍抚摸着书箱。这已不是三年前那场大火后重写的初稿，而是又经两次全面修订、增补了七百余种新药材的定稿。每一页都浸透着全家二十年的心血。
南京码头，人声鼎沸。各省进献的书籍堆积如山，翰林院的编修们像挑拣白菜般翻看着。
“这是什么？”一个年轻编修踢了踢书箱。
“《本草纲目》，五十二卷。”李建中恭敬回答，“家父李时珍——”
“知道知道，湖广那个民间郎中。”编修不耐烦地挥手，“放那边吧。等太医署的人来看过再说。”
书箱被随意堆在角落。一连七日，无人问津。
第八日，来了个面白无须的老太监，身后跟着太医署的三位御医。老太监随手翻开一卷，看了几行，眉头紧皱：“这写的什么？苗蛊？藏药？番邦之物？还有……铅毒水银的害处？”
为首的胡太医上前，翻开“金石部”，脸色变了：“李时珍，你可知《神农本草经》将水银列为上品？”
“晚生知道。”李时珍躬身，“但晚生亲见无数人因服用水银丹药中毒——”
“放肆！”胡太医摔书于地，“你是说，从张仲景到孙思邈，历代先贤都用错了药？”
“晚生不敢。但实践出真知，晚生走访十三省，亲见——”
“够了。”老太监尖声打断，“你这书里，有讲皇帝炼丹求长生的不是，有录蛮夷番邦的邪术，还有……”他翻到某页，“‘金石多毒，帝王宜戒’——你这是诽谤圣躬！”
书箱被贴上封条：“待审。”
又等了一个月。腊月二十三，小年，终于有了消息：书被退了回来。
“太医署审过了，”那个年轻编修语气淡漠，“此书有三不可取：一，混杂夷狄之术，有失华夏正统；二，妄议金石丹药，抵触朝廷炼丹之事；三，分类杂乱无章，不合《神农本草经》古法。”
李建中急了：“大人，家父花了二十七年——”
“二十七百年也没用。”编修冷笑，“朝廷要的是正本清源，不是这种……大杂烩。”
更致命的话还在后面：“胡太医让我转告你父亲——若想此书传世，需做三改：删去所有番邦苗蛮之药，删去诽谤金石丹药之论，按《神农本草经》重编体例。否则……”
“否则如何？”
“否则，民间私刻，便是违禁。”
雪，开始下了。
回程的船上，李建中看着父亲一言不发的背影，心如刀绞。快进蕲州地界时，李时珍忽然开口：“靠岸。”
船在个小码头停下。李时珍走进岸边的土地庙，对着残破的药王像，看了很久。
“父亲……”
“我在想，”李时珍声音平静，“如果孙思邈当年写《千金方》，因为用了胡人的‘阿魏’而被禁，今天会有多少人死于腹痛？”
他转身，眼中没有泪，只有一种近乎冷酷的清明：“他们不要，是他们的损失。但书，必须刻出来。”
然而刻书需要钱。五十二卷，至少要雕版八千块，需白银三千两。李家为修书已耗尽家财。
消息传开，第一个来的是蕲州的药商们——那些曾被李时珍在《百草鉴》中揭露售假的商人。为首的奉上一个木匣：“李先生，这是五百两。当年您揭穿假药，断了我们财路，却也救了我们良心。”
第二个来的是个陌生商人，从泉州来：“我哥哥的船队，因您写的《航海防病要则》，三年多活了一百二十个水手。这一千两，是十八条船凑的。”
最意想不到的，是南京那个年轻编修，竟微服私访而来。他递上一包银子，低声说：“下官人微言轻，没能帮上忙。这二百两……是干净的俸禄。”顿了顿，“其实太医署里，也有人私下说您的书好。但胡太医管着炼丹房，圣上最近正命他炼‘万岁丹’……”
李时珍收下了所有的银子，也收下了所有的名册——他让人记下每个捐资者的姓名，决定在书末设“助刻芳名录”。
雕刻作坊设在自家后院。叮叮当当的刻板声，响了整整两年。
第一版刻成那日，李时珍亲自试印。当《本草纲目》的第一页从雕版上揭下时，墨香弥漫了整个院子。
他看着那行字：“水银，辛，寒，有毒。主治疥癣痂疡，然不可内服，服则毒入骨髓，杀人于无形。”
这行字，可能会触怒朝廷，可能会惹来祸端。
但他提笔，在旁边又加了一行小注：“嘉靖年间，宗室服丹致死者三十七人，皆水银之祸。录此以警后世。”
万历二十八年春，《本草纲目》第一次印刷。共印一百部，大部分送给各地医馆、书院，小部分售予药商。
书流传得比想象中快。三年后，连朝鲜、日本的商船都来求购。
而朝廷始终沉默——或许是因为万历皇帝已多年不上朝，或许是因为太医署不愿承认错误。
李时珍却病了。长年的奔波、修书的呕心沥血、献书失败的打击，终于击垮了这个七十岁的老人。
临终前，他把儿孙叫到床前，说的不是遗言，是嘱咐：
“书要继续修。后世若有人发现错误，要改；若有新药，要补；若有更好的分类法，要学。”
“不要怕朝廷，不要怕权威。医道面前，只有真理与谬误，没有天子与庶民。”
最后，他看着窗外渐绿的春色，轻声说：“我这一生，见过最好的药，不是灵芝人参，是那些献方人不求回报的真心，是刻书人倾家荡产的义气，是读书人明知可能惹祸还要传播的勇气。”
“这些……才是真正的，千金方。”
万历三十一年三月，李时珍逝世。葬于蕲州雨湖畔。
送葬那日，来了许多陌生人：苗家打扮的女子、藏地喇嘛装束的老人、甚至有几个高鼻深目的番邦人。他们不说话，只是每人捧了一卷《本草纲目》，放在墓前。
风吹动书页，哗哗作响。
像是那些被记录下来的山川草木、虫鱼鸟兽、番邦异术，都在为他送行。
也像是在说：这部书，这个人的意志，将比王朝更久，比皇权更长。
它将漂洋过海，将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将救活无数生命，并将永远提醒后世——
真理，从不在庙堂之上。
而在敢于用双脚丈量大地、用双手检验真知、用一生坚守良心的，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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