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月10日凌晨，奉天城北二纬路的少帅府内灯火通明，一阵急促的枪声划破零下二十度的寒夜，东北政坛自此换了气象。

时间拨回到五天前的1月5日。那天是杨家老爷子的寿宴，东北军要员几乎悉数到场。张学良刚踏进大堂，大部分宾客只是点头示意，却在下一秒齐刷刷围向杨宇霆。如同被人当众扇了一记耳光，张学良的笑意瞬间凝固，这个画面成为引爆旧怨的新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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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1928年春天，两人那张合影就已透露玄机。镜头里，杨宇霆双肩微松、脚尖朝外，像在自家院子里晒太阳；张学良却双手负后，目光越过杨宇霆，看向远处的雪后城墙。摄影师按下快门时，空气里并无交情的温度，只剩权杖碰撞出的火花。

杨宇霆为何底气如此足？可追溯到1904年。当年他赴日就读陆军士官学校，和东条英机、石原莞尔同堂。十年后回国，他被引荐给张作霖，用两件漂亮的操作迅速坐稳“奉系首席谋士”位置：一是暗助张作霖出任奉天督军，二是截留冯国璋在秦皇岛的数万吨军火。奉军因此扩编七个旅，枪多炮多，战力飙升到全国前三。

随后的东三省兵制改革同样出自他的手笔。清理冗官，编练新式师团，引进德国造重机枪、意大利山炮，还把奉天兵工厂扩成亚洲规模最大的军火制造中心。多年后，日本特务在《满铁周报》里苦笑：“若无杨宇霆，东北装备不会如此难对付。”

然而，他的高光也埋下了祸根。1925年冬，郭松龄在“反奉”兵谏失败，被杨宇霆签字处决。郭是张学良的老师兼挚友，学良赶到刑场时，为时已晚，只看到冰冷的枪口和倒地的尸体。那一刻，愤怒与无力在心底生根。

1928年6月4日，皇姑屯的硝烟带走了张作霖。痛失父亲的张学良仓促接旗，军中却传来窃窃私语：“少帅未满三十，棋盘太大，还是杨参议老到。”不少旧部悄悄跑到杨宅请安，奉天的邮槽里塞满劝进信。听在张学良耳里，每一句都像是刀口舔血。

权力分歧最终集中到“东北易帜”。南京政府要求统一旌旗，杨宇霆主张骑墙，借机向南京与日本同时讨价还价；张学良则因父仇，更愿意与南方合作，摆脱关东军钳制。一次参谋会议上，杨宇霆当众扶髯笑道：“少帅少年气盛，便宜不可不取。”张学良握着茶碗的手青筋暴起，却强压火气。

1月5日寿宴结束后，张学良连夜召集卫队长于学忠、秘书长袁金铠等心腹。会场门窗紧闭，灯光摇晃。张学良只说了一句：“我要的是东三省的主心骨，不是经纪人。”于学忠领命离去，屋里静得能听到炭火迸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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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清晨，杨宇霆被请到少帅府“商议军政”。他刚踏进老虎厅，四周刺刀上膛。杨宇霆看见张学良，嘴角挑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少帅有何见教？”张学良没有答话，抬手示意。枪声响了三次，回声在红砖墙间折返。北洋老将倒下的刹那，手仍握着帽檐，像在敬最后一个军礼。

通令迅速贴满奉天街口：“杨宇霆勾结日人，扰乱军纪，即日正法。其家眷免于追究。”短短数行字，向全东北宣告少帅的决断。衙门口百姓围观，多数人并不知真相，只惊叹局势瞬息。可那些军政大员心里明白，奉系的新秩序已成型，任何人再不敢阳奉阴违。

值得一提的是，杨宇霆的倒台虽为张学良清除了权力掣肘，却也切断了奉系与日本、北平之间的灵活缓冲。九一八前夕，日本外务省的一份内部电报写道：“东北现由血气方刚之少帅主事，谈判空间收窄。”这封电报，后来在东京战犯审判档案中仍能查到。

不少旧军人曾议论，如果杨宇霆尚在，或可凭多年同窗情分周旋，让战火推迟。历史没有如果。半年后，1931年9月18日夜，柳条湖爆炸，日本关东军一夜占领沈阳。彼时的张学良虽领兵数十万，却在内外压力下宣布“不抵抗”，也让人再次想起那位三年前倒在老虎厅的灰衣将军。

枪声固然可以粉碎一段旧关系，却解决不了所有问题。1928年冬天，奉天街头的大雪堆积成墙，冻住的不只是杨宇霆最后的喘息，也凝住了东北军内部曾经缤纷复杂的利益纠葛。远处国门那头的铁轨还在延伸，列车的汽笛声仿佛在提醒：真正的风暴，还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