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希久去世前的那几年，总爱坐在村头的老槐树下发呆。
那时的他已经六十多了，头发花白，背也有些驼，可那双眼睛还像年轻时一样亮。有时候周希久会盯着自己的右手看上许久，手指弯曲又伸直，仿佛还能感受到那把枪的重量。
孩子们不知道老人心里装着的往事，都只觉得这个沉默的爷爷有些神秘。
只有周希久心里清楚，有些事虽然不能随便说，却永远忘不掉。
比如一九四一年的春天，大兴镇北圩门外的那条土沟，那个枪声响起后应声倒地的身影。
这些画面在他脑海里存了几十年，像烙上去的一样。
一九四一年开春，苏北，依然寒意凛冽。大兴镇一带的百姓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白天要忙农活，晚上还得提防着日伪军下乡“扫荡”。
那年周希久三十一岁，给二区区长马爱亭当警卫员已经两年多了。他是个不爱多话的人，做事却干净利落，枪法尤其准。
在当时，伪镇长陈凤九是大兴镇百姓心头的一根刺。
这人原是镇上一个小地主，日本人来了之后，他主动投靠，当上了伪镇长。从那以后，陈凤九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仗着日本人的势力横行霸道。
最可恨的是，他三天两头往宿城的日军驻地跑，把哪个村有多少粮食、哪家有年轻人参加抗日队伍的消息，一股脑儿全都告诉日本人。
好几次日伪军下乡“扫荡”，都是陈凤九带的头。
二区抗日政府的干部们早就想除掉这条毒蛇。
区长马爱亭开过几次会，大伙儿都觉得不能再等了。可陈凤九不仅危害大，为人还狡猾得很，出门从不走固定路线，身边总带着三四个伪军。
硬闯镇公所干掉对方风险太大，只能等他出镇子的时候下手。
任务随后便落在了周希久肩上。
马爱亭找到周希久，开门见山：“希久，陈凤九的事你知道。组织上决定，把这个锄奸的任务交给你。”
周希久点点头，只问了一句：“什么时候？”马爱亭说：“等机会。但要快。”
机会来得比想象中的快一些。
三月四日中午，周希久正在区政府驻地帮着整理文件，外头有人来找。
来的是柳秀峰，大兴镇伪乡公所的文书——这是明面上的身份，实际上对方是我方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人员。
柳秀峰带来的消息让周希久心里一紧：陈凤九三月七日又要去宿城。
“可靠吗？”周希久压低声音问。
柳秀峰左右看了看，凑近了些：“陈凤九亲口说的，让我准备些土特产，说要送给宿城的太君。这次他要去汇报春耕情况，顺便邀功请赏。”柳秀峰顿了顿，“他还说，这次就带一个车夫，早去早回。”
周希久把消息报告给马爱亭。区长沉吟片刻：“三月七日……时间够了。你打算在哪儿动手？”
“北圩门。”周希久几乎没犹豫，“那是去宿城的必经之路。出了圩门就是野地，好隐蔽，也好撤退。”
马爱亭拍了拍周希久的肩膀：“小心。陈凤九不是善茬。”
三月六日一大早，天刚蒙蒙亮，周希久就起身了。他换了身旧棉袄，头上扣了顶破草帽，揣了两个窝窝头就出了门。从区政府驻地到大兴镇有十几里地，他走得很快，到镇子北边时，太阳才刚升到树梢那么高。
周希久没进镇子，而是绕着圩墙外走了半圈。
北圩门是大兴镇北边唯一的出入口，一道厚重的木门，白天敞开，晚上关闭。
出了圩门是一条土路，路两边是刚返青的麦田。往北走二里多地，土路分岔，一条往宿城，一条往别的村子。
周希久在圩门外百十步远的地方停下脚步。
路西边有一条浅沟，是往年雨季排水留下的，沟里长满了枯草。他蹲下身仔细看了看：沟深不到三尺，人趴在里面刚好能被草遮住。从沟里到土路，大约三十步距离——这个距离，他的枪法有十足把握。
他又看了看周围的地形。沟后面是一片坟地，几十座坟包高低错落，坟间长着不少柏树。如果开枪后需要撤退，往坟地里一钻，追兵很难找到。
周希久在心里默默规划着路线：开枪，跳出土沟，跑过二十步宽的麦田，钻进坟地，然后往东拐，那边有片小树林……
当天晚上回到驻地，周希久把枪拿出来仔细擦了一遍。那是一把盒子炮，枪身已经磨得发亮，他一颗一颗检查子弹，又试了试扳机的力度。
三月七日，凌晨四点。
周希久悄悄起身，他穿好衣服，把枪别在腰里，又检查了一遍子弹。推开房门时，外头的寒气扑面而来，他不由得打了个哆嗦。
天还是黑的，只有东边天际泛着一点灰白。
周希久沿着熟悉的小路往大兴镇方向走，脚步放得很轻。路两边的麦田黑黢黢的，风吹过时发出沙沙的响声。他的脑子异常清醒，每一步该怎么走，每一个细节该怎么做，都在心里过了好几遍。
到大兴镇北圩外时，天开始蒙蒙亮了。圩门还关着，镇子里静悄悄的。
周希久迅速钻进前一天看好的土沟，趴下身子。沟底的土又冷又潮，寒气透过棉袄往身上钻。他调整了一下姿势，把枪从怀里掏出来，放在面前的枯草上。
等待是最难熬的。
周希久一动不动地趴着，眼睛盯着圩门方向。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天越来越亮，能看清圩门上的木纹了。镇子里开始有了动静：鸡叫声，开门声，还有人说话的声音。周希久舔了舔发干的嘴唇，右手始终搭在枪柄上。
七点左右，圩门开了。几个早起下地的农民扛着锄头走出来，说说笑笑地从土沟前经过。周希久把头埋得更低些。接着又过去几个挑担的小贩，再后来是一辆牛车，慢悠悠地往北走。
每有人经过，周希久的心就提起来一次。不是担心被发现，而是怕陈凤九改了主意，今天不出门了。
他想起柳秀峰说的话——“陈凤九这人讲究排场，去宿城肯定坐黄包车”——应该不会错。
八点左右，圩门里又有了动静。
周希久屏住呼吸。他看见一辆黄包车从圩门里出来，车夫拉着车把，跑得不算快。车上坐着个人，穿着深色长衫，戴着礼帽，因为距离还远，看不清脸。但看那架势，应该就是陈凤九了。
黄包车越来越近。五十步，四十步，三十步……周希久轻轻把枪举起来，枪口探出草丛，对准车上的人。他能看清那人的脸了：瘦长脸，留着小胡子，确实是陈凤九。陈凤九正靠在车座上，一只手搭在扶手上，另一只手拿着根烟，神情悠闲得很。
二十步。
周希久的手指扣在扳机上。他的心跳得厉害，手却很稳。多年打猎练出的本事，越是关键时刻，手越不能抖。
十步。
黄包车已经快到土沟正对面了。周希久瞄准陈凤九的胸口，深吸一口气，然后缓缓吐出。
就在吐气的瞬间，他扣动了扳机。
“砰！”
枪声在清晨的田野里格外刺耳。黄包车上的陈凤九身体猛地一震，手里的烟掉了下来。他低头看了看胸口，那里迅速洇开一片暗红，接着整个人歪倒，从车座上滚落到地上。
车夫吓傻了，愣了几秒才扔下车把，抱头就往回跑，一边跑一边喊：“杀人啦！杀人啦！”
周希久从土沟里跳出来，又看了一眼倒在地上的陈凤九。那人已经不动了，深色长衫上的血迹正在扩大。周希久转身就往坟地跑，脚下生风，三十步距离几个呼吸就到了。他钻进坟地，按照预定的路线往东边树林跑，身后传来圩门方向的嘈杂声，但已经追不上了。
回到驻地时已经是中午。马爱亭正在院子里踱步，看见周希久进来，紧走几步迎上去：“成了？”
“成了。”周希久点点头，把枪递还给区长。
马爱亭接过枪，用力拍了拍周希久的肩膀：“好！这下给大兴镇的百姓除了一害！”
消息传得很快。
第二天，大兴镇一带的老百姓都在悄悄议论：伪镇长陈凤九被人打死在北圩门外了。有人说是抗日游击队干的，有人说是仇家寻仇，但不管怎么说，大家心里都松了口气。那之后好一阵子，驻宿城的日伪军下乡“扫荡”的次数明显少了，新上任的伪镇长也收敛了许多。
周希久后来辞了警卫员的工作，回乡务农。其后，他很少对人提起那段经历，就像很多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一样，把惊心动魄的往事埋在心底，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
只有每年春天，麦苗返青的时候，周希久总会找个日子去北圩门外走一走。
那条土沟早就被填平了，坟地也迁走了，原地种上了一片杨树。他站在路边看一会儿，然后慢慢走回家。风吹过麦田的声音，和几十年前那个清晨一模一样。
一九七四年，周希久病故。
送葬的队伍很长，很多他帮助过的乡亲都来了。他们不一定知道老人年轻时的壮举，但都知道这是个好人，一个实实在在、默默做事的好人。
而一九四一年春天北圩门外的那声枪响，却早已融进历史的长河，成为那个烽火年代里，一个普通中国人做出的不普通的选择。
这选择不张扬，不渲染，就像周希久这个人一样，沉默却坚定，在需要的时候，站出来，然后退回平凡的生活里去。可正是千千万万这样的选择，最终铺就了一条通向光明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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