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6日深夜，长江江风掠过武汉码头，刚从刘丰那里听完一段“最高层谈话”的李作鹏站在甲板，沉默良久。他随身带着的军用公文包在灯光下隐约可见，里面那份刚刚记录的密报让他感到沉甸甸的压力。不到三小时，他登上军机飞北京。机舱里，他对副官低声提醒一句：“这事得跟黄总长说，但别外泄。”短短十个字，为他日后的漫长诉讼埋下了引线。
时间一晃来到1980年11月20日，北京正义路1号的特别法庭外，凛冽寒风卷着石狮子台阶上的落叶。15时整，钟声响起，李作鹏第一次以被告人身份站上那块狭小的席位。距汉口之夜整整九年零两个多月，他的头发已花白，仍旧挺直腰板。当日法庭主要围绕起诉书前40条内容调查，程序按部就班，却没有太多波澜。
五天之后的11月25日，场面突然紧张。公诉方把矛头对准起诉书第41条——“告密”。黄火青的声音高亢：“被告人擅自向黄永胜泄露主席重要谈话，主观上存有告密动机。”坐在对面，李作鹏只是抿嘴。他很清楚，这一条若坐实，刑期将大幅增加。
有意思的是，当审判员向他提问“为何要向黄永胜转述”时，他把语速放低：“黄永胜是总长，我是副总长，通气属职务需要。”答复略显平淡，却暗含“职责”二字。此时辩护人苏惠渔忽然举手，再次抛出同一句话：“请再说明当时的真实动机。”外人不明所以，行家却看出这是在给被告一个补刀与补救的机会。李作鹏不失时机添上一句：“我还叮嘱他，别告诉叶群和吴法宪。”这一句，后来成了撬开“告密”指控的关键支点。
庭审暂停后，法官组内部讨论时流露出疑虑：李作鹏与黄永胜陈述不一，究竟谁说真话？于是调查继续拖延，到12月初案卷才整理完毕。就在这一空档，伍修权副庭长获悉李作鹏日夜伏案，写所谓“最后陈述”，而且行迹颇为神秘。老战友的火爆脾气他深知，生怕开庭那天节外生枝，便托张思之、苏惠渔去复兴医院探底。
医院探视那场对话至今仍让张思之感到戏剧性。他刚表明来意，病床上的李作鹏突然把手按在棉袄胸口，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把材料缝在这里了，谁也拿不走。”张、苏对视片刻，心里都有数——底数摸不成了。两人无功而返，只好等开庭再看风向。
12月22日下午，第二审判庭大门一开，围观者一下安静下来。李作鹏拄着拐杖走向被告席，随手从棉袄里抽出一叠稿纸，字迹浓重，约五六千字。他坚持自己朗读，法庭内回声微微发颤。读到第三页，面色发白，呼吸急促。旁边医务人员立刻推来氧气瓶。伍修权压低声音劝：“身体要紧，稿子交给书记员，我们会看。”李作鹏摆手：“我要念完。”说罢闭目吸氧，五分钟后重新扶着栏杆，继续向前。
短短三十分钟，他心脏突发两次，每次休庭二十多分钟。观众席上能听到急促倒吸气声，也有人在暗暗掐表。第三次发作时，他额角汗珠滚落。休息间隙，他轻声对医生嘟囔：“这关过不了，后面事情更麻烦。”氧气管刚摘下，他又回到麦克风前。整个陈述持续近两小时，直到暮色降临。
辩论焦点仍旧落在“告密”。他质问黄永胜证言“含糊、赖账”；张思之随后补充，从职务链条、时间节点、谈话人称三条反驳公诉方“主观故意”认定。不得不说，这一轮攻防使得审判长对“告密”条款态度趋向谨慎。旁听席里不少法律工作者暗暗感叹：老将军在关键一役里又顽强扳回一局。
1981年1月25日，特别法庭宣判：李作鹏以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等罪名，被判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因自1971年已被隔离审查近十年，最终需再服刑七年。消息传出，各方反应不一，而他自己听完判决，并无太多表情，只是向法庭鞠了一躬。
秦城监狱内，他因心脏病免除体力劳动，单间居住，两菜一汤供给稳定。每天固定时段可看电视、读报。图书管理员回忆，李作鹏最常借阅的是《拿破仑传》《朱德选集》一类军事人物传记。闲暇时，他会练毛笔字，偏爱“颜体”，自评“横平竖直，像舰队列阵”。
1983年起，家属探视通道开通，妻子董其采带着孩子几次前来，送来自家腌制的酱鸭、咸菜。他见到孙辈时，脸上才露点柔和。那年秋天，他致信海军党委，请求把个人旧物交给子女，一是自己用度方便，二也想帮孩子们减轻生活压力。信尾落款依旧写着“海军强大”四字，笔迹刚劲。
随政策调整，他后来获准保外就医。每月生活费三百五十余元，和1955年授衔时基本持平。他对友人说：“过去350元能买43瓶茅台，如今只够一瓶，可喝酒不是最要紧的，能自由看看书，已算天大福气。”保外期间，他写下约百万字回忆录，记录自井冈山起直到“文革”结束的种种节点。底稿散见于子女手中，未曾公开。
2009年1月3日7时30分，李作鹏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翻阅档案，他的名字同时出现在“抗日英雄”“十七年刑期”两行记录里，经历复杂而又典型——从战场转入法庭，命运的曲线最终止于一纸死亡医学证明书。李作鹏走完了自己的95个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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