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犯人偷胡萝卜和土豆不仅是在犯人中得人心而已，我还得争取监狱管理人员的信任。每次监狱长把我们集合在院子里总有原因，通常是需要会这样那样手艺的人。他会把我们集合起来："你们当中谁会干水泥活？"
无论他需要什么样的手艺人，我总是第一个举手。我之所以举手是因为我能因此离开牢房多得到一点自由。
这次他正好要找人干水泥活，也没有具体讲什么，我当然自愿提供服务。
"散会到我办公室来。"他给我下令。
其他人都回了牢房，我被带到他的办公室。
一进办公室他就说："我们上级决定不能让这地方老这么不像话。应该把监狱正门整修一下，要让这监狱看起来就像是改造思想的学校。我们需要一个标志。我在大城市里看到过，用水泥铸成字，固定到墙上，但不能让墙倒了。"他接着说："你需要些什么材料？需要什么，说话。"
我答道："我需要水泥，还需要盐。"（他们在食物中放的盐很少，以防我们脚肿，所以盐是珍贵物品。)
"盐，还有油漆。我们得给字涂上油漆，那样就好看，还需要些油灰。"
我把所需的材料都列出来给他，他听得很专心。
"我还需要新鲜的猪血。"
"干吗用？"他问。
"掺进油漆里，那样油漆涂到水泥上就不会掉下来。"我答道。
"有必要吗？"
"有，那是传统做法，是专业油漆匠们传下来的。"
这还真不全是瞎话。
"还有就是一个小火炉，用来加温。和水泥的时候温度太低水泥就容易开裂。掺进一些温水就能防止水泥开裂。"那是一九七 O 年一二月份，当时天气很冷。
"这些都容易办到。"他说。
"还有，还需要一些砖头。油漆里还得加进一些砖灰，用砖头摩擦掉下来的灰。用这几样材料调制的油漆黏度就很高。"
他问我哪里可以买到砖灰。我说："买是买不着，不过你这儿有许多人手可以自己做，不是什么重活儿，两个女号就能对付。"
"好吧。"他做了记录。"还有什么？"
我说了最后一个要求："纸，大张的纸，铅笔、橡皮、尺子。先得把字写出来。"
他满足了我所有的要求。
我得承认，有两位女性在场干起活儿来就是不一样。我们都很久没看到异性了。监狱长不放心男犯人，女犯人就好得多。我知道如果我强调磨砖灰的工作女的都能对付，他就会让女犯人来帮我。
我们就这么开始了。我把铅笔断成两截，两头都削尖。每支铅笔就有四个笔头，我自己藏了三支，在监狱里铅笔是很有用的。相比我自己制作墨水的过程，这真是太方便了。
那两位来帮我的姑娘都乐，问我："是真的吗？你真的需要·……"
我说："当然是真的。"
她们就开始磨砖。
炉子生了火，烧着水。有了热水，那简直就是帝王般的生活了。
接着水泥来了。最后是猪血。猪血上出了点问题。猪血得在清早从屠夫那里直接运来。
第一次拿来后，我说："对不起，这不够新鲜，猪血已经结块了。我需要最新鲜的。"我把这些猪血留下了，加了盐煮了汤，和那两位女犯一起分享，味道很好。
我是从另一位犯人那里学到制作水泥的技术。他是位专业的泥瓦匠。他惧怕当官的，所以不敢自愿报名。
"请你把所有的诀窍都教给我。"我向他讨教，他同意了。
他们要求我做八个字："现成的。林副主席的指示：'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是，是。"我们便开始写这几个字。
这差不多花了一个星期，因为我在那里拖时间。
有一天监狱长来了，"怎么样了，做完没有？"
"做完了。"我答道，"不过我有个问题，可以问吗？"
"问吧。"
"林副主席的话是没问题。团结、紧张、严肃，这些对犯人都合适，问题是最后这个'活泼'-﹣让犯人活泼合适吗？"言下之意是犯人有可能会不安分、闹事。
"我的责任。"他说，"你有什么建议？"
应该是我们通常在报纸上看到的口号。八个字，让我想想……
'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怎么样？"
他十分高兴："好，好，好，就换成这个。"
"那又得多花些工夫。"我告诉他。
"那没问题。"他答道。
我就把原先给我的纸留着，另外又要了些纸。我开始做新的标语。泥瓦匠难友告诉我，先做整面墙的架子，然后注人水泥，最上面一层是特制的水泥，然后按平，粘到墙上。然后再把写上字的纸贴到上面。不用襁糊，因为水泥还是湿的，纸自然就粘在上面。接着就是把这些字刻出来。
干完以后，我告诉监狱长："还得等几天才能干。"我又多了几天享受的时间。
最后轮到派人清早跑着去屠夫那里取新鲜的猪血。猪血拿来后，我就把血放进水里加了盐，在炉子上加热。然后我就把这几个字漆成鲜红色，革命的颜色。
那个任务就完成了。我还得到了表扬。能出来几天，那两位女犯人也高兴，因为整天在牢里坐着极为无聊。
不久，我们又被集合在院子里，监狱长问："你们当中谁会做腌青椒？这地方盛产青椒。上级领导要求我们改善你们的饮食，我知道光啃窝头很单调，我们自己做些腌青椒怎么样？我这里有个大桶…."
当然又是我举手。
他很惊讶："这你也会？"
"我会。"我答道。
"你在哪儿学的？"他问。
"我们犯人当中有位曾是一家著名酱菜园子的学徒。"我答。
"那就让你们试试，"他说，"你需要些什么？"
我又列了一张清单："青椒，大量的盐，带针的竹筷子，每根筷子要四根针。"
"你要针干吗？"他问。
这个问题提得好。我要针是因为针在监狱里又是一样珍贵的东西。大家的衣服都很破烂，我们每两个星期才能用一次针线，每次用都催着归还。我将成为监狱里的有针阶级。
"你为什么需要针？"他又问了一遍。
"盐光留在表皮上进不了青椒，就没味儿。所以要用四根针绑在筷子上。每人拿一根筷子扎青椒。"
"为什么要四根？"
"我是这么学的。少于四根效率低，浪费劳动力。多于四根也没必要，四根正好。"
"那好吧。"他的口气软了下来。
我又接受了这个任务。腌青椒做得不错，确实改善了我们的饮食。我真认识一位曾在酱园里干过的犯人。我在监狱时几乎是绞尽脑汁了解周围犯人的特殊才能和智慧。
有位从香港来的工程师，我从他那里学到了最专业的知识：怎样用当地的溪流发电。内容包括怎样发电，怎么储存所发的电，怎样在没有现代设备的情况下建造浴室。我相信这些内容在将来会特别有用。
我们这些犯人人数不少，我在里面找到了有各种才能、特长和天分的人。在通常情况下，他们没机会在别人面前露自己这一手。我通过观察估计谁有一手，我就试着与他交朋友。我就这么从他们那儿学到了各种技能。这些技能使我能在监狱里自告奋勇完成各种任务，还有助于我将来出狱后建立自己的生活。
我从一位犯人那里学会怎么制酱，从另一位那里学会了怎么种葡萄。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是怎样孵小鸡。我在笔记本里做了如下记录：
孵小鸡不能超过二十个蛋，十二个最合适。用这个方法孵出来的小鸡只有一两个是雄的，节约了时间和精力。辨认小鸡的性别有三种方法。小鸡在地上走的时候，雌的走直线，雄的却左右摇摆不时改变行走方向。第二种方法是提起小鸡的两条腿，小鸡的头垂着便是雌的，要是小鸡的头朝前或朝后仰，便是雄的。第三种方法是以手捉鸡，向后退缩者为雌，向前挣扎者为雄。
他提到还有另一种方法是蛋壳开裂、小鸡要出来的时候，先出来的多半是雌的。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得到这些知识的。我到现在对他辨认公母的方法仍感到神奇。
还有一位姓田的老中医。当时这位田大夫七十出头。他是从北京北部山区来的，他们从一座小山上淘金。先把山的岩石炸开，从炸开的岩石块中用铁夹子把任何闪亮的东西夹出来。金不容易氧化，总能从岩石里被辨认出来。然后再把这些闪亮的材料收集起来，放到小溪里，让金子沉淀下去。因为金子要比普通的岩石重。通过这种方法他们能得到一些金子。我第一次听到这种淘金方法。
在医术方面，这位老中医教我的内容有合法的也有违法的。合法的是怎样制作鸦片。在他们那块儿这是合法的，他说。作为一个医生，他不能没有鸦片，他用鸦片来治咳嗽、哮喘这类疾病。
他跟我交上朋友后，有一天他说："我教你怎么制作假的鸦片。"
当然，这是违法的，跟印假票子差不多。他告诉我怎样用某些植物来制作：放到锅里，加热到植物变成黑色，质地黏稠，还告诉我怎样在鸦片上做假的商标。
直到某一天，他也不得不承认："不知道现如今外面是个什么样子？我在这儿被关了五年了。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行市，也许卖假的不安全了，小心为妙。"我就假鸦片所做的笔记十分含糊，因为我觉得照实写下来太危险。我所做的记录即使被人看到，他们也不会知道那是制作假鸦片的方法。
"你为什么被捕？"这问题我对每个人都问，我也问了这位医生。
"那是我自己糊涂。"他说。在"四清"的时候，大家都要对自己的过去作交代。他交代说在日本人占领时期，他被日本人抓去，被逼着为一位日本军官治过疟疾。他交代完以为没事儿了，没想到几天后被抓了起来，罪过是他给日本军官开药治病就算当过汉奸。
怎样制作假鸦片之后是怎样做人流。再接下来是怎样焦公鸡，使它们增肥。那方法很吓人，我就不细说了。流产和阉割公鸡的方法是另一位大夫教给我的。这位大夫是外科医生，要比老中医年轻多了。别人告诉我，他是真有罪被抓起来的。他非法做人工流产。不但非法行医，还有几起严重的医疗事故。他是密云人。
一位姓林的厨师教我怎样烤制蟹和其他带壳的海鲜。他四十多岁，住在北京大学附近。一些外国留学生雇佣他做厨师。那些来自东南亚的留学生对他的手艺十分赞赏。
"你干吗待在这个鬼地方？"他们问他。"在泰国你可以发大财。"
别人几次三番这么告诉他，他就做了个决定。他又是个裁缝，就带了他的缝纫机（是那种用手摇的老式缝纫机），去了蒙古，在那儿挣了不少钱。可他心里还惦记着东南亚，就一直溜达到中国的西南地区，带着缝纫机、布料、锅碗瓢盆，分量肯定不轻。他在云南过了边境，在泰国挣了一笔钱。
可他惦记着老婆和孩子，回来了。等着他是当地的警察，二话不说就把他抓住了。我们在冀县碰到时，他在监狱至少已有三年，还没被判刑。他属于偷越国境，但主动返回，犯的事也就是缝几个扣子，做几道菜，很难定罪。
林的手很巧。所以狱中几位年轻人请求他做美式的蓝粗布工装。他就把"顾客"提供的材料裁剪了，用自制的针为他们缝制。我们自己制作针就花了至少两个周末。
我们得先找到铁丝，越硬越好。然后把它弄断到针这么个长短，在床头的水泥墙上磨得又直又亮。如果号里有人戴脚镣就更好了，我们就会要他帮忙用镣铐把针的一头砸平，然后弄尖，这样反复，直到针的一头平了。当然最理想的是把针磨到通红，然后淬到冷水中，那样针尖就变得很硬。趁针还比较软的时候，轻砸针平的一头，弄出一个小凹。再对着水泥墙磨小凹突出的对面，只要有时间和足够的耐心，最终，就会有个小针眼儿出现。
此时，我已赢得了监狱管理人员的信任。事实上，有段时间，我还给监狱的看守，特别是姓肖的监狱长，定期上马克思主义的课。肖监狱长不知道党中央要他学什么，我就帮他学马克思的原作，当然是翻成中文的。我们学习了马克思的著作，比如《法兰西内战》，还有马克思就德国问题所写的一系列文章，等等。当然不能指望冀县的狱卒能听懂多少马克思主义，但我起码通过这个使姓肖的监狱长对自己刮目相看。
到一九七一年春天，我争取到为囚犯们采购的任务。不像我，有些犯人进监狱时身上有钱。当时的监狱有很多问题，但并不腐败。每个犯人都有一本银行储蓄簿，记着每个人有多少钱。
有一天我给监狱长提建议："为什么让这些钱闲在那儿？我们可以做点买卖。他们都有钱。我们每月定出几天，他们可以列单子需要采购什么，我们可以帮他们经管钱。"
"这可是破天荒的事。"他说。
"那怕什么的？"
最后他说："也是个主意。"
以后每月就把存折发还给他们，他们再填一张表说明："我要买……"
我为所有女犯们买的第一样东西是一面小镜子。她们高兴坏了。她们很久没看到自己的模样了。
我告诉她们："镜子不光可满足虚荣心，还可用来做交流工具。你们光知道臭美，知道摩尔斯电码吗？"
谁也不知道，我就教她们。
那样，在太阳光角度对的时候，我可以用镜子把光折射到某个女号的窗口，互相交流传递信息。
到最后我们得用小推车去集市采购。总是有一位看守和我一起去，那可是我在监狱几年当中觉得最自由的时候。
我自己却没有什么钱买东西。因为我被抓时没准备，身上只有两毛七分钱。难得他们也会让我们与亲戚联系要钱。但我不想影响到我家人，让他们担风险。所谓家信都会被查，也就能写"枕头一个"或"新鞋一双"。每年我们只能给家里写一两封信。有一次我一时兴起、给我弟弟若聪写了一封信，要十元钱，还有毯子、鞋子、袜和一些历史书。到那时我弟弟一直都不知道我被抓起来了。长时间没有我的消息也正常，因为"文革"期间大家都避免写信联络。
收到我的信，他大吃一惊，马上给我寄了一条很好的毛毯、我要的十元钱和一些书。书我没收到，被没收了。
我至今记得那条毯子，确实让我得以保暖。十元钱在当时是不少钱。当时东西十分便宜，十元钱可以买牙膏、肥皂，还有其他许多东西。比两毛七强太多了。
等到我可以在监狱里走动，发现了他们储藏胡萝卜和土豆的地方时，我又生出一个念头，毯子这下派上了大用场。
姓林的厨子帮我组织了这次偷菜闹剧，那可真是一次大规模的偷盗。当时是一九七一年春天。
"我们的行动必须十分迅速，"我告诉难友们，"要有人放哨，看巡逻的大兵什么时候出现，我们得有足够的时间跑回我们的屋子。"
储存胡萝卜的仓库就在我们的隔壁。我让大家用我存起来的针和从袜子口拆下的尼龙线把毯子对折后两头缝起，做成一只大口袋。
我们的分工十分细致。年轻灵活的犯人偷胡萝卜，年长的放哨。这是最关键的，因为大兵在屋顶上巡逻，他们可以从天窗往里看。年长的犯人得算出士兵巡逻一圈的时间是多长，我们得在这段时间里完成计划。
我的计划执行得天衣无缝。不久我们拖了大量胡萝卜回囚室。大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马上意识到需要有个纪律，因为八个人齐嚼胡萝卜动静太大。我们得轮流嚼，放哨的人还得放哨。他一做手势，即使有半根胡萝卜在嘴里也得住口，等巡逻的士兵走过后再继续嚼。
胡萝卜只偷了一次。他们大概察觉到了不对劲，因为之后那屋子就上了锁。
人的生存单靠食物还不够，还需要娱乐。我为大家设计了几种游戏，还教我同号的人怎样下围棋。
我们制作棋盘需要的第一样东西是一块手帕，用我珍贵的墨水在上面画棋盘的格子。我们做的棋子要比通常的小。为做棋子，我们查看了所有人的鞋底。当时的鞋子有三种鞋底：红的、黑的和白的。我们要的是白的和黑的，不需要红的。要劝人捐出他唯一的一双鞋子得花不少工夫。我们也很小心，只把鞋底削一层下来，那他还可以继续穿，不过鞋底薄了走路肯定怪别扭的。每片鞋底上画上等同的小圈，然后用院子里找到的碎玻璃切出棋子。
我们做了一百八十粒白子和一百八十粒黑子，大小要能够适合手帕这块棋盘。一有提醒，我们能马上把它们藏起来。手帕很容易藏，可以藏到口袋里。屋子有小窗口，有时看守会查看我们是否守规矩。有一次我们不小心，看守看到我们在玩什么游戏，可他没看清是什么。进屋来，他得先开锁，拉开门门，那也得花点时间。等他进来，不但游戏不见踪影，我们也都坐在不同的位置上。他很生气，指着我们其中一个人："你！出来！"
被指的是音乐家郑佐成，中央民族歌舞团的作曲家，至今仍是我的好朋友。
郑佐成出去了。看守审他："你们玩什么哪？你坐在中间，你一定知道。"
郑佐成摇头。
有人常说监狱里虐待打人的事，可我并没亲眼见过，至少我在监狱时没有。对犯人用刑多累呀，至少需要两名助手。那位看守有的是法子惩罚郑佐成，让他跪在院子里至少两小时。院子里地不是很平，地上都是不平整的小石子，等他被允许回屋时，我们看到他膝盖上已在流血。这是看守们常用的惩罚犯人的家常便饭，不用花他们的气。
人也很有意思。多年以后我碰到郑佐成，跟他提起这件事，他茫然地看着我。
"真的？有那回事吗？"他问。他已完全不记得了，也许他选择了遗忘。
在冀县多次从一个号子换到另一个号子，只有跟他分开时我感到了伤感。他是个大好人。我一直想学乐理，是他带我入的门。他教我识谱以及"十二平均律"。
郑佐成的妻子没有被关起来。郑佐成被捕的时候，她还没与郑佐成结婚。他们刚经人介绍认识一个星期。郑佐成被带走时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她的喊声："我等你……"
他被关在监狱里足足八年，因为他罪行严重。确实严重。年轻时他学的是舞蹈，后来才开始作曲。当年，中央首长们在北戴河度假时，江青经常举办舞会，郑佐成被指定专陪江青跳舞。
"文革"开始后，他们其中几个聊天提起这事，有人打小报告说他们议论"中央文革领导"。他们都被抓了起来。这群人中我至少认识三位，他们都在狱中关到一九七六年，直到"四人帮"倒台，江青本人被公审。
郑佐成被放出来的时候，在家等他的是当年的女友，现在的妻子季家惠。她确实等了他这么多年。这世上有太多悲剧，但也真有大团圆的结局。
英若诚（1929—2003），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翻译家。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市剧协理事，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艺委会副主任，剧本室主任。先后主演了《骆驼祥子》、《茶馆》、《推销员之死》等经典名剧。此外，在影视表演方面也取得了蜚声中外的成就，是中国老一辈演员中唯一堪称“国际明星”的艺术家。英若诚先生不但是表演艺术家，同时还是一位优秀的话剧导演、也是中国当代最著名的翻译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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