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西安事变功臣遗体被找到，亲属问了一个问题，地质学家笑了|东北军|地质学家|张学良|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一九八二年深秋，西安城东的古城墙根下，几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跟着勘探队挖掘。冷风裹挟着黄沙，吹得人睁不开眼。铲子挖到两米深时，传来一声脆响，土层里露出一片发黑的木板——现场瞬间安静下来。

带队的老兵高福洪捧起那片木屑，手有些颤。他点燃香纸，嘴里喃喃：“大哥，咱们终于把你接回家。”旁边的工作人员忙轻声劝他节哀。可一旁的地质学家却冲他摆手：“别急着难过，先量一量深度。”听到这里，高福洪忍不住问：“当年我明明只挖了一米，怎么现在要掘到两米？”地质学家笑出声来：“四十多年风沙堆积，地面抬高一米不算稀奇。”一句话，让人恍然，也让四十六年的等待在那一刻落了地。

棺盖揭开，骨骸整齐安放，胸前还留着几颗青灰色铜扣。高福洪细看那副高挑的骨架，几乎不用再验证——一米八有余的身量、三十余颗尚完好的臼齿，正是早在一九三七年被秘密处死的高福源。外人未必知道，这位只活到三十五岁的东北军少将，才是西安事变的幕后推手之一。

时间拨回到一九三五年。此时的西北，一边是张学良奉命“剿共”，一边是红军艰难长征的尾声。东北军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守在榆林桥，面对红二十五军两路夹击，整整一个上午还在顽强抵抗，下午便全军覆没。他自己右臂中弹被俘，脸上带着年轻军官惯有的倔强。谁料红军不仅包扎伤口，还请他听课、看报，讲道理。夜幕初降，警卫员给他递来热汤时，年轻的团长第一次怀疑：对面真的是“叛匪”吗？

在瓦窑堡的军官训练班，高福源读到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斗争中的地位》《红军抗日宣言》。他常常一页读罢就重翻回去，扭头对身边战友说：“论爱国，恐怕咱们差人家一大截。”三个月后，李克农来访。一句话打开了高福源的闸门：“李部长，我愿意回去劝张总，东北军该和红军并肩杀敌。”李克农点头，将他的请示迅速电呈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拍板放行，并叮嘱他“先做部队工作，逐步劝统帅”。

高福源回到部队没几天，便悄悄潜入甘泉城，找到了被围困的周祖尧营长。他提着酒壶，低声说：“老周，跟红军打，不如跟红军一道打鬼子。”周祖尧迟疑地抿口酒：“真能行？”高福源反复摆事实、讲道理，终于换来点头。随后，周祖尧派人通电红军，战场的枪声就此停歇。紧接着，王以哲在洛川见到了他；两人一拍即合，军邮袋里飞出一封封密信，直送张学良与延安。

一九三六年初春到夏，李克农两下西安，接着是周恩来与张学良的会晤。很多事后来写进了史书，可高福源的名字常被忽略。十二月十二日凌晨，西安事变爆发。十几天后，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一离开西安，就在南京将张学良软禁。少帅被夺权，东北军内部顿失主心骨，彷徨、对立随之而来。

最危险的节点出现在翌年二月。二月二日夜，西安城内枪声四起，东北军少壮派击杀了军长王以哲，酿成“二二兵变”。风声鹤唳中，高福源连夜赶赴前线，试图劝说一○五师师长刘多荃稳住军心，别让蒋介石趁隙瓦解部队。可他没料到，刘多荃对张氏早有怨气，竟暗下杀机。二月四日夜，高福源在城外被葛富春带人击毙，消息当即被封锁，只留一句“通共分子”了结。

噩耗传到北平，妻子许芝瑶抱着年幼的高本堂，拎着一口薄木棺，连夜赶往西安。守卫的副官根本不让进门：“叛徒家属，识相点。”母子俩只得循着零星线索，找到城东一座破庙里的遗体。冰冷的尸身还未僵硬，许芝瑶扑过去哭得昏厥，副官马绍周急忙相劝：“快埋了，夜长梦多。”众人连夜挖坑，一米来深，粗木箱覆上薄土。没人敢立碑，怕惹来祸端。埋好后，弟弟高福洪一步一步数着“二十四、一、二”——城垛到坟的位置，只有这个办法能记住。

嗣后战火蔓延，家人颠沛流离。河南、大后方、东北，几处漂泊，许芝瑶靠给人缝衣度日。新中国成立后，因无处申诉往事，母子仍顶着“反属”压力生活。高本堂扛麻袋、推板车，艰难谋生。母亲在一九六四年离世，临终只留下丈夫的一张便装照，“别扔，这张照片会说明他是谁。”孩子不解，却还是珍藏。

进入八十年代，一次普通的工地加班，办公室电话突然急响。沈阳市政协的王建华看着满手灰尘的中年汉子，开口便道：“中央找你很久了，你父亲是西安事变的功臣。”高本堂愣在当场，好半天才哽声问：“您说的是谁？”那天，他第一次听到父亲名字后面沉甸甸的历史。

同年十二月，在西安事变四十五周年座谈会上，高本堂拿着那张旧照，说不出话。会后，三叔高福洪告诉他一个动静：考古队在西安城墙外找到了木棺，尺寸、方位都对。可有个细节对不上——当年埋了一米，如今却在两米深处。他把疑惑一股脑告诉勘探专家。年轻的地质学家推了推眼镜，笑道：“风沙埋城，四十多年能涨一米，太正常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