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仲夏，粤北的山风混着稻香吹过江面，59岁的张闻天拄着一根竹杖，在田埂上仔细询问乡亲们的收成。那时的他已是一名“专职研究员”，没了以往叱咤风云的官衔，却照旧把民情笔录得密密匝匝。傍晚归来，他把汗湿的笔记本翻到新页，写下一行小字：“不摸到泥土，何谈治理国家。”
从延安时期的“明灯”，到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沉默者”，张闻天的人生轨迹像被骤然扳折的铁轨，精力却依旧燃烧。他坚信，党员没有休眠的权利，无论身在何处，都该对国家负责。遗憾的是，外界的误解与猜忌如影随形，调查报告送上去，批示却迟迟不来，甚至在研究所内部都难找到评议者。刘英看着他埋头推敲数据，忍不住问一句：“这么折腾，值吗？”张闻天只是笑，指指书桌：“留着，总有人会看见。”
时间往回拨到1959年7月庐山。当年50岁的他，在会上支持彭德怀的意见，提出要实事求是地检讨“大跃进”中的偏差。言辞平和，却触及敏感神经，批判声浪随后而至。外交部副部长的头衔被撤，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名存实亡。闲置的日子里，他曾试探性地找过邓小平、刘少奇，希望改做经济或国际课题，结果都是“再等等”的口径。张闻天把失落压进书页，用俄文重读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夜深灯光透过窗棂，楼道里常能听见沙沙翻页声。
1969年10月，肇庆江畔。政治风暴正急，张闻天被“疏散”到岭南，工资停发，只剩微薄生活费。院子里杂草疯长，他蹲下把草薅净，随手把废纸揉成团点燃，驱赶湿气。邻居常目睹他靠在篱笆上眺望江面，嘴里念着俄文警句。那一年，他写下《社会主义建设若干思考》手稿，用铅笔改了又改，却无处发表。刘英担心：“这些东西别落入外人手里。”他摆摆手：“真理没什么可怕。”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中央气氛微变。张闻天给中组部写信，提出恢复组织关系。翌年批文到肇庆，只字未提返京，倒是补发了工资。领到厚厚一叠薪酬，他把票子推向妻子：“先算党费。”刘英哭笑不得：“家里也得吃饭呀。”他笑：“先交份心意，剩下再说。”这种近乎固执的严谨，贯穿一生。
1974年初春，周恩来得知张闻天仍未参加党内活动，当面询问汪东兴，迅速补传毛主席指示——允许张闻天夫妇参加地方党委生活。批文到手，他干劲陡增，先后跑遍广东11家工矿企业。两个月后，再次致信最高层，表达回京或外出学习的愿望，可惜信件石沉大海。此后不久，他携家迁往无锡，选择在太湖之滨度过余生。
无锡的日子相对安稳。地方政府安排了小楼，子女假期常回来，院里桂花极香。可身体却撑不住了。1976年初，周恩来病逝，噩耗传到无锡，张闻天心口剧痛，长叹一声：“周总理走了，大局难料。”医生诊断为严重心律失常，嘱咐静养。数月反复发作后，他预感来日无多。
同年7月初的一天凌晨，屋外蝉鸣聒噪，他握住刘英的手，声音极轻：“把补发的薪水和存款全部交党组织，留个凭据。”刘英红了眼眶：“咱们相伴半辈子，你还信不过我？”他摇头：“不是不信，是怕将来有人问起，有字据更稳妥。”于是刘英提笔写下保证，姓名潇洒落款，纸页夹进日记本。
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55周年纪念日。清晨五点多，他躺在病榻上，忽轻声自语：“这么多年无工可做，愧对党。”刘英俯身：“又不是你不干。”话音未落，呼吸已微弱。7时54分，医生宣布心脏停止。院子里的桂花刚开，香气混杂夏雨，一同浸入屋内。
丧事从简，遗体在无锡火化。骨灰盒被安放前，刘英把那张“保证书”折成四方，郑重交给市委工作人员。这件小事，后来在中央专案材料里留下了清晰记录。
1977年之后，形势逐渐转圜。王震数次提到张闻天留下的大量手稿，叮嘱刘英务必保存。她仍担忧，便把部分珍贵底稿交给王震封存。1980年秋，三卷本《张闻天文稿》排版付印，许多在庐山会议被斥为“右倾”的观点，此刻看去，背后是缜密调研与良苦用心。
1985年，张闻天诞辰85周年，《张闻天选集》正式出版。同年，中央补办追悼仪式，悼词写道：“张闻天同志坚持真理，忠于党的事业。”这一评价虽然来得迟，却把他与党组织之间那份质朴的信任原样归还。
有人回忆起那张小小的“保证书”，不禁感慨：在政治命运多舛的年代，张闻天依旧用最普通的方式守住党员本色。对他而言，交纳最后一次党费并非仪式，而是一份可以安枕的承诺。言辞朴素，却像延安窑洞里那盏煤油灯，微弱，却始终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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