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月8日,日本众议院选举中,由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组成的执政联盟获得过半数议席。高市早苗豪赌之后,外界也开始担忧日本借由此进一步搅动东亚局势。 自上台以来,高市早苗就屡次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挑衅并背离中日政治文件。与此同时,琉球议题被舆论重新推向台前,围绕该地区地位、美军基地过重负担及其民众对战争风险担忧等问题再度获得聚焦。 1月12日至15日,全球南方学术论坛代表团赴琉球走访调研,并与“不再有冲绳战役:生命宝贵会”协会、全亚洲反对美日帝国主义宰制与侵略运动(AWC)举办“中国·冲绳交流意见交换会——构建跨越国境的和平共同体”座谈会,推动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愿景。 本文为“冲绳对话”项目发起人谷山博史在会上的演讲。其基于自己多年国际协作经历,谈到美国制造多场战争,而日本主流媒体难获真相;其还指出“中国威胁论”及高市言论的危害,呼吁各方智慧应对。观察者网整理刊载其演讲,供各位读者参考。
谷山博史在会议现场
【演讲/谷山博史】
我是谷山博史,“冲绳对话”项目的发起人。
过去34年间,我一直从事国际协助工作,其中约有12年在海外度过,长期奔走于各类现场。在这些经历中,我曾多次身处冲突与战争的第一线,因此不得不持续地追问战争的本质。
·被“制造”出来的战争
我走访过的许多战场都和美国有关:海湾战争时我在泰国;之后我又多次前往科索沃冲突、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现场,并在阿富汗常驻了约四年半。最终选择来到冲绳,与我这段阿富汗经历直接相关。
我满头白发,正是长年处于美军威胁之下的见证。我们运营的诊所曾遭到火箭弹袭击、被武装人员占据,甚至有工作人员的亲属遇害。每当发生这样的事件,我们都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应对,甚至需要将联合国也卷入进来、向美军提出抗议。
与此同时,为了保障外出行动与日常移动的安全,信息收集变得至关重要。我为自己设定了一条原则:绝不进入美军展开行动的区域。每天早晨,我们通过信息搜集与员工会议来决定当天的行动计划。经验告诉我们:接近美军,就意味着成为攻击目标。而当时直接威胁我们的部队,正是来自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就这样,冲绳与我的生命轨迹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在结束一线工作之际,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来到冲绳,并最终移居于此。
基于这些亲身经验,我想谈谈我所看到的战争的样貌。
以阿富汗为例,这场持续二十年的战争在2021年结束。它是怎样结束的?是美军败退撤离。虽然日本媒体很少这样写,但现实就是美国在无法取胜、难以持续的情况下选择了撤退。更重要的是,是由特朗普政府与一直被美国称为恐怖组织的塔利班达成协议,而当时阿富汗政府却被排除在谈判之外。结果,美军撤离后,阿富汗政府军迅速溃散,加尼政府垮台,塔利班占领全国并建立了新政权。换句话说,美国亲手抛弃了自己扶植的政府。
许多人认为,只要日本国内有美军驻扎便可安心,或在紧急情况下与美军联合作战就能转危为安。但历史一再告诉我们:最终我们将被抛弃。这是一个清醒的教训。
回顾美国在伊拉克、科索沃等地发动的战争,我结合现场信息和宏观资料反复验证,结果清晰地显示:这些都是被“制造”出来的战争,换言之,是本可以避免的战争。
然而,战争依然被发动,并且常常得到国际社会的默许甚至支持,理由被包装为“正义之战”:海湾战争如此,萨达姆·侯赛因被归入“邪恶轴心”,于是打击他被视为正当;科索沃战争也是如此,米洛舍维奇、南斯拉夫政府及其联邦被贴上“邪恶”的标签,使得“为拯救科索沃人民”而发动的空袭获得合法性;伊拉克、阿富汗也不例外,塔利班被简化为纯粹的“恶人”。
令人心寒的是,就连许多自认自由派、甚至曾参与反战运动的人,也会在我们批评这些战争时转而指责我们。这恰恰说明“正义之战”的话语何其强大。
要打破这种幻象,唯有依靠事实。然而仅凭日本的主流报纸,几乎无法获得这些事实。我们需要通过“第三世界网络”等渠道主动获取信息,而且不仅要自己获取,更要让更多人看到。我对《琉球新报》与《冲绳时报》更为认同:相比日本本土大报,它们与全球网络的连接更紧密,更能呈现世界各地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观察。包括危地马拉在内的众多议题,都应该被联系起来看待。
信息可以触发战争,因此我们必须思考如何获取真实的信息——这或许可称为一种“战争素养”。
谷山Facebook账号近日更新:“在盐川发生的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职员及机动队对抗议者实施暴力的事件。受害者是安和与盐川抗议活动的领导者,也是我的朋友。”
·两个走向令人担忧
2021年至2022年期间,“台湾有事”这一议题被持续渲染,我们也确实体会到了其中的危机感。在这种背景下,我与来自冲绳及日本本土的共13位伙伴发起了阻止“台湾有事”的“冲绳对话”项目。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们举办了5场研讨会,其中3场为国际研讨会;此外,还开展了3次子议题活动,并通过记者会等方式持续对外发布信息。我们的出发点很简单:如果政府之间不开展对话,那就由市民来进行对话。在台湾地区,我们邀请了不同立场的人士参与,不局限于某一党派,既有民进党系智库人士,也有国民党系研究者,并且还与中国大陆方面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尽管外界批评不少,但有两点成果值得肯定:
其一,与会者(包括台上发言者和台下听众)普遍认同当前最重要的是开展对话; 其二,我们重新唤起并确认了一项不容忘却的重要国际法承诺——“一个中国”。中国大陆方面将此称为“一个中国原则”,台当局则称之为“一个中国政策”。许多人此前并不了解这一点,而日本媒体也鲜少触及。如果不以此为出发点,我们根本无法真正遏止战争的发生。我认为这是相当重要的收获。
我还必须指出,“中国威胁论”的传播不容低估。近日,我一位在东京从事和平运动且非常活跃的朋友,特意选在日本的成人日,在街头以“贴纸投票”的方式,就“如何看待高市”“是否支持自卫队扩编”“如何看待‘台湾有事’”等问题与民众进行互动。结果显示,许多年轻人认为“中国可怕,因此必须为战争做准备”,甚至有人表示“我也会上战场”。这位久经锤炼的年轻和平活动者因此感到沮丧,决定当日停止行动。我认为这一情况既可怕,又严峻。
与此同时,高市关于“‘台湾有事’可能构成‘存立危机事态’”的发言,引发了中国方面一系列对抗措施;但在此过程中,高市的人气不降反升,使得其敢于冒险解散众议院、举行总选。这一走向同样令人担忧。
因此,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应对之道。强调“一个中国”等“正论”固然重要,但更需要以“太阳”而非“北风”的方式处理问题。对中国而言,提出抗议在所难免,但若一味以“北风”相向,恐怕只会推动日本进一步走向“备战”的轨道;可以以更大的智慧,采取更温暖、更有远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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