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那个寒冬腊月,黎平那边的会刚散场。

黄平老城东边有一片橘子林,两道身影正坐在里头,眉头紧锁,显得心事重重。

这二位来头不小,一位是人称“红色教授”的张闻天,另一位是握着军权的王稼祥。

两人越聊越投机,最后拍板定了个调子,这话后来在队伍里传开了:

“打仗这事儿,还得看毛泽东同志的,他脑子活,比咱们强,咱们是真带不动了,得请他出山。”

这场“橘林夜话”分量太重了,绝对能写进史书。

这可不是闲磕牙,其实是党内两个大人物在悄悄“站队”,为接下来的大事儿——换把手——铺路。

为啥非换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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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烂账,底下的兵比谁都清楚。

那时候中央红军刚在湘江边上吃了大亏,人折了一多半,血流成河。

可坐在大帐里发号施令的是谁呢?

年仅24岁、顶着“布尔什维克”帽子起家的博古,旁边还站着个洋顾问李德,压根不懂中国的水土。

这俩人的指挥路数死板得很:莫斯科咋说咱咋办,非得跟人家硬碰硬,搞正规战,说是要把敌人挡在国门外头。

折腾了一年,包围圈没打破,地盘反倒打没了。

长征一开始,更是搞成了“大搬家”,把队伍累得半死不活。

到了通道开会,毛泽东急了,死活劝大家别往湘西那个大口袋里钻,改道去贵州,那边敌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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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博古一百个不愿意,可大伙儿心里明镜似的,都站到了毛泽东这边。

人心所向,这就变了。

1935年1月5号晚上,大雨瓢泼,红一军团那边的红六团疯了似地往前插,目标遵义。

上面的死命令是“必须拿下”,总参谋长刘伯承湿衣服都顾不上烤,直接指挥攻城。

1月7号天刚亮,遵义就姓红了。

城里的黔军就是一群乌合之众,除了被打死的和缴械的,剩下的全从北门抹油跑了。

仗打得漂亮,可大伙儿心里有数,真正的硬仗在谈判桌上。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遵义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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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大伙都熟:领导班子动了大手术,毛泽东进了常委,博古、李德手里的指挥棒被收缴了,以后打仗听朱德、周恩来的,周恩来拍板算数。

面上看是稳住了,可博古心里那个疙瘩是一点没解开。

他憋屈啊,自己明明是照着国际路线走的,咋就错了?

那个搞“土法子”的毛泽东,凭啥就比自己高明?

没过多久,土城战役一打响,这股情绪就炸了。

1月19号,红军往土城走,毛泽东打算在那儿给屁股后面的川军郭勋祺部来个“包饺子”。

这是他复出后的头一炮。

谁知情报也是坑爹,以为对面就四个团六千来人,一交手才发现,好家伙,六个团一万多号人,还全是硬茬子。

这仗红军吃了瘪,只能撤。

博古一看机会来了,酸溜溜地甩出一句:“看来,你那个狭隘经验论也不灵嘛。”

这话听着刺耳,其实说明高层对“到底听谁的”还有分歧。

想当核心,光靠举手不行,得拿胜仗说话,还得看谁对自己认识得清。

关键时刻,还得看周恩来。

作为当时军事上的最终拍板人,他在处理“博古心结”这事上,那是相当有水平。

2月5号,队伍走到川滇黔交界的“鸡鸣三省”,中央定了,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这就叫“博洛交权”。

为了让博古顺过气来,周恩来特意找他谈了一次心,那是真掏心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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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这话,把什么是“帅”,什么是“将”,剖析得透透的:

“咱们党得找个懂农村、懂打仗的人来掌舵。

我虽说一直搞军事,但我心里有数,我不行。

你博古是有才,可不懂带兵,那是硬伤。

咱俩都是干具体活儿的料,当不了统帅。”

紧接着,周恩来给他摆事实讲道理:

“毛泽东搞农运有一手,井冈山那是实打实杀出来的经验,游击战、运动战玩得溜,正适合现在的局面,人家那是帅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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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那个讲话不检讨军事错误,得罪人太多…

对毛泽东,咱得看大局,为了打败蒋介石,以前的恩怨就翻篇吧。”

这番话,硬是把博古说通了,也给红军确立真核心扫平了路。

可真正的鬼门关,往往在最想不到的时候出现。

1935年3月,前指设在苟坝。

林彪发来电报,想啃打鼓新场这块骨头。

这诱惑太大了,那是个富得流油的土围子,打下来给养就不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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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一表决,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让人举手。

结果呢?

一边倒——除了毛泽东反对,其他人都嚷嚷着要打。

按规矩“少数服从多数”,这仗是板上钉钉了。

毛泽东急眼了,别人光看见肥肉,他看见了陷阱:打鼓新场旁边趴着滇军主力,一旦啃不下来,红军就被包了圆,在这巴掌大的地方,那就全完了。

他甚至拿辞职当筹码,可大伙儿还是通过了作战计划。

要就这么睡了,红军的历史估计得重写。

那天半夜,毛泽东提着盏马灯,深一脚浅一脚走在黑漆漆的山路上,敲开了周恩来的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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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摆资格,而是摊开地图和情报,跟周恩来又算了一遍细账:滇军在哪蹲着,黔军怎么动,咱们要啃的是铁板还是肥肉,只有多长时间能跑。

周恩来听进去了。

他明白,战场上瞬息万变,真理有时候就在一个人手里,死守“少数服从多数”,那是拿全军的命开玩笑。

第二天一大早,继续开会。

周恩来力排众议,把大家的念头给按下了。

后来的情报证明,那天敌军确实布好了口袋,就等红军往里跳。

苟坝这一架吵得值,直接把红军的决策机制给升级了。

3月11号,按毛泽东的提议,成立了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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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意味着,红军跟博古时代那种死板教条彻底拜拜了,也不用事事都开大会吵架了。

虽说名义上最后拍板的还是周恩来,但他那天深夜的长谈和后来的让贤,实际上把毛泽东推到了核心位置。

从黎平橘子林里的悄悄话,到遵义的桌上交锋,再到苟坝深夜的那盏马灯。

这一路走过来,红军不光换了个领头人,更是换了一套活下来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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