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二日凌晨，华北某雷达站的绿色荧屏上忽然爬出一个光点。它不走常规航线，也不回应呼叫，海拔却直逼两万米。值班军官皱紧了眉，几分钟后，电报飞向北京空军指挥部——“高空不明漂浮物正在由西北向东南飘移”。
这种“漂浮物”并非寻常气象探空气球。测得的反射截面积显示它的体型堪比小型客机，但雷达回波却极其微弱，说明外层材料经过了特殊处理。负责技术判读的工程师惊呼：“像极了此前传闻中的美制高空侦察球！”他把数据送至总参，随即军委机关彻夜灯火通明。
外部的风向数据给出答案——来自蒙古高原的西北气流正在减弱，气球正缓慢下降，预计两天内进入渤海湾。如果让它飘回公海，一切证据便会随气流远遁。这一刻，中央一号加急件送至中南海。周恩来总理看完材料，只说了一句：“必须打下来。”
空军司令部召集临时会议，赵宝桐少将的名字第一个被点到。这位在抗美援朝中三次击落F-86的老飞虎，时任某航空学校校长，熟悉高空作战特性。会场里，参谋汇报：“目标升限两万一千米，我军歼-6改进型理论升限一万九千米，硬冲有失速危险。”赵宝桐沉吟片刻：“先侦察，再定战术。”
14日拂晓，四架侦察机轮番升空试探。飞行员们发现气球直径十五米左右，高度飘忽不定，且表面涂层反射率极低，瞄准镜里只剩一个淡淡光点。更麻烦的是，它携带的摄影吊舱疑似高速旋转，为拍摄补偿，这让判定有效射距变得极为困难。
有人提出用地空导弹，但射高不足；有人建议用炮弹近炸引信，可碎片密度无法保证。赵宝桐摇头：“气球皮囊薄如蝉翼，冲击波都未必破掉它，必须贴近射击。”风险随之而来——一旦弹片刺破气囊，五层复合薄膜撕裂，残骸和支架会像巨网一样包住攻击机。
十五日清晨九时整，目标进入河北某地上空。塔台下达起飞口令，四架歼-6依次蹿升。首位出击的机组按照原方案在一千一百米距离上开炮，火光乍现，空中却只留下些无力的黑烟。十分钟后，第二架上阵，依旧无果。回到机场时，两名飞行员摘下氧气面罩，苦笑着说：“像打幽灵。”
第三个起飞的，正是年仅二十五岁的少尉飞行员董培。他曾是赵宝桐得意门生，平日以“胆大心细”著称。短短爬升后，他在耳机里听到地面的提示：“保持既定距离！”董培只回答了一个字：“明白。”随后压杆、俯冲、拉起，他决定靠得更近。副座急了：“这样太冒险！”董培咬牙：“非得试试。”
歼-6引擎在稀薄空气中发出凄厉啸声，指针逼近极限。距离缩短至六百米，瞄准环终于完整地套住了那颗银白色目标。董培再推杆，四百五十米，心脏怦然而跳。他低声吼道：“打！”三发炮弹连珠而出，火舌在万米高空绽开。下一秒，银球破裂，大片白色薄膜翻卷，像一条被切碎的巨龙。
撤离才是生死考验。残片在气流中翻飞，密如蛛网。董培猛推油门，一记俯冲躲出缠绕区，座舱警报灯闪烁，发动机已吸入碎屑，他强压操纵杆，凭经验反推力矩，最终在外场迫降。滑出跑道那刻，他才发现双手还在微微颤抖。
消息传回北京，周恩来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告诉同志们，打得好！”军委随即向全军通报此战：敌侦察气球被击毁，无一己方伤亡。董培因“勇敢机智、战果显著”受到通报表扬，但作战细节被列为绝密，公开报道仅写下一行：空军某部圆满完成防空任务。
事后技术人员在河北平原找到了部分残骸。镜头焦距超长，胶片宽幅足以拍清苏联机场跑道标识；电池仓留有美制序列号，间谍身份坐实。更令人诧异的是，控制模块竟设有自毁炸药，只因撞击时受损失效，才保住了证据。
美方对事件保持沉默，但内部文件后来解密显示，那只气球原定路线是从西伯利亚南下，依靠高空气流穿越中国北方后向太平洋飘移，再由舰艇在公海回收。一次气流偏差，竟把它送进了人民空军的瞄准线。偶然与必然，就这样决定了它的命运。
多年后，董培退役返乡，在柳州担任航空科普顾问。他常对孩子们说：“天空没有绝对的禁区，只有不懈的守护。”简单一句，却是从生死边缘换来的箴言。
那枚穿孔累累的气球残片，如今静卧在军事博物馆的玻璃柜里。参观者或许只当它是一段冷战轶事，然而在1974年的春天，它曾是一次关乎国土安全的试炼，也是我空军技术与意志的双重考卷。历史没有喧哗，只留下低沉而清晰的回响——在守护蓝天这件事上，任何松懈都可能付出沉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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