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初夏的一个清晨,北京城刚现鱼肚白,西直门外的玉河岸边已立着一位中年军人。他的外套拉链没合,袖口却熨得笔挺。有人认出他是时任海军某机关领导周希汉,却更感兴趣他手中那根罗汉竹鱼竿。随行的小男孩不时把脚尖探进河水里,吹着口哨。后来证明,这个孩子就是周抗援。父子第一次结伴钓鱼的画面,自此牢牢嵌进了他的记忆。
时间往前推八年,1951年,抗美援朝第二个冬季,周家添了第四个儿子。名字取作“抗援”,既纪念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也寄望男孩心怀大义。小孩不懂深意,却在长大后一次又一次被名字提醒:别光考虑自己。
进入困难时期,细粮凭票,肉更难见。五个孩子排排坐,人人眼巴巴盯着锅里的玉米糊。偏偏父亲指标高于常人,分到的白面馒头要诱人得多。可周希汉经常把馒头剖开,递到孩子手里,自己捞几根咸菜下粥。一旁的警卫员暗暗咂舌,周抗援却惯以为常。饭后父亲擦擦嘴角,轻描淡写一句:“男娃长身体,别饿坏了。”
1961年,老战友支招——院里能否养头猪?说干就干,一只黑白花小猪被抱进周家后院。猪吃食杂,粮票不够,就添菜叶、泔水。四处忙碌的军人周希汉,晚间还要挽袖清理猪圈,肩章和泥点同在,一点也不违和。猪长到百来斤,正值中秋。孩子们盘算着煎排骨、炖红烧。刀起肉落,父亲却把大半块分装进报纸袋,亲自提去机关食堂,“给战士们加个菜”。剩下的只是下水和骨头。看着一桌清汤,老炊事员嘀咕:“赔钱赚吆喝。”周抗援附和,被父亲凌厉的目光制止。那目光不带怒火,却让人羞愧难当。
1968年,知青潮起。海军机关把报名表发到各家,周希汉替孩子们一股脑填好,目的地写山西汾西。夜里灯泡昏黄,他和周抗援促膝谈心,足足讲了六个钟头:什么是劳动,什么是群众,什么是锻炼。少年硬是靠打水井的粗活悟出了“土里刨食”的滋味。翌年冬末,空军到村里招飞行勤务兵,周抗援报名通过。消息传到北京,周希汉抖落笔帽,在小笔记本扉页写下十六个字:继承传统,艰苦奋斗,学习毛泽东思想,做雷锋式战士。
父子通信,自此成为约定。每月一信,字迹整齐,短句居多。信里问得细:起床号响几次?班长教的操典背熟了吗?偶尔也有严厉批注——“粗心、应改”。后来孩子们才发现,五兄妹收到的信字数几乎一样。原来,父亲并无偏爱,只是责任均分。那几年,机关灯光常亮到深夜,本已病体的周希汉仍要把日记、文件、家信逐一处理。
1973年,胃癌手术让他暴瘦十几斤。医生建议多到户外,心情平稳了病体才有底气。于是钓鱼成了最合适的“慢动作”。但他看不上店里现成竿,偏要自己去鼓山挑罗汉竹,请竹器师傅打磨,竹节处还刻着细细防滑纹。成本低,却透着军人工匠气。
1978年暑期,周抗援请假陪父亲赴杭州海军疗养院。钱塘江潮声不息,岸边草木生意盎然。刚抛下钩不过三刻,周抗援的漂猛地沉了下去。大鱼冲锋,水面炸开白浪,他成功溜了近二十分钟,拉上来一称——四十多斤的鲭鱼,惹得看热闹的疗养员一阵哇声。还没坐稳,又见父亲的竹竿弯成月牙。老人脸色苍白,却咬紧牙关。江风吹着军帽,竹竿与鱼线发出“吱吱”声。三十多分钟后,一个更庞大的身影被拖过船舷——五十八斤,刷新院内纪录。院长兴奋地说:“罗总长留下的52斤老纪录被打破啦!”
围观的人都喊着拍照留念,周希汉只剪下一片硬如瓦片的鱼鳞。周抗援琢磨:大鱼该真空包装,带回北京孝敬母亲。父亲却摇头:“空勤灶的飞行员久吃冻鱼,这鲜货更适合他们。”说罢,他自掏船费,把鱼送去后厨,连称呼都没留。院长握手致谢,老人笑答:“得鱼甚于食鱼美。”一句古语,风轻云淡。
鱼鳞带回北京,用透明纸封住,躺在秘书处抽屉。几年后一纸讣告传来——1980年5月11日凌晨,周希汉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六十四岁。整理遗物时,罗汉竹鱼竿整齐立在墙角,鱼线完好,竿把磨得锃亮,握上去仍有温度。周抗援把它带走,规矩地上了油,一年也就用上一两回,却从未舍得换新。
细想,这根竹竿见证了父亲的一生:南征北战时它是枪杆的延伸,和平岁月里它又化作平淡生活的象征。鱼竿不贵,鱼鳞也不值钱,真正沉甸甸的,是那份“想到别人再想到自己”的老传统。如今再有人问起老人钓鱼的往事,周抗援总会摸摸竿把,轻声一句:“他只留下了一片鱼鳞,可那足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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