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杨罕琚
1月，荷兰大提琴名家彼得·威斯佩韦（下称“威氏”）到访上海与广州，演绎六首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下称“大无”）。威氏的演绎首先胜在“复古”：这位以时代乐器（period instrument）录制过三套“大无”的名家，此次在现代乐器上以相当激进的“历史知情”（historically informed）思维演奏，引发广泛议论。他的演奏不仅“复古”，更求直抵根本的“表达”——这注定是一场艺术的冒险。
与绝大多数人不同，8岁的威氏以羊肠弦大提琴启蒙，不过他从不将自己限制为一位“巴洛克大提琴家”。此次，威氏之所以不在长途巡演中使用时代乐器，是由于现实条件的约束——《第六组曲》需要一把额外的五弦大提琴，大大增加了差旅成本与难度。25年前的一次长途巡演起，他开始大量以现代乐器演奏巴赫。他深入研究时代乐器特性，将古乐演奏技法移植到现代乐器上，尝试以现代乐器接近巴赫的“语汇”。
他特别关注模仿巴洛克乐器的用弓以带来特殊的运音效果；这也是他现场演奏时尤为惊艳之处。“巴洛克弓弓毛更稀，重量更轻，弓尖尤其轻，弓速很快。羊肠弦上有丰富的‘辅音’，活泛（lively）的琴弦带来各种细微刮擦声，用弓的变化极其丰富。用现代琴演奏也要模仿这一点，以免声音像‘没了牙’般平滑而同质化。”
威氏以《第二组曲》“库朗特”开头为例，有两个等高音符（D4），第二个音在强拍上，颇具动力。“这个音型在羊肠弦上会是一个电光火石般的猛烈瞬间；使用现代钢弦时，必须让这种容易平滑的材质也变得‘活泛’，创造火花。”他说。
威氏又提及《第六组曲》“前奏曲”开头：大提琴需要以按弦与空弦连续演奏同一音高（D3），按弦音在重拍上，空弦音在弱拍上；在谱上它们以连音线相连。该如何让这两个音“说话”？威氏以哼唱的方式演示了多种运音处理，“两个音虽然音高相同，但效果理应完全不同。小小音型中存在许多微妙的乐趣。”
在威氏看来，古乐演绎往往强调音乐“言语”般的特质，演奏巴赫，也要使乐器“共鸣”，以温暖的泛音共鸣彰显声音之美。“在一个言语式的乐章中，如《第五组曲》‘前奏曲’赋格段的那些句子中，也需要共鸣与连奏带来感官愉悦。在锐利与美的对比间，音乐获得了生命力与意义。”他说。
威氏的第一套“大无”录音可追溯至1990年，彼时他的诠释便颇为辛辣独到。数十年来，在录制了三套“大无”后，他仍孜孜不倦地挖掘细节，或是赋予音乐更多棱角凸出对比，或是修饰色彩细节，或是调整演绎的聚焦点……这些思考必须基于一个原则：演奏的本质在于“意义”与“表达”。他谈道：“还是以《第二组曲》的‘库朗特’开头为例，我们可以在乐句中添加重音，但不应仅仅是为刺激，而是因为我们认为它有所表达。”
在上海音乐厅的两晚演出后，威氏各加演了布里顿《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中的一首作品。他刚刚录制了人生中第四套布里顿“大无”，对这些作品体会与情怀俱深，“布里顿是20世纪不多的演奏家型作曲家，他的谱面指示简洁而合适，像是一位大演奏家的音乐课。”
他进一步解读：“一如巴赫，布里顿在创作时将关于人性与苦难的描绘倾泻笔下。我愈发认识到布里顿组曲的丰富：温柔、暴烈、宏大，亦具有英式风趣。不同乐章需要不同的处理方式。《第二组曲》‘赋格’充满极弱奏与停顿，既神秘又有一种机敏，紧随其后的‘谐谑曲’却要拉得尽可能粗野。《第三组曲》‘帕萨卡利亚’的后半段爆发出极致肃穆的悲剧性，是意味深长的表达。”
布里顿“大无”全部是为传奇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所作。但威氏明确表示，他从未被罗斯特罗波维奇打动过，反而“总被马友友惊艳”。威氏最崇拜的音乐家是男中音费舍尔-迪斯考——他的气场使人震撼，将音乐厅升华为“灵性的空间”，仿佛同时对着两千人中的每一个人歌唱，“他的演唱超越了‘表达’，我感动得无言。”威氏说，“我只在编舞家季里安那里有类似的体会。当音乐或艺术超越其载体时，我们为其伟大而折服。”
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摄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