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今天咱们终于要讲到《史记》里篇幅最长、内容最跌宕起伏的一篇了——《周本纪》。周朝,八百年江山啊,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朝代,它的故事,简直就是一部从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再到礼崩乐坏的超长史诗连续剧。
咱们先从周人的老祖宗说起。始祖叫“弃”,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他妈姜原,在野外看见一个巨人的脚印,心里好奇,一脚踩上去,结果身体有感,就怀孕了。
她觉得不祥,孩子生下来就想扔掉。
扔到窄巷,牛马都绕着走;扔到山林,碰上人多;扔到冰河上,飞鸟用翅膀来垫着保暖。
姜原觉得这是神迹,就抱回来养大。
因为最初想抛弃,所以叫“弃”。你看,周的起源,也充满了神话色彩,但比“吞鸟蛋”的商契,更多了一层被守护的温情。
这弃,从小就有大志向,喜欢种庄稼,长大后成了农业专家。
尧帝提拔他当农师,舜帝封他在邰地,号“后稷”,别姓姬氏。周族,从一开始就和土地、农业牢牢绑在一起,这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
但好景不长,夏朝衰落,不重视农业了,后稷的子孙不窋丢了官,流浪到戎狄之间。
好几代人都混在少数民族堆里,直到公刘出现。他重拾祖业,带领族人考察地形,发展生产,百姓都投奔他,周族的“王道”这才开始兴起,国都定在豳。
真正让周族实现跨越的,是古公亶父。
戎狄来侵犯,要财物给财物,要土地人民。
古公说了一段非常感人的话:“老百姓拥立君主,是为了对他们有利。现在戎狄来攻战,是为了我的土地和人民。人民属于我,和属于他们,有什么不同呢?人民如果为了我的缘故去打仗,牺牲别人的父子却让我做君主,我不忍心。”
于是他带着家人离开了豰。没想到,全豰的百姓扶老携幼,全都跟着他走了!其他邦国听说他的仁德,也纷纷归附。
这就叫“仁者无敌”。他迁到岐山下,营建城郭,设立官职,周族开始走向正规化国家道路。
古公有个小儿子叫季历,季历生了儿子姬昌,有圣瑞。
古公说:“我们家族将来要兴旺,大概就在昌身上吧?”长子太伯和次子虞仲一听,明白了父亲想传位给季历再传给昌的心意,两人干脆远走江南,纹身断发,把位子让了出来。
这就是“太伯让贤”的典故,孔子后来都赞叹“太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周人内部的这次权力传承,充满了德行和远见,和后来商朝“九世之乱”形成了鲜明对比。
姬昌,就是我们熟悉的周文王。他继承祖业,恭敬仁慈,礼贤下士,忙得中午都顾不上吃饭。
于是贤人都来了,伯夷、叔齐从孤竹国投奔,太颠、闳夭、散宜生这些能人也都归附。
势力一大,就引起了商纣王的猜忌。
文王在狱中干了一件影响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大事:把伏羲的八卦推演成了六十四卦,这就是《周易》的根基。
他的手下闳夭等人,搜罗了美女、骏马、奇珍异宝,贿赂纣王宠臣费仲,这才把文王救出来。
纣王还傻乎乎地告诉文王:“说坏话的就是崇侯虎。”文王被释放后,献出洛水以西的土地,请求纣王废除残酷的炮烙之刑。你看,即便自身难保,他还在为天下人争取。
文王回国后,暗地里推行德政。
虞国和芮国的人有纠纷,跑到周地来评理。
一进国境,看到耕田的人互相让地界,民间风俗是尊敬长者。
还没见到文王,他们就惭愧了,互相说:“咱们争的,是周人觉得可耻的事。还去干嘛?自取其辱罢了。”于是各自谦让着回去了。
诸侯听说后,都说:“西伯(文王)大概是承受天命的君主吧!”这就是“虞芮质成”的故事,它标志着周在道德上已经获得了天下的认可,取代商的政治合法性已经确立。
文王晚年,征伐了犬戎、密须、耆国、邘国,最后讨伐了进谗言的崇侯虎,并营建丰邑,迁都于此。他去世后,儿子姬发继位,就是周武王。
武王继位,姜子牙(太公望)为军师,周公旦为辅佐,继承文王的事业。
第九年,他在孟津观兵,不期而会的有八百诸侯,大家都说可以伐纣了。
武王却说:“你们不知道天命,还不行。”他非常谨慎,要等待最成熟的时机。
又过了两年,纣王变本加厉,杀比干,囚箕子,逼得商朝的太师、少师都抱着乐器投奔周国。
武王这才发布总动员令,宣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
在牧野决战前,武王发表了著名的《牧誓》,痛斥纣王听信妇言、废弃祭祀、不用亲族、任用逃犯等罪行,宣告自己是“共行天罚”。
决战那天,纣王发兵七十万(这个数字可能夸张),但军队毫无斗志,阵前倒戈。纣王逃回鹿台,穿上宝玉衣自焚而死。
武王砍下他的头,悬挂在大白旗上。一个旧王朝在极度失德中崩溃,一个新王朝在“敬德保民”的旗帜下诞生。
但夺取天下容易,治理天下难。
武王晚上睡不着觉。弟弟周公旦问他,他说:“上天不享用殷商的祭祀,从我还没出生到现在六十年了,郊外野兽奔跑,蝗虫满天飞。上天不保佑殷商,所以我们才能成功。我们要确保天命永固,建立新的秩序,哪有时间睡觉啊!”
你看,胜利者的清醒和忧虑,比失败者的狂妄更值得深思。
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释放囚犯,表彰商容,散发鹿台钱财和钜桥粮食赈济贫民,修缮比干之墓,分封神农、黄帝、尧、舜、禹的后代,以及功臣谋士(姜子牙封齐,周公封鲁,召公封燕)。
他还规划了洛邑作为天下的中心,然后“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把兵器收藏起来,表示天下太平,不再用兵。这就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由来。可惜武王不久就病重去世了。
儿子成王年幼,天下未稳。周公旦毅然站出来,摄政当国。
这引来了管叔、蔡叔等弟弟的猜忌,他们散布流言,说周公要篡位,并联合纣王的儿子武庚发动叛乱。
周公率军东征,苦战三年,平定叛乱,杀了武庚和管叔,流放了蔡叔。
然后封微子启于宋,以延续殷祀;封弟弟康叔于卫,管理殷商遗民。这就是“周公东征”,巩固了周朝统治。
周公摄政七年后,成王长大,他毫不犹豫地还政于王,自己北面称臣。
他又辅助成王营建洛邑,作为东都,以镇抚东方。他制礼作乐,建立了一整套从政治到生活的典章制度,这就是影响中国几千年的“周礼”。
司马迁说:“兴正礼乐,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周朝的文化根基,在周公手里彻底夯实。
成王和儿子康王时期,天下安宁,刑罚搁置四十多年不用,史称“成康之治”。这是周朝的黄金时代。
然而,盛世之下,危机暗藏。康王的儿子昭王南征,淹死在汉水里,周朝不敢发讣告,觉得很丢人。
到了穆王,想征讨犬戎,大臣祭公谋父苦劝,说先王是“耀德不观兵”,用德行感化,不是炫耀武力。
穆王不听,结果虽然得了四白狼四白鹿回来,却导致远方的“荒服”诸侯再也不来朝见了。王道开始衰微。
衰落的加速,是从周厉王开始的。
厉王贪财,宠信专门垄断利益的荣夷公。大臣芮良夫警告他:“专利”会激怒所有人,君王应该引导利益流通,让上下共享。厉王不听。
更糟糕的是,他禁止国人批评朝政,找来卫国的巫师监视,谁批评就杀谁。
于是“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熟人在路上遇见,只敢用眼神交流。
召公(召穆公)劝谏,说出了千古名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堵塞百姓的嘴,比堵塞河流后果更严重。
厉王还是不听。结果三年后,国人暴动,厉王仓皇逃跑到彘地,死在了那里。
厉王逃跑后,太子静藏在召公家。国人包围召公府,召公用自己的儿子顶替太子,太子才幸免于难。
此后十四年,由召公和周公共和行政,史称“共和行政”。这是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公元前841年)。
共和十四年后,太子静即位,就是周宣王。
宣王初期,在两位老臣辅佐下,效法文、武、成、康遗风,诸侯又来朝见,史称“宣王中兴”。
但后期他干涉鲁国太子废立,在千亩之战被姜戎打败,又强行“料民”(统计人口),中兴气象逐渐消散。
宣王的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的周幽王。他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烽火戏诸侯”。为了博宠妃褒姒一笑,他多次点燃烽火,戏弄前来救驾的诸侯。等到犬戎真的打来时,再点烽火,没人信了。
结果幽王被杀在骊山下,褒姒被掳走,西周积累的珍宝被抢掠一空。一个王朝的信用,就这样在儿戏中彻底破产。
周平王(幽王的儿子)在诸侯帮助下即位,但镐京残破,犬戎威胁仍在,他不得不把都城东迁到洛邑。这就是“平王东迁”,西周结束,东周开始。
从此,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名存实亡,进入“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春秋时代。
《周本纪》的后半部分,读起来让人唏嘘。
司马迁用简练的笔法,记录了周王室如何一步步沦为配角:郑庄公箭射周桓王,天子威严扫地;王子带(叔带)之乱,周襄王被迫流亡,靠晋文公才复位;楚庄王“问鼎之轻重”,公然挑衅天子权威;到了战国,周王室干脆分裂成“东周”、“西周”两个小公国,互相算计,在秦、韩等大国的夹缝中苟延残喘,靠着纵横家们的狡黠计谋(比如苏代骗韩国给高都)勉强生存。
他们用九鼎做诱饵,在诸侯间左右摇摆,毫无尊严可言。
最终,公元前256年,秦军攻伐西周,西周君尽献其地,投降秦国。
同年,挂名的天下共主周赧王去世,周民东逃。
七年后,秦庄襄王灭东周。延续八百年的周朝,祭祀彻底断绝。
象征着天命和王权的九鼎,也被秦国搬走。
司马迁在评论里澄清了一些地理细节,最后总结道:“政简刑措”的成康盛世早已远去,“檿弧兴谣,龙漦作蠹”的预言(指褒姒祸国)已成现实,“颓带荏祸,实倾周祚”(王子颓、叔带造成的祸乱,确实倾覆了周朝)。
所以,《周本纪》讲述的,不仅是一个王朝的兴衰史,更是一部“德政”如何建立天下,又如何被“失德”、“专利”、“止谤”、“戏诸侯”等行为一点点蚕食、最终崩塌的警示录。它完美诠释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个贯穿《史记》的核心观念。
那么,取代周朝、终结八百年纷争的秦朝,又是如何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崇尚法家与武力、急功近利的方式统一天下,然后又以一种更加猛烈迅速的方式二世而亡的呢?咱们下回,就来翻开《秦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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