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凌晨,黄浦江畔还飘着火药味,守城国民党部队彻底溃散,红星旗帜挂上外白渡桥。对许多上海市民来说,那一晚的枪声意味着旧时代的终结。可在胜利的欢呼声背后,新的考验已悄然逼近:怎样在这座拥有近六百万居民、几十万洋行职员和无数黑帮“势力”的大都市里,让战火停息、市场开张、秩序重建?

陈毅早有准备。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多年,他熟悉枪炮,却从未管理过这样一座国际都市。4月初,他在安徽蚌埠前线接到中央电令,“上海必保,全城设施寸土必争,你去当市长”,短短一句话,责任千钧。他清楚:上海和解放区的山村不同,市面停摆一日,就意味着粮食、煤炭、布匹全线脱销,百姓日子过不下去。

于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先遣队”被悄悄组建。成员大多出自北平、哈尔滨等地的接管经验队伍,人人身背《上海城市调查册》和《工商业登记表》。驻镇江的筹备会议上,陈毅三句话定下基调:不扫荡、不打砸、不扰民。尤其是第一条——坚决不用重炮,保护石库门和机器设备,“哪怕多牺牲几个连,也要给上海留下一座完整的城市。”这句话后来被无数老上海口口相传。

到7月,上海市政府机关在原跑马厅正式挂牌,原本囤积居奇的米商、布行也陆续复市。市面刚刚喘过气,一场“意外”却在入城大典上发生。7月14日上午九点,数万名市民涌向南京路。铿锵的军号声里,英姿飒爽的新四军将士排成长龙,正准备接受检阅。忽然,一阵汽笛声生硬地撕开喜庆气氛,一辆漆着星条旗徽章的黑色轿车冲破人群,轮胎与石板路摩擦出刺耳噪音,险些撞倒几名儿童。

负责警戒的交通员赶上前时,司机仍把脚死死踩在油门上。车窗摇下,一个戴墨镜、叼雪茄的高鼻梁男子用生硬的中文嚷道:“快让开!美国领事馆公务!”周围群众义愤填膺,纷纷怒斥。军管会执勤人员当即示意拦截,将车一圈围住。两分钟后,汽车被带离现场,庆典继续。热情的掌声又响了起来,可风波已经酝酿。

不到半小时,淮海中路市政府二楼灯火通明。值班秘书急匆匆跑进办公室,“市长同志,有个自称美国副领事的司机闯了队列,已经扣下。”陈毅正低头审核《粮米调配方案》,闻言抬起头,眉头一紧。“领事?管他谁!抓起来再说!”话音未落,又补一句,“按中国法律办,别客气。”

闯关者名叫威廉·欧立夫,34岁,前年随美国驻沪总领事馆来华。国民党时期的治外法权早把他宠坏,惯性使然,他认定红旗再多,也挡不住他轿车的路。被带到市公安局后,他依旧嚣张:“你们犯大忌!快叫你们长官来,道歉放人!”审讯员记录在案,不动声色。

事发当晚,几名美国领馆人员提着文件匆匆上门交涉,语气依旧高高在上,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市政府答复极简:上海已是人民城市,一切依法律办。第二天,《解放日报》头版刊出《美副领事车闯庆典被扣》一讯,旋即传遍大街小巷。长乐路茶馆里议论纷纷,“洋大人这回碰钉子啰!”很多老人说起租界时代的辱国往事,脸上写满畅快。

事态很快迎来拐点。华东军政委员会发布公告:欧立夫因严重违反交通管制,危及市民安全,处以拘留十五日,罚款国币五百万元,并赔偿公共设施损失。美国领馆几番斡旋,皆以失败告终。圈内传言,若再纠缠,或将逐其出境。最终,欧立夫灰头土脸地递交了道歉信,“本人不熟悉新政权法规,冒犯中国军民,深感懊悔。”署名潦草,却字字无奈。

有意思的是,欧立夫的“认错书”很快被贴到南京路口示众,路过的工人停下脚步啧啧称奇:“洋鬼子也得守规矩。”这句街谈巷议,在那个夏天成了最火的口头禅。就连《密勒氏评论报》都罕见发表短评,承认“新当局对治安的迅捷反应令人赞叹”。

回到市政府,陈毅却没时间得意。钢厂停电、纺织原料短缺、外汇枯竭,每一件都是硬骨头。为了稳住汇率,他批准临时发行“金圆券代用凭证”,又邀请荣毅仁等民族资本家施以援手。短短三月,日开工率已破五成。市民陆续重返车间码头,弄堂里再次飘出油条香味。

与此同时,旧帮会也在蠢动。青帮头面人物杜月笙远遁香港,可遗留势力仍然暗中操控码头、赌场。公安局连夜出动,分批收网,先后拘捕千余名恶霸,至年底,上海夜行不再胆战心惊。这一番雷霆手段,让外人惊呼“陈青天”。

不得不说,上海解放后的数月,是军政结合的经典范例。枪杆子守住了城市,政策盘活了经济,法律则守住了尊严。欧立夫事件只是其中一幕,却足够说明一个事实——旧日的“治外法权”到此为止。信号发出后,法租界旧警务处、英美烟草公司等外籍机构纷纷主动补办执照,照章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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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春,南京路霓虹再亮,电车重新上轨。那夜,陈毅出门巡市,站在人声鼎沸的十字路口,轻声念了句:“上海活过来了。”陪同的警备司令张承先笑着回敬:“还得好好活下去。”两人相视点头,灯火映得军装与便服一样鲜明。

直到今天,外白渡桥下依旧车流不息。人们或许记不起欧立夫,但谁都知道,那年夏天,上海第一次用自己的法律告诉世界:这是一座属于人民的城市,任何人都别想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