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党组织建制，伴随土地革命战争的推进多次调整，其省级领导机构中共鄂豫皖省委，历经组建、转移、留守重建等阶段，最终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完成历史使命。高敬亭是鄂豫皖苏区留守阶段重建省委的最后一任书记，这一职务的产生，与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撤、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历史节点直接相关，也是大别山苏区在极端困境中维持组织存在、坚持武装斗争的必然选择。
鄂豫皖省委的正式建制始于1932年1月，在鄂豫皖省第一次党代会上选举产生，沈泽民任首任书记。此时苏区处于鼎盛期，红四方面军为核心武装，根据地覆盖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大片区域。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撤离鄂豫皖，苏区形势急剧恶化，沈泽民率省委机关留守，重组红二十五军维持斗争。
1933年11月，沈泽民在病痛与战事压力下病逝，徐宝珊接任省委书记，继续领导苏区与红二十五军作战。1934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遵照中央指示，率红二十五军主力以“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西征，脱离鄂豫皖苏区，进入鄂豫陕边界开辟新区域，原省委机关随军行动，后改组为鄂豫陕省委，鄂豫皖本地的省级党组织出现真空。
红二十五军西征前，省委召开常委会，明确由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留守，负责重组武装、恢复地方组织，坚守大别山根据地。1935年初，高敬亭在皖西地区重建中共鄂豫皖省委，自任书记，这一机构是鄂豫皖苏区本土最后一届省级党委，也是土地革命时期该区域建制的最终形态。高敬亭的任职，并非中央直接任命的常规换届，而是战争环境下临危受命的应急安排，其核心职责是在国民党军持续“清剿”、与中央和上级组织失联的状态下，维系党的组织体系、指挥武装力量、保护群众基础。
高敬亭主政鄂豫皖省委期间，面临的生存环境极为恶劣。国民党军调集重兵对大别山实施分区“清剿”，推行碉堡封锁、移民并村、保甲连坐，苏区中心区域沦为无人区，粮食、兵员、药品极度匮乏，交通与通讯完全中断。高敬亭以重建的红二十八军为军事支柱，省委机关随部队游击转移，无固定办公地点，组织运转依托秘密交通线、便衣队与基层党组织联络。
省委的核心工作集中于三方面：一是整合分散的红军游击队、赤卫队，统一军事指挥，避免被敌军各个击破；二是恢复县级、区级秘密党组织，维持群众动员与后勤支援；三是制定游击策略，以小规模机动、夜间袭扰、山地周旋为主要方式，避免与敌军主力正面决战。
这一时期的鄂豫皖省委，已不具备鼎盛期的行政管辖能力，更多承担军事领导与组织核心的功能。高敬亭坚持不离开大别山核心区，拒绝分散突围或向其他苏区转移，以金寨、新县、岳西一带为中心，在三省交界的山区辗转作战。省委直接领导红二十八军军政工作，同时指挥鄂东北、皖西北两道委的地方武装，建立起多层级的秘密游击根据地。在近三年时间里，这支力量多次挫败国民党军的大规模“清剿”，保留了数千人的武装力量，守住了大别山的革命支点，也为后续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奠定了基础。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南方红军游击队开始整编。中共中央指示鄂豫皖省委及红二十八军停止游击作战，接受改编。高敬亭率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随后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开赴皖中抗日前线。随着军事编制调整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推进，原鄂豫皖省委建制不再保留，其职能由新的边区党组织承接，鄂豫皖省委的历史正式终结。高敬亭作为最后一任书记，其任职周期覆盖鄂豫皖苏区土地革命斗争的最后阶段，是这一区域党组织从正规苏区建制向游击组织过渡的关键人物。
从历史脉络看，鄂豫皖省委的历任书记中，沈泽民、徐宝珊对应苏区鼎盛与主力转移阶段，而高敬亭对应留守游击阶段，其重建的省委是该建制的最终形态。他的工作以生存与坚守为核心，没有宏大的政权建设场景，更多是残酷环境下的组织维持与军事斗争。这段历史没有理想化的叙事，只有极端条件下的现实抉择，高敬亭以本土领导者的身份，完成了省委在苏区末期的历史任务，让鄂豫皖的革命火种在大别山持续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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