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德三年正月十九，成都北郊的升仙桥边，后蜀后主孟昶穿着一身白衣，嘴里含着玉，手里牵着羊，用一套亡国之君的礼节，向宋军主帅王全斌投了降，这场“六十六日克蜀”的军事行动，本来应该是大宋开国史上特别漂亮的一笔，谁也没想到，几个月后就变成了一场血淋淋的烂摊子。
孟昶投降之后，王全斌奉命把后蜀的降兵都安置在成都的夹城里，史书上记载，这些降兵人挺多的，具体多少其实有点说不准，《长编》里说“杀降兵二万七千人”，可写书的李焘自己都觉得这数字有点夸张，后来的历史学家大多觉得，实际也就一万来人，但不管具体数字是多少，一场针对手无寸铁降兵的屠杀是真实发生了，刀斧手冲进夹城，血把成都的城墙都染红了，这根本不是平定乱局需要做的事，纯粹是将领心里多疑，处理方式又太粗暴，才搞出的滥杀。
乱局的根子，其实在宋军进蜀地之前就埋下了，乾德二年十一月，赵匡胤在崇德殿给将领们送行，专门下令，“凡是攻下城池，只要他们的兵器和粮草，钱财布帛都分给士兵，我想要的只是土地，不准烧老百姓的房子，不准抢掠官吏百姓，不准挖人家的祖坟，谁敢违反就按军法处置”，这命令本来很严，可王全斌他们进了蜀地，就放纵士兵抢掠，“夺民家子女玉帛”，还私自打开府库藏匿金银，军令已经下了却不去执行，法纪松了，后面才有那么多祸事。
这个处理，算是功过相抵，保全了功臣的性命，但也留下了争议，赵匡胤后来也吸取了教训，平定南唐的时候，就严令曹彬秋毫无犯，甚至亲手递给他一把剑说，“副将以下的，有不听命令的，你可以直接斩了他”，所以南唐就平稳接收了，跟王全斌治理蜀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至于蜀地后来的治理，全师雄的乱子平定后，大体上就安定了，三四十年后王小波、李顺起义，根源在于赋税太重、官吏腐败和土地问题，不能简单地都归结到王全斌杀降这件事上，历史的因果，不能看得太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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