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城那年头，正月初四，天还没亮透呢，大雾蒙蒙的，殿前司的人马就把皇城门都给看住了，赵匡胤穿着那身黄袍走进崇政殿，底下站着几个宰相，脸都白了，范质的手还在那儿抖，他也是刚想明白，哪有什么辽军打过来，这全是演的一出戏。
这就是公元960年，陈桥兵变那天，史书上写得好听，说整个过程开封城里买卖照做，老百姓都没感觉换了天，可就在这你好我好的“禅让”戏码背后，有一个人是实实在在倒在血泊里的，他叫韩通，侍卫亲军的副都指挥使。
韩通算是周世宗柴荣留下的最后一道锁，禁军的副帅，他一听到兵变的消息，想都没想就骑着马往外冲，想去召集人手关城门，结果半道上就撞见了王彦升，赵匡胤手下的一个将领，这人一路追到韩通家门口，一刀就把人砍死在门槛上，跟着进去把他全家都给解决了，这是正史里明明白白记着的一笔血债，也是赵匡胤黄袍加身这事里，唯一的一点红色。
赵匡胤进了城，听说这事，心里头不痛快，给韩通追封了个中书令，好生安葬了，可对杀人的王彦升，也没下狠手，就是一辈子不给他大的官做，这态度就很有意思，他需要韩通的死来镇住那些前朝旧臣，又得表现出惋惜来拉拢人心，韩通就成了新朝代开张前，最后一个被摆上台面的祭品，他自己连怎么死都选不了。
电视剧《太平年》里的司马浦，就是照着韩通这类人写的，可给他的命完全是另一条路，剧里说这司马浦考了四十年科举都没中，被赵匡胤破格提拔，然后就天天跟皇上对着干，最后是自己一头撞死在柱子上，场面搞得特别大，这个虚构角色的可悲就在这，他到死都觉得自己是在用命讲道理，压根不知道在编剧的本子里，他就是赵匡胤“纳谏”人设的最好道具。
可历史上哪有这么个“撞柱忠臣”，建隆元年的朝堂上，根本不是剧里演的那样君臣和和气气，赵匡胤面对的，是五代十国谁都没解决掉的麻烦，怎么在不变天就流血的老规矩里，建立一个能长久安稳的王朝，他不能学朱温那样杀光前朝大臣，也不能学石敬瑭那样抱着外族的大腿，他得玩出一种新的权力花样。
这花样的核心，就是“太平”两个字，赵匡孕自己最清楚，五代那五十多年，换了多少皇帝，根子就在武将权力太大，想闹就闹，要断了这个循环，他就得演，演给天下人看，我这个新朝代跟以前不一样。
什么更戍法，收精兵，那都是长期的制度设计，不是哪个大臣一死谏就有的结果，乾德二年王全斌带兵平后蜀，确实有乱杀降兵的事，可那都是四年后的事了，跟建隆初年朝堂上的局面完全不同，剧里把司马浦的死跟这事扯上，时间上就对不上。
历史跟剧本的分岔路，在韩通和司马浦的结局上一看就明白，韩通死在兵变的混乱里，没有撞柱子的壮烈，没有风光大葬的荣耀，连句遗言都没留下，他的死是乱糟糟的，是来不及反应的，是被权力碾碎的，而司马浦的死，是编剧设计好的，有仪式感的，是为了一段高潮剧情服务的。
建隆三年，赵匡胤确实在讲武殿请客吃饭时提到了韩通，还掉了眼泪，但史书上没记他用手指敲桌子，也没什么李重进全家被杀的奏报送上来，更没有那种现代剧里复杂的内心戏，皇帝的眼泪，可能有真的惋惜，也可能有政治的成分，但把这解读成什么棋局里的算计，那是我们现代人想太多了。
《太平年》的司马浦，说白了就是一个符号，他装着观众对“忠臣”的想象，对“明君”的期待，对“以死明志”的审美，可历史里的韩通，就是一个在错误时间，出现在错误地点的武将，他的死没什么象征意义，只有血淋淋的现实。
我们为司马浦撞柱子感动的时候，或许该记着，在真正的建隆元年，没有大臣敢这么说话，也没有皇帝需要这种表演，太平这个年号的背后，从来不是剧里那种充满戏剧性的权力游戏，而是一个军阀头子，用一种尽可能温和的方式，把另一个军阀集团给收编了而已。
剧是剧，史是史，司马浦的撞柱，只属于屏幕里的光影，韩通的血，还留在崇政殿的台阶上，早就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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