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0月，炮火尚未完全散去，福建前线指挥部内灯火通明。作战图上，参谋们忙着补画新的火线，负责统筹的中将王尚荣把尺子往桌上一放，只说了三个字：“打到点。”此役结束，他的沉稳给前线留下深刻印象，也让总参内部对这位42岁的作战部副部长多了几分期待。
金门炮战只是他漫长参谋生涯的一段插曲。自1952年调入总参作战部，他像一台精密仪器，日日与数据、线路、敌情打交道。朝鲜停战谈判期间，他熬了十二个通宵推演最后一轮方案；1959年西藏平叛，他在地下指挥所用电话反复校准炮兵射界；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他提出的侧翼穿插令对手措手不及。外界只看到战报，却未必知道那张泛黄的作战表背后写着“方案十四-A”。有人打趣，这位四川籍中将最熟悉的不是家乡火锅而是地图。
作战部部长的位置他坐了整整三年，直到1965年12月的一天，总参三楼会议室里气氛忽然变得微妙。刚接任代总长的杨成武把文件递过去，轻声道：“老王，把担子挑起来，我们并肩干。”这是个再明确不过的暗示——副总长。会议纪录没写“任命”，只写“分管作战、情报、通信等项工作”，属于典型的“内定”模式。
当时总参副总长皆清一色上将，张爱萍主抓国防科委，张宗逊负责训练，李天佑手里有十来个局处，杨勇还兼着北京军区司令。王尚荣虽资历不浅，却“只是”中将。惯例摆在那儿：粟裕、陈赓、黄克诚都是大将，许世友、邓华、韩先楚也是响当当的上将。中将坐进副总长椅子，台阶似乎少了一截。于是命令迟迟未发，成了“先干后批”。
李天佑身体每况愈下，气管炎让他一开会就咳，杨成武急需一位能顶得住高强度协调的干将。王尚荣无疑合适。作战、测绘、情报、机要……他样样精通，甚至能在兵棋推演里抓住对手漏洞。可命令始终没有落款。原因并不复杂：高级将领序列的排序、军衔层级的规矩，谁都不敢随意突破。
1966年春，风向骤变，组织原则一夜之间模糊。几个月后，杨成武与王尚荣双双“靠边”，作战部的灯光暗了大半。那些厚厚的计划案被草纸包好塞进保险柜。有人惋惜：“这回怕是没戏了。”王尚荣只是笑笑。六年间，他养成凌晨四点起床的习惯，照样读敌军年鉴、抄卫星过境时刻表，生怕手生。
1971年起，用人标准出现反差。吴法宪、李作鹏等大校、中将相继当上副总长，军衔壁垒被打破。消息传到成都休养所，老部下问他怎么看。王尚荣摆摆手：“路不会断，时间问题。”语气平静得像在讨论午饭主食。
1974年2月，中央决定调整总参班子，新文件上第一次出现了“王尚荣，副总参谋长”，按年满六十一岁的资历排位，仍分管作战。回京的那天，杨成武从机场接他，两人握手时间很长。杨笑道：“这回是白纸黑字啦！”短短一句，把九年悬念写成了句点。
随后十一年，他主持过“七六”导弹远程试射计划，审核过南疆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样板推演，1985年完成最后一份《战略反突击预案》后退居二线。对外公开的报道不多，他自己更从不提那段“内定”经历。1977年一次内部回忆会上，工作人员追问，他只抛下一句：“岗位在，人就得顶；文件在，人就得守。”
1988年正式离休的仪式极为简单，他拒绝鲜花与宴席，只带走那本两厘米厚的作战日记。有人翻看，第一页写着1952年8月调令，末页停在1985年7月。字迹由劲到稳，岁月浸透。倘若把时间拉长再看，那份“先干后批”的白纸，恰恰标注了新中国军事指挥体系从严格资历到侧重能力的微妙过渡，也映照出一代参谋对职责的执念与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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