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京城。
九大刚散场，那份新鲜出炉的中央委员名单就贴了出来。
这份名单挺有讲究。
明眼人打眼一瞧，就能看出这次路子变了，讲究个老中青搭配。
但这只是面上的，对穿军装的人来说，其实私底下还有套更硬的杠杠。
那年头的规矩，咱们可以拆解成三条：头一条，各大机关、军区的一把手，那是铁定得进名单的；第二条，副手和军校头头，看情况给位子；第三条，有特殊本事的，也在圈定范围内。
这头一条可是死命令，你要是坐镇一方的司令员，这就该是你的囊中物，没啥好商量的。
可大伙儿拿着放大镜一对照，愣是发现了个大窟窿。
有个大佬，明明是一方诸侯的级别，牌面够硬，完全卡在“第一条”的框框里，可这名单上别说正牌委员，连个候补的边儿都没沾上。
这位就是陈伯钧，当时正掌管着高等军事学院。
这就让人摸不着头脑了。
虽说是个学院，可级别在那儿摆着，正大军区级。
作为一把手，陈伯钧那就是正大区职。
按理说，各大区主官都进圈子了，就算他挤不进核心圈，凭那份老资格，给个候补名额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
结果呢？
榜上查无此人。
难道是资历太浅压不住阵脚？
把他履历摊开一看，你也得竖大拇指，“资历”这俩字在他跟前都得往后稍稍。
红军那会儿他就是军长、师长级别；1936年，红四方面军红4军参谋长，后来转任红6军团军团长。
那是军团长，不是团长，一字之差差之千里。
抗战的时候，他是120师底下的旅长，还管过抗大分校。
到了解放战争，那是东北军政大学教育长、兵团副司令兼军长。
这履历，搁哪儿都是响当当的山头。
1955年授衔，肩膀上扛着三颗金星，妥妥的上将。
既然硬件软件都挑不出毛病，也符合选举的路数，咋就莫名其妙“掉队”了呢？
当年不少人瞎琢磨，说是1958年在南京军事学院当副手时，因为“反教条主义”他吃了挂落，是不是政治上没翻过身，被打入冷宫了？
这说法乍一听挺像那么回事，毕竟那个年头政治挂帅。
可要是你把当时决策层的算盘珠子拨弄一遍，就会发现，没选他，还真不完全是因为政治，真正的根子，埋在一本厚厚的病历里。
咱们把日历翻回1962年。
那会儿陈伯钧刚正式接手高等军事学院。
按级别，他已经稳稳坐在了大区正职的椅子上。
要是那时候开九大，他闭着眼都能进名单。
可偏偏就在那年开头，身子骨彻底垮了。
大半辈子的硝烟战火，加上搞军事教育累死累活，直接把他底子掏空。
刚当上院长没几天，就不得不跑去上海养着。
名义上是一把手，实际上是一边喝药，一边还得操心学院那一摊子事。
这种半休养半工作的日子熬了两年，到了1964年，他是真的撑不住了。
那一年病情加重，京城最好的301、协和，顶尖的大夫都请来了，最后定下来的方案只能是动刀子。
但这罪遭得太大了，谁也没料到会凶险成那样。
短短不到半个月，连着动了三次内脏大手术。
注意这个数：13天，3次。
这哪是治病，简直是在鬼门关前反复横跳。
对于一个走过长征的老革命来说，这一遭下来，元气算是伤透了，身体差到了极点。
这时候，摆在他面前的路就两条：要么占着茅坑硬撑，要么退位让贤保命。
陈伯钧脑子清醒。
1965年，眼瞅着刀口老长不好，人虚得不行，他干脆打报告想撂挑子：身体不争气，不如把我免了，既不耽误公家事，我也能踏实养病，省得天天惦记学院那些琐碎。
这账算得挺明白。
可组织上那是另一番考量。
军委批了他“脱离学院养病”的假，同意他去外地，但那个“院长”的帽子还给他留着。
这本是一番好意，也是一种挽留。
潜台词是：你只管养病，位子给你留着，啥时候好了啥时候回来接着干。
于是就弄成了个挺尴尬的局面：名头上，他是高等军事学院的一把手，大区正职；实际上，打1965年起，他就不在位了。
转眼到了1966年。
风暴一来，陈伯钧正因为别的病在外地躺着呢。
可他那个“院长”头衔反倒成了靶子。
造反派才不管你是不是病号，直接冲过去把他架回学院批斗。
一个连走路都费劲、旧伤还没利索的重病号，被卷进那种高强度的漩涡里，那滋味可想而知。
等到了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始筹备九大名单时，上面对着他的名字其实挺犯难。
按硬杠杠，他是院长，该给。
按实际情况，他都离岗养病三年多了，还是个重病号。
再加上1969年那会儿，边境上火药味正浓，备战那是头等大事。
选出来的委员，那是得能带兵打仗、能熬夜干活、关键时刻能镇得住场子的。
一个生活都快不能自理、天天卧床的老将，显然扛不动这副担子。
1969年，为了防着可能打起来，陈伯钧被疏散到了广东从化。
跟他一块儿的，还有董必武、李富春、张鼎丞这几位。
你要注意这几个名字。
这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但当时的处境叫“疏散”，说白了就是保护性安置。
在这个节骨眼上，九大名单最后定下来。
陈伯钧落榜，背后的逻辑其实特清晰，就是两个因素凑一块儿了：
头一个是“实用”。
九大要的是“战斗力”。
虽说讲三结合，但那个“老”，指的是还能干得动的老干部。
陈伯钧虽然挂着院长的名，其实早就处于退休养病状态。
既然干不了活，那个需要连轴转的委员位置，自然就没法给他留。
再一个是“避嫌”。
虽说在广东是被“保护”起来的，但在那特殊年头，他毕竟刚受过冲击，属于“处境微妙”的那一拨。
这时候把他推到台前，容易惹闲话。
所以，这事儿不是否定他的资历，也不是怀疑他的本事，纯粹是那特殊历史断面下，不得不向身体状况和政治环境低头。
回过头看，陈伯钧的落选，看着是打破了“大区正职必入选”的惯例，其实恰恰说明了个残酷的道理——在那趟呼啸而过的时代列车上，从来就没有给病号预留的卧铺，不管你以前立过多大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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