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后，沈曼青把离婚协议拍在我面前时，窗外正在下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
她涂着鲜红指甲油的手指戳着纸页，声音冷得像冰窖里捞出来的铁钉：
“林溪，把这签了。
房子、存款、孩子的抚养权，我都要。”
我盯着那份协议，忽然想起1975年冬天那条结着薄冰的河。
她趴在我背上，湿漉漉的棉袄贴着我的后背，热气呵在我耳边：
“你把我背稳点，我要是掉下去，你就得娶我。”
那时我们都以为那是句玩笑话。
现在她站在暖气充足的办公室里，穿着意大利定制的套装，而我身上还是那件穿了五年的旧夹克。
她等我签字，像等一个早就该结束的流程。
我说：
“那年过河，你搂我脖子搂得特别紧。”
沈曼青的手指蜷了一下。
这是1990年，我们都三十岁了。
故事得从十五年前讲起。
1975年冬天，我十六岁，在青石镇高中读二年级。
青石镇是个地图上找不着的小地方，一条青河把镇子劈成两半，南岸是镇中心，有供销社、粮站和唯一的水泥路；北岸是像我们这样的农户，土路一下雨就烂成泥潭。
我家住在北岸最西头，三间土坯房，墙皮掉得斑斑驳驳。
父亲在镇农机站当临时工，母亲有哮喘，常年躺在里屋那张吱呀作响的木床上。
我是家里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十二岁，一个才八岁。
每天天不亮，我就得起来挑水、生火、熬粥，然后揣上两个玉米面饼子，走四里地去上学。
沈曼青住南岸。
她父亲沈国栋是镇供销社主任，母亲在公社当文书。
她家那栋红砖瓦房，是镇上最早盖起来的那批，玻璃窗擦得锃亮，窗台上还摆着两盆冬青。
沈曼青穿的衣服从来不带补丁，冬天有件军绿色的棉大衣，领子上镶着人造毛，走起路来那圈毛领随风轻颤。
我们是同班同学，但几乎不说话。
她坐第二排正中间，我坐最后一排靠窗。
她交上去的作业本干干净净，我的本子边角都卷着毛边。
课间她周围总围着几个女同学，笑声清脆得像摇铃铛，我通常趴在桌上补觉，或者赶昨晚没写完的作业。
那年冬天特别冷，青河结了冰，但还不够厚实。
摆渡的老秦头说冰面危险，把他的小木船拉上了岸。
这可苦了我们北岸的学生——得绕七八里路从上游的石桥过河，得多走将近一个小时。
那天是十二月十七号，我记得清楚，因为前一天刚发了期中考试成绩。
我物理考了全班第一，98分。
教物理的赵老师在课堂上表扬了我，还让我上台讲那道最难的电路题。
我讲的时候，手指在黑板上画着线路图，粉笔灰簌簌往下掉。
余光里，我看见沈曼青回过头来看我，她扎着两根麻花辫，发梢用红头绳系着。
放学时，天阴沉得厉害。
我和同村的陈卫东一起往河边走。
陈卫东他爸是生产队长，家里条件比我家好不少，他脚上那双解放鞋还是崭新的。
“听说没？”
陈卫东用胳膊肘捅捅我，
“沈曼青她爸要调到县里去了，当商业局副局长。”
我没接话，低头看着自己脚上快要磨穿的布鞋。
鞋头已经开了个小口，母亲用黑线粗糙地缝了几针，像条难看的蜈蚣趴在那儿。
走到河边时，那里已经聚了七八个学生。
河面上的冰在暮色里泛着青灰色的光，靠岸的地方冻实了，但河中心还能看见水流在冰层下涌动。
“这怎么过啊？”
一个女生带着哭腔说。
沈曼青也在人群里。
她穿着那件军绿棉大衣，围着红围巾，小脸冻得发白。
她看看河面，又看看越来越暗的天，咬着嘴唇不说话。
陈卫东忽然说：
“要不，咱们蹚过去？”
大家都愣了。
河水虽然不深，但这么冷的天，蹚过去棉裤肯定湿透，非冻病不可。
“我试过，”陈卫东有点得意地说，“冰面其实挺结实，就是中间一小段可能得踩水里。
跑快点，没事儿。”
他第一个下了河岸。
岸边的冰确实厚，他踩上去，咔咔响了几声，但没裂。
他回头招手：
“来啊！”
几个男生跟着下去了。
我也跟在后面。
冰面比想象中滑，我走得小心翼翼。
快到河中心时，脚下的冰层发出不妙的嘎吱声。
“快跑！”
陈卫东在前面喊。
我们几个男生连滚带爬冲过那一段薄冰区，棉鞋踩进了冰冷刺骨的河水里，但总算到了对岸。
裤腿湿了大半截，寒气直往骨头里钻。
回头看，还有三个女生站在对岸不敢动。
其中就有沈曼青。
“沈曼青，快过来啊！”
陈卫东在岸上喊，“天要黑了！”
沈曼青摇摇头，往后退了一步。
我站在岸边，湿透的裤腿贴在皮肤上，已经快没知觉了。
天色越来越暗，北风刮在脸上像刀子。
那几个女生在对岸急得跺脚。
“要不……”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点哑，“我背你们过来？”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陈卫东斜眼看我，嘴角挂着似笑非笑的弧度。
对岸的女生们也愣住了。
沈曼青抬头看我，眼睛在暮色里亮得惊人。
她没说话，只是开始往下脱那双黑色系带棉鞋，露出里面白色的针织袜子。
然后她卷起裤腿，一小截白皙的脚踝露出来，在灰暗的天地间显得扎眼。
我重新踩进河里。
河水冷得让我倒吸一口凉气。
我蹚到河中央，薄冰在我脚下碎裂，发出清脆的声响。
我转身，背对着沈曼青蹲下。
她犹豫了几秒钟，然后趴了上来。
很轻，比我想象的轻。
她的大衣下摆垂下来，扫过我的腿。
我托住她的膝弯，站起来的时候晃了一下，她低低惊呼一声，胳膊搂住了我的脖子。
“你把我背稳点，”她的声音就在我耳边，热气呵在皮肤上，痒痒的，“我要是掉下去，你就得娶我。”
我脚下一滑，差点真把她摔下去。
她搂得更紧了，低声笑起来，那笑声震得我后背发麻。
我一步步往对岸走。
河水漫过我的小腿，冰碴子顺着水流撞在腿上。
沈曼青趴在我背上，安静得出奇。
她的麻花辫垂下来，发梢扫着我的脸颊。
我能闻到她头发上淡淡的皂角味，还有她围巾上若有若无的雪花膏香气。
陈卫东他们在岸上看着。
我听见有人低声说了句什么，然后是压低的笑声。
我的脸烧了起来，不知道是冻的还是臊的。
快到岸边时，沈曼青忽然动了动。
“林溪。”
她叫我名字，声音很轻。
我没应声，所有力气都用在保持平衡上。
“你物理真好。”
她说。
我终于踩到了岸边的实地。
陈卫东伸手来拉沈曼青，她却没马上下来。
她趴在我背上，手臂还环着我的脖子。
我也没松手，就那么站着，像个僵住的木偶。
“行了行了，”陈卫东笑着说，“还舍不得下来了？”
沈曼青这才松开手，从我背上滑下来。
她的袜子湿了，脚踩在冰冷的泥地上，冻得缩了缩脚趾。
我把她那双棉鞋递过去，她接的时候，手指碰了碰我的手背。
很轻，很快，像被羽毛扫了一下。
“谢谢。”
她说，声音很轻。
我摇摇头，转身拧自己裤腿上的水。
另外两个女生也被其他男生背了过来。
大家赶紧往家赶，天已经完全黑了。
我走回家时，棉裤下半截已经冻硬了，走起路来哗啦哗啦响。
母亲看见我这样子，急得直咳嗽，翻箱倒柜找干衣服。
两个妹妹围着我，小手摸我冰凉的脸。
那晚我发了低烧，梦里全是晃动的河水，和背上那点若有若无的温度。
第二天上学，沈曼青在课间走到我桌前，放下一小包东西。
“我妈让我给你的，”她说，“冻疮膏，听说你昨天蹚水了。”
我盯着那个用旧报纸包成的小包，没动。
周围有几个同学在看我们。
“拿着呀。”
她声音提高了些。
我接过来，报纸里包着一小盒冻疮膏，还有两颗水果糖，糖纸亮晶晶的。
“谢谢。”
我说。
她点点头，转身走了。
那两根麻花辫在脑后一甩一甩的。
陈卫东走过来，拿起那盒冻疮膏看了看。
“可以啊林溪，”他笑嘻嘻地说，“背一趟河，还有奖励。”
我没理他，把东西塞进书包最里层。
那天之后，沈曼青偶尔会问我物理题。
她拿着作业本走到我座位旁，俯下身，手指点着题目，头发上的皂角味淡淡飘过来。
我讲得很慢，尽量把每个步骤说清楚。
她听得很认真，长长的睫毛垂下来，在脸颊上投下小小的阴影。
陈卫东他们有时候会起哄，吹口哨，或者发出怪声。
沈曼青从不理会，听完题，说声谢谢，就回自己座位。
我继续埋头做自己的事，但心脏在胸腔里跳得乱七八糟。
有一次放学，我和她刚好一前一后走出校门。
走了一段，她忽然慢下脚步，等我走上去。
“林溪，”她说，“你以后想做什么？”
我愣了下。
这个问题太大，我从没认真想过。
沉默了一会儿，我说：
“考上大学吧。
听说大学里吃饭不要钱，还有补助。”
她笑了，眼睛弯成月牙。
“我也想考大学。
我想去省城，听说省城的图书馆有五层楼高。”
我们并肩走了一段路，快到青河时，她拐向南岸，我继续往北岸走。
分开时她朝我挥挥手，红围巾在风里飘着。
那个冬天剩下的日子里，青河上的冰越来越厚，我们可以直接从冰面上走过去。
但我总记得那天背她过河的情形，记得河水刺骨的冷，和她趴在我背上时那点微弱的暖意。
期中考试后，赵老师找我谈话，说我的成绩可以争取保送县一中的高中部，那是全县最好的高中，考上大学的几率大很多。
但保送名额只有一个，要看期末的总成绩。
我拼了命地学。
晚上家里煤油灯不敢点太久，煤油要钱，我就着灶膛里那点火光看书，熏得眼睛生疼。
母亲咳得更厉害了，但她坚持不让我干太多家务。
“你好好读书，”她说，“读出个名堂来。”
期末考前一周，沈曼青找到我，脸色不太对。
“林溪，”她说，“你知不知道保送名额的事？”
我点点头。
“陈卫东他爸去找过校长了，”她压低声音，“他们想让陈卫东拿这个名额。”
我脑袋嗡的一声。
窗外正在下雪，雪花贴在玻璃上，很快就化了。
“赵老师说会公平决定的。”
我说，但声音没什么底气。
沈曼青看着我，眼神复杂。
“你真觉得这世上有公平吗？”
她问完，转身走了，没等我回答。
期末考试那天，雪下得特别大。
我答得很顺利，最后一门考完，我长长舒了口气。
走出教室时，看见沈曼青站在走廊尽头，正望着窗外漫天大雪。
“考得怎么样？”
她问。
“还行。”
我说。
她转过身来，很认真地看着我：
“林溪，不管结果怎么样，你都得继续读书。
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
我的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说不出话。
放寒假前的最后一天，成绩公布了。
我总分全班第一，物理和数学都是满分。
赵老师在班上宣布这个消息时，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
同学们鼓掌，我看向沈曼青，她正冲我笑，眼睛亮晶晶的。
但保送名单要等到开学才公布。
那个寒假，我每天除了帮家里干活，就是看书。
父亲给我借了几本高中教材，是他在农机站认识的一个技术员的。
夜里我点着煤油灯看到很晚，母亲催了好几次才睡。
大年初三，陈卫东来找我，拎着一包点心，说是他爸让送的。
我们坐在院里那棵老槐树下，他搓着手，呵出白气。
“林溪，”他说，“咱俩是发小，有些话我就直说了。
那个保送名额，我爸在帮我活动。
你知道的，我家就我一个儿子，我爸想让我出息。”
我没说话，看着光秃秃的槐树枝桠。
“你成绩是好，”陈卫东继续说，“但你去县一中，住宿吃饭都要钱。
我家可以供得起。
你去了，家里怎么办？
你妈还病着。”
他说的每句话都像针，扎在我心上。
我知道他说的是事实。
“我也不是要你让我，”陈卫东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就是跟你通个气。
反正，最后看学校决定吧。”
他走了，留下那包点心。
我没动，任它在石桌上放着。
开学前一天，雪化了，青河开始解冻。
我站在河边，看着浑浊的河水裹着碎冰往下游流。
沈曼青不知什么时候来的，站在我身边。
“明天就公布名单了。”
她说。
“嗯。”
“你会去县一中吗？”
“不知道。”
她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
“林溪，如果你去了县一中，我也要去。
我让我爸想办法。”
我转头看她，她表情认真，不像在开玩笑。
“为什么？”
我问。
她没回答，只是看着河水。
风吹起她的额发，露出光洁的额头。
“我就是觉得，”她慢慢地说，“你该去更好的地方。”
那天傍晚，赵老师到我家来了。
父母慌得手忙脚乱，家里连个像样的凳子都没有。
赵老师摆摆手，就在门槛上坐了。
“林溪，”他说，“保送名单定了。”
我的心提了起来。
“是你。”
赵老师说。
母亲捂着嘴，眼泪一下涌了出来。
父亲搓着手，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是，”赵老师顿了顿，“县一中那边说，保送生要交二十块钱的押金，开学后不退。
住宿费另算，一个月三块。
伙食费……”
他没说下去，但我们都明白了。
二十块钱，我家一年的油盐钱。
三块钱一个月的住宿费，还要伙食费、书本费。
这是一笔天文数字。
“学校可以给你申请补助，”赵老师说，“但补助要下学期才下来，而且不一定够。”
屋里陷入沉默。
煤油灯的火焰跳动，在墙上投下摇晃的影子。
“老师，”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名额……能给其他同学吗？”
赵老师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惋惜。
“你想好了？”
我点点头。
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哽着，咽不下去。
“陈卫东他爸来找过我，”赵老师叹了口气，“他说如果你放弃，就让陈卫东去。
他会帮你申请公社的助学金，下学期就能继续在镇高中读。”
我看着自己长满冻疮的手，手指关节处都裂着口子。
“我留在镇高中。”
赵老师走了很久，我还坐在门槛上。
母亲在屋里低声啜泣，父亲在院子里劈柴，斧头砍在木柴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第二天开学，保送名单公布：陈卫东。
同学们议论纷纷，有人看我，眼神里有同情，有不解。
沈曼青冲到我座位前，眼睛红红的：
“怎么回事？
为什么不是你？”
“我放弃了。”
我说。
“为什么？！”
“家里没钱。”
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最后，她转身回到自己座位，整个上午没再回头。
课间时，陈卫东走过来。
“林溪，谢谢你。”
他说，声音不大。
我没抬头，继续在本子上写公式。
笔尖戳破了纸张。
放学时，沈曼青在教室门口等我。
“林溪，”她说，“我让我爸借钱给你。”
我摇摇头。
“不用了。”
“那你怎么办？
就在镇高中读下去？
你知道我们学校去年考上几个大学吗？
一个！
只有一个！”
“那也挺好，”我说，“说明还有希望。”
她盯着我看了很久，最后说了句：
“你真是头犟驴。”
然后她跑了，马尾辫在脑后甩着，很快消失在走廊尽头。
那年春天，青河彻底解冻，河水哗哗地流，再没有冰了。
我继续每天走四里路上学，继续坐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继续熬夜看书，借着灶膛那点火光。
沈曼青还是偶尔来问我物理题，但不再提借钱的事。
我们之间好像隔了层什么，看不见，但摸得着。
五月的一天，放学后，她拦住我。
“林溪，我要转学了。”
我愣住了。
“我爸调到县里了，我们家要搬过去。”
她说，“下个月就走。”
我们站在校门口那棵老槐树下，槐花开了，香味很浓，腻得人头晕。
“县一中？”
我问。
她点头。
“我爸找的关系。”
“挺好，”我说，“那里师资好。”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我看不懂的东西。
“林溪，你会考到县里来吗？
高中毕业，考县里的大学？”
我扯了扯嘴角，算是个笑。
“尽力。”
她忽然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笔记本，塞到我手里。
“这个给你。
我整理的物理笔记，还有去年的高考题。”
笔记本很厚，封面是牛皮纸，用细麻线仔细缝着。
我翻开，里面字迹工整，公式、图表、例题，分门别类，清清楚楚。
“谢谢。”
我说。
她咬了咬嘴唇，像是下了很大决心：
“林溪，那句话，我是认真的。”
“哪句？”
“过河时说的那句。”
她的脸红了，转身就跑，没给我反应的时间。
我站在原地，捧着那本笔记本，槐花纷纷扬扬落下来，落在纸上，落在肩上。
那天之后，沈曼青再没来上学。
听说她提前去了县里，适应新环境。
我的生活回到原来的轨道，只是夜里看书时，偶尔会翻翻那本笔记，最后一页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已经被橡皮擦得模糊不清，但还能辨认出来：
“等我们都长大了，再回答。”
期末考，我还是全班第一。
暑假，我在镇上粮站找了份临时的活，扛麻袋，一天能挣五毛钱。
每天收工，浑身酸疼，手上磨出新的水泡，但摸着口袋里那些硬币，心里踏实些。
八月的一天，我正在粮站仓库里码麻袋，听见有人喊我名字。
出来一看，是沈曼青。
她站在粮站门口，穿着白色的确良衬衫，蓝色长裙，头发剪短了，齐耳，用发卡别在耳后。
“我来看看你。”
她说。
我们走到青河边，河水在夏日阳光下泛着金光。
她说了些县一中的事：四层的教学楼，真正的图书馆，实验室里有显微镜。
她说得很仔细，我静静听着。
“林溪，”她忽然说，“你明年一定要考过来。
县一中允许插班，只要你成绩够好。”
我踢着脚下的石子，石子滚进河里，咚的一声。
“我尽量。”
“不是尽量，是一定。”
她抓住我的胳膊，很用力，“你必须来。
我在那儿等你。”
我看着她，她的眼睛亮得灼人，像那年冬天趴在我背上时，呵在我耳边的热气。
“好。”
我说。
她笑了，松开手，从包里掏出一个小布包。
“这个给你。
是县一中去年的招生试题，还有几本参考书。”
布包沉甸甸的。
我接过来，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得走了，”她看看天色，“我爸骑车来接我，在镇口等着。”
我们一起往回走，快到镇口时，果然看见沈国栋推着自行车站在那儿。
他看见我，点点头，没说话。
沈曼青跑过去，跳上自行车后座。
沈国栋蹬动车子，车轮碾过土路，扬起细细的尘土。
她回头朝我挥手，夏日的风吹起她的短发。
我也挥手，直到那辆自行车变成一个小黑点，消失在路的尽头。
那年我十七岁，觉得夏天很长，长得好像永远过不完。
青河的水日夜不停地流，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但具体是什么，我说不清楚。
只是每晚翻开那些参考书时，会想起她说的“一定”，然后继续在煤油灯下，写满一张又一张草稿纸。
河还在那儿，人得往前走。
这是那个夏天，我唯一想明白的事。
我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但没按沈曼青的要求签。
我把房子、存款都划给了她，但在孩子抚养权那栏写了“共同抚养”。
签完字，我把笔搁在办公桌上，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很清晰。
沈曼青拿起协议看了看，眉头皱起来。
“林溪，你这是什么意思？”
“林河十四岁，林雪十二岁，他们有权选择跟谁生活。”
我说，“你不能单方面决定。”
她笑了，是那种我很熟悉的笑——嘴角勾起，眼里却没温度。
“你以为法院会听你的？
我年薪二十万，你那个破修车铺一个月挣多少？
三千？
四千？”
“五千二。”
我说，“上个月刚涨了。”
她像是没听见，把协议收进真皮公文包。
“下周我会让律师重新拟一份。
林溪，别让我走法律程序，那样很难看。”
我站起来，旧夹克的袖子已经磨得发亮。
“当年你说，等我们都长大了，再回答过河时那句话。”
沈曼青拉上公文包拉链的动作停顿了一秒。
“陈年旧事，提它干什么。”
“我就想问一句，”我看着她的眼睛，“你后来，有掉进过河里吗？”
她没回答，拎起包往外走。
到门口时，她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像在看一件过时却不舍得扔的旧家具。
“周末我会接孩子们去我那儿住。
你准备一下。”
门关上了。
我站在办公室中央，这间她三年前执意要租的办公室，说要有“商务洽谈的空间”。
墙上挂着她公司的宣传画——锦绣商贸，专营服装进出口。
画上的模特穿着时髦的套装，背景是纽约的高楼大厦，其实她最远只去过广州。
我点了支烟，窗外雪还在下。
这是1990年，中国刚过完四十岁生日，到处都是下海经商的故事。
沈曼青是其中一个。
我是1982年考上省城大学的。
机械制造专业，全班三十个人，我是唯一一个从镇高中考上去的。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父亲在院里放了一挂鞭炮，邻居都来看热闹。
母亲哭得止不住，说林家终于要出个大学生了。
临走前一晚，我翻出沈曼青给我的那本笔记。
五年过去了，牛皮纸封面已经磨得起了毛边，里面每页都被我翻过无数遍。
最后一页那行铅笔字还在，我拿橡皮轻轻擦过，但没擦掉，就让它留在那儿。
大学四年，我靠助学金和打工撑过来。
在食堂帮厨，打扫教学楼，暑假去建筑工地扛水泥。
每个月能剩下十几块钱寄回家。
沈曼青也在省城，财经学院，学国际贸易。
我们见过几次面，在图书馆，在操场，在食堂。
她变了，烫了头发，穿连衣裙，说话时会夹几个英文单词。
“林溪，你该换换形象了，”有一次她说，“总穿这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人家以为你是哪个乡下来的。”
我就是从乡下来的，但没说出口。
我问她毕业打算，她说要去深圳。
“特区，机会多。
我爸有个朋友在那儿搞外贸，说一年能挣这个数。”
她伸出五根手指。
“五百？”
我猜。
她笑了，摇摇头。
“再加个零。”
五千。
我父亲在农机站干十年也挣不到这个数。
大四那年冬天，沈曼青来找我，说深圳那边有公司要她，但她想留下来。
“为什么？”
我问。
她没说话，只是看着我。
我们在学校后门的小吃店，点了两碗馄饨，热气腾起来，模糊了她的脸。
“林溪，”她说，“你还记得那条河吗？”
“记得。”
“如果我现在掉河里，你还会背我吗？”
馄饨汤很烫，我慢慢喝着。
“会。”
她笑了，眼睛弯起来，像很多年前那样。
“那我们在一起吧。”
就这样，我们确定了关系。
1983年夏天，我们毕业了。
我分配到市机械厂当技术员，月薪五十二块。
沈曼青没去深圳，进了市外贸局，月薪比我高二十块。
我们租了间筒子楼里的小房间，十平米，放张床和桌子就满了。
结婚很简单，领个证，请几个同学吃了顿饭。
沈曼青她爸妈没来，说路远不方便。
我父母来了，带了两床新棉被，母亲握着沈曼青的手，半天说不出话，只是抹眼泪。
新婚夜，沈曼青趴在我怀里，手指在我胸口画圈。
“林溪，我们会过上好日子的，对吧？”
“对。”
“我要挣很多钱，买大房子，把爸妈都接来。”
“好。”
那时候我们都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
1985年，林河出生。
1987年，林雪出生。
我还在机械厂，工资涨到八十五块。
沈曼青在外贸局干得不错，常出差，去广州，去上海，偶尔能带回来一些新鲜玩意——电子表，录音机，女式西装。
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可能是1988年，她从外贸局辞职，说要自己干。
租了间小办公室，注册了锦绣商贸公司。
启动资金是她爸给的，三万块，在当时是笔巨款。
“林溪，你也别在厂里干了，”她说，“来帮我。
咱们自己当老板。”
我摇摇头。
“我喜欢技术活儿。”
“技术活儿能挣几个钱？”
她说话开始带着急躁，“你看我，上个月一笔单子就挣了五千。
你一年工资才多少？”
我没接话，低头修儿子的玩具小汽车。
那是个进口的电动玩具，沈曼青从广州带回来的，坏了，我拆开研究内部结构。
她叹气，拎起皮包出门应酬去了。
机械厂效益开始下滑，订单越来越少。
车间主任找我谈话，说可能要精简人员。
“小林，你是技术骨干，厂里想留你。
但工资……可能得降点。”
我回到家，沈曼青正在试新买的套装，对着穿衣镜转圈。
“好看吗？
纯羊毛的，三百八。”
“我可能要下岗了。”
我说。
她转身看我，眉头皱起来。
“下岗就下岗呗，来我公司。
正好缺个管仓库的。”
“我想继续干技术。”
“你怎么这么犟呢？”
她声音提高了，“现在什么时代了？
技术能当饭吃？
你看看街上，摆摊的都比你们厂里挣得多！”
那天晚上我们吵了一架。
结婚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吵。
她说我不求上进，我说她眼里只有钱。
吵到最后，两个孩子被吓哭了，我们才停下来。
1989年春天，我真的下岗了。
机械厂裁员三分之一，我拿着八百块买断工龄的钱，站在厂门口，看着那块挂了三十年的牌子，心里空荡荡的。
沈曼青的公司倒是越做越大，搬进了正规的写字楼，雇了六个员工。
她让我去当副总经理，我说我不懂管理。
“不懂可以学啊！”
她几乎在吼，“林溪，你非要跟我较劲是不是？”
“我没跟你较劲。”
我说，“我就想做点自己擅长的事。”
我在老城区租了个小门面，开了家修车铺。
不修汽车，修自行车、摩托车，也修各种家电。
招牌很简单——“林师傅维修”。
开业那天，沈曼青没来，托人送了只花篮，摆在门口，和周围环境格格不入。
修车铺生意不错。
我手艺好，收费公道，附近居民都爱来找我。
一个月下来，算了算账，净赚四百多，比在厂里时还强点。
我把钱拿回家，沈曼青看了一眼，没接。
“你高兴就好。”
她说，语气听不出情绪。
第二卷的第一个矛盾升级场景，发生在1990年国庆节。
沈曼青说要带孩子们去新开的游乐场，全省最大的，有摩天轮和过山车。
林河和林雪兴奋了好几天，天天数着日子。
国庆那天早上，我给他们换上新衣服——是沈曼青买的，牌子货，一件够我修十辆自行车。
沈曼青开了辆新车来，桑塔纳，黑色，锃亮。
她摇下车窗，戴着墨镜，手指在方向盘上敲了敲。
“上车。”
两个孩子欢呼着跑过去。
我站在修车铺门口，手上还沾着机油。
“你不去？”
沈曼青问。
“铺子不能关。”
我说，“你们玩得开心。”
林河跑回来拉我手：
“爸，一起去嘛。
今天过节呢。”
“听话，跟妈妈去。”
我摸摸他的头，“爸爸晚上给你们做红烧肉。”
车开走了。
我回到铺子里，继续修那台老式收音机。
下午三点多，沈曼青一个人回来了，脸色很难看。
“林溪，”她进门就说，“你以后别在孩子面前说那些话。”
我放下螺丝刀。
“哪些话？”
“什么‘钱不是最重要的’，‘做人要实在’，”她模仿我的语气，很夸张，“林河今天在游乐场，看见什么都不敢要，说爸爸挣钱不容易。
他才十四岁！
别的孩子想要什么就要什么，他呢？
一副畏畏缩缩的样子！”
“我教他节俭，错了？”
“这不是节俭，这是自卑！”
她声音大起来，“你知道他同学都穿什么吗？
耐克，阿迪达斯！
他呢？
穿你从夜市买来的破球鞋！
同学都笑话他！”
我站起来，手上还拿着螺丝刀。
“我小时候连球鞋都没有，穿的是我爹的旧布鞋改的。
我没觉得自卑。”
“那是你！”
她眼睛红了，“我不想让我儿子再过你那种日子！
有什么错？！”
我们隔着工作台对视，空气里都是机油和灰尘的味道。
外面街道上传来节日的喧闹声，更显得铺子里安静得可怕。
“沈曼青，”我慢慢地说，“你还记得我们大学时，你说最喜欢我什么吗？”
她别过脸。
“你说，最喜欢我不管多难都不服输的劲儿。”
我继续说，“现在你觉得这劲儿给你丢人了？”
她没回答，转身走了。
走到门口时，她停下脚步，背对着我说：
“下周林雪的家长会，我去。
你……别去了。”
“为什么？”
“她班主任问我，林雪的爸爸是做什么的。
我说是工程师。”
沈曼青的声音很平静，“你去了，穿这身衣服，我怎么解释？”
门关上时，挂在门上的铃铛叮当作响。
第二个矛盾升级场景，发生在十一月底。
沈曼青说要请重要客户吃饭，让我一起去。
“穿得体面点，”她在电话里说，“我让人送了套西装过去，你试试合不合身。”
西装送来了，深灰色，料子很好，标签上的数字让我手抖了一下——八百八。
够我修车铺两个月的租金。
我没穿，还是穿着平时的夹克去了饭店。
那是个很高档的地方，水晶吊灯亮得晃眼，服务员穿着旗袍，走路悄无声息。
沈曼青在包厢里，陪三个男人说话，笑声很清脆。
看见我进来，她脸色变了一下，很快又笑起来。
“这是我先生，林溪。”
她介绍，然后对客户说，“王总，李总，赵总，都是咱们的大客户。”
我点点头，坐下来。
那顿饭吃得很累，他们谈的都是什么关税、配额、外汇结算，我听不懂，也不想懂。
沈曼青很会活跃气氛，敬酒，说笑，像个专业的演员。
中途我去洗手间，回来时在走廊听见那三个男人的声音。
“沈总，你先生……不太爱说话啊。”
“他就这样，搞技术的，实在。”
沈曼青的声音。
“要我说啊，沈总你这么能干，先生就该在家帮你打理家务。
你看我太太，公司里的事一概不管，就管好家里。”
“王总说得对，女人在外打拼，男人得支持嘛。”
“我听说沈总的公司都是自己一手做起来的？
了不起，女中豪杰。
你先生现在做什么工作？”
短暂的沉默。
然后我听见沈曼青说：
“他……自己做点小生意。”
我推门进去，谈话戛然而止。
沈曼青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
吃完饭，送走客户，我和沈曼青站在饭店门口等出租车。
夜风很冷，她裹紧了大衣。
“今天谢谢你。”
她说。
“谢我什么？”
“没拆我的台。”
她笑了笑，有点苦涩，“那套西装，为什么不穿？”
“穿着不自在。”
“你就自在穿这身破夹克？”
她忽然激动起来，“林溪，你知道我有多难吗？
我陪笑脸，喝到吐，就为了拉点生意！
你呢？
你帮过我什么？
你哪怕装装样子，让我在客户面前有点面子，不行吗？”
“我从来没让你没面子过。”
我说。
“你现在就在让我没面子！”
她指着我的夹克，“你看看你，再看看这周围！
别人会怎么看我？
说我沈曼青嫁了个修车的！”
“修车的不丢人。”
我说，“我靠手艺吃饭，干干净净。”
“干净有什么用？
能当钱花吗？”
她声音哽咽了，“林河想学钢琴，一节课三十块，一个月四百八。
林雪想参加夏令营，六百块。
你的修车铺，一个月挣多少？
够吗？”
出租车来了，她拉开车门，又回头看了我一眼。
“林溪，我们回不去了。”
车开走了。
我步行回家，走了五公里，到家时已经凌晨一点。
孩子们都睡了，桌上放着沈曼青留下的文件——是拟好的离婚协议，比之前那份更详细，规定了探视时间、抚养费数额。
我坐在客厅里，开了瓶白酒。
墙上是我们的结婚照，黑白照，她穿着白衬衫，我穿着中山装，两个人笑得都有点傻。
那天夜里，我做了个梦。
梦见1975年那条河，冰很薄，我在河里走，背上是十六岁的沈曼青。
她搂着我的脖子，热气呵在我耳边。
“林溪，你累不累？”
“不累。”
“要是累了就说，我自己走。”
“不用，我背得动。”
河水很冷，但我背上很暖。
快到岸边时，她忽然说：
“你会一直背着我吗？”
梦里我没回答，因为醒了。
窗外天还没亮，我走到孩子们房间，林河踢了被子，我给他掖好。
林雪抱着小熊玩偶，那是她三岁时我给她缝的，眼睛掉了，我用纽扣重新缝了一对。
我忽然想起沈曼青怀孕时，我们没钱买婴儿床，我自己找了木板做。
刨花满屋飞，她坐在旁边打毛衣，说要做件最暖和的小衣服。
做好后她拿给我看，针脚歪歪扭扭的，但很密实。
“好看吗？”
她问。
“好看。”
我说。
她笑了，眼睛弯弯的，像月牙。
十二月初，沈曼青正式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
我收到了传票，要求我出庭。
律师是她请的，姓陈，戴金丝眼镜，说话彬彬有礼但字字带刺。
“林先生，我建议您接受调解。
沈女士的条件已经很优厚了，您可以得到一笔补偿款，足够您生活。”
“我要孩子。”
我说。
陈律师推了推眼镜。
“根据《婚姻法》和相关司法解释，法院判决抚养权时会考虑经济条件、生活环境等多方面因素。
恕我直言，您目前的情况……不太有利。”
我拿出修车铺的账本，半年的流水，平均每月净收入五千以上。
“我能养活孩子。”
“这不只是钱的问题，”陈律师耐心解释，“还有教育环境、未来发展。
沈女士可以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送他们去好学校，甚至出国留学。
您呢？”
我沉默了。
窗外的梧桐树叶子掉光了，光秃秃的枝桠指着灰白的天空。
“林先生，有时候放手也是一种爱。”
陈律师最后说。
我没立刻答复，说要考虑考虑。
走出律师事务所，我去学校接林河和林雪放学。
林雪先跑出来，看见我，眼睛亮了一下，又黯淡下去。
“爸，妈说以后我们可能不跟你住了。”
她小声说。
“你想跟谁住？”
我问。
她低下头踢石子。
“妈说可以送我去私立学校，有外教。
同学都说那学校特别好。”
林河走过来，背着书包，肩膀垮着。
“爸，我不想换学校。”
“为什么？”
“同学都熟了，老师也好。”
他顿了顿，“而且……离你的铺子近，放学我能去帮忙。”
我心里一酸，揉揉他的头发。
“先回家。”
那天晚上，沈曼青来了，说要和孩子们谈谈。
她穿了身职业套装，很干练，但眼妆有点花，像是哭过。
“林河，林雪，妈妈想跟你们说件事。”
她在沙发上坐下，努力让声音平静，“爸爸妈妈要分开了。
以后你们跟妈妈住，周末可以来看爸爸。”
林雪咬着嘴唇不说话。
林河忽然站起来：
“我要跟爸爸。”
“小河，别闹。”
沈曼青声音严厉起来。
“我没闹！”
林河眼睛红了，“爸每天给我做早饭，送我上学，晚上检查作业。
你呢？
你一个月在家吃几顿饭？
我开家长会你都忘了！”
“妈妈工作忙，是为了给你们更好的生活！”
“我不想要更好的生活！
我就想要一家人在一起！”
林河吼出来，转身跑进房间，砰地关上门。
林雪看看我，又看看沈曼青，小声说：
“妈，我能两边都住吗？”
沈曼青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
“小雪，你还小，不懂。
等长大了你就明白，妈妈是为你们好。”
“可是爸爸也很好啊。”
林雪说，“我上次发烧，是爸爸背我去医院的。
你不在家。”
沈曼青站起来，拿起包。
“林溪，你给孩子灌了什么迷魂汤？”
“我什么都没说。”
我说。
她盯着我看了很久，最后点点头。
“好，那就让法院判吧。
看看孩子会选谁。”
她走了，高跟鞋的声音在楼道里渐行渐远。
我走进林河房间，他趴在床上，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坐在床边，拍他的背。
“爸，我不想你们分开。”
他闷声说。
“有些事情，不是想不想就能决定的。”
我说。
“为什么？
别人家爸妈都不离婚，为什么你们要离？”
我想了想，说：
“就像你的自行车，骑久了，有些零件会磨损，修不好了，就得换。
但车还是那辆车，你还是能骑它。”
“听不懂。”
林河翻过身，眼睛红红的，“我就知道，你要是跟妈离婚，我就再也不理她了。”
“别说傻话。”
我给他擦眼泪，“她是你妈。”
那天夜里，我给沈曼青发了条传呼信息：
“我们谈谈，不带律师，就我们俩。”
她没回。
十二月中旬，法院安排了第一次调解。
调解员是个五十多岁的女同志，姓周，说话很和气。
她先单独跟沈曼青谈，又单独跟我谈。
周同志问了我很多问题：收入，住房，工作时间，对孩子教育的想法。
我一五一十答了。
最后她问：
“林同志，你真觉得你能照顾好两个孩子？
又要工作又要带孩子，很辛苦的。”
“我习惯了。”
我说，“我从小就得照顾妹妹，照顾家里。”
“时代不一样了，”周同志叹气，“现在养孩子不只是吃饱穿暖，还要教育，要培养。
沈女士的经济条件确实比你好很多。”
“我知道。”
我说，“但钱不是一切。”
周同志看着我，眼神有些怜悯。
“可没钱，很多事都办不了。”
调解结束，双方没有达成一致。
走出法院时，沈曼青叫住我。
“林溪，我们非得这样吗？”
“是你非要这样。”
我说。
“我只是想给孩子最好的！”
“你认为的最好，不一定真的是最好。”
我们又沉默了。
风吹起地上的落叶，打着旋儿。
沈曼青拢了拢大衣领子，忽然说：
“你还记得大学时，我们最穷的时候，两个人分一碗牛肉面？”
“记得。”
“那时候虽然穷，但挺开心的。”
她声音很轻。
“嗯。”
“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呢？”
她像是在问自己。
我没回答。
有些问题没有答案，或者答案太多，不知道该说哪个。
调解员建议我们暂时维持现状，给孩子一个缓冲期。
沈曼青同意了，我也同意了。
但我们都清楚，这只是暂时的休战。
回家路上，我去菜市场买了条鱼。
准备晚上炖汤。
卖鱼的老板认识我，边刮鳞边聊天：
“林师傅，听说你要离婚？”
消息传得真快。
我点点头。
“哎，可惜了。
你爱人多能干啊，女强人。”
老板把鱼装袋递给我，“不过啊，太能干的女人，家里男人就难做。
我老婆要是能挣那么多钱，我天天给她端洗脚水都行。”
我笑了笑，没说话。
提着鱼走回家，想着晚上怎么跟孩子们说，让他们别担心，爸爸妈妈虽然分开了，但都爱他们。
可是“爱”这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尤其是当爱变成责任，变成负担，变成互相指责的理由时。
回到家，林河在写作业，林雪在看电视。
我系上围裙开始做饭，鱼下锅时，油星溅起来，烫到了手背。
我冲冷水，看着那个小红点，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沈曼青第一次学做饭，也是被油烫到，疼得直跳脚。
我给她涂牙膏，她眼泪汪汪地说再也不做饭了。
后来她还是学会了，做得还不错。
但再后来，她就不需要做了，公司有食堂，应酬有饭店，家里请了钟点工。
我把鱼炖上，走到阳台上抽烟。
楼下有对年轻夫妻在吵架，声音很大，女的哭着说“这日子过不下去了”，男的说“不过就不过”。
很快有邻居出来劝，声音渐渐小了。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只是有些人念着念着，把经书撕了。
抽完烟，我回到厨房，汤已经滚了，白色的蒸汽升腾起来，模糊了窗户。
我调成小火，靠在灶台边，等汤慢慢煨。
这场景很熟悉，像是过去十几年里无数个傍晚的重复，但又不一样了。
因为我知道，这样的傍晚，可能不多了。
沈曼青的律师下午又打来电话，说如果我能主动放弃抚养权，沈曼青愿意把现在住的房子留给我，再给一笔钱。
“林先生，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如果上法庭，你可能什么都得不到。”
我说我要想一想。
其实没什么可想的。
我不会放弃孩子，也不会要她的房子和钱。
但这话说出来，对方不会懂。
他们觉得所有人都可以被钱摆平，摆不平只是价码不够高。
汤煨好了，我叫孩子们吃饭。
林雪帮我摆碗筷，林河盛饭。
三个人围坐在小圆桌旁，像过去很多年一样。
只是桌子那边空了一个位置，那里本来该坐着沈曼青。
“爸，”林河扒拉着饭，忽然说，“我长大了要挣很多钱，让你过好日子。”
“我现在日子就挺好。”
我说。
“不够好。”
林河很认真，“我要给你买大房子，买汽车，你想修车就修，不想修就出去玩。”
我鼻子一酸，赶紧低头喝汤。
“好，爸等着。”
林雪小声说：
“爸，其实妈妈也很累。
我上次去她公司，她一直在打电话，中午饭都没吃。”
“我知道。”
我说。
“那你为什么不能原谅她呢？”
我看着女儿清澈的眼睛，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成年人的世界太复杂，不是原谅不原谅的问题。
是两个人走在不同的路上，越走越远，远到看不清对方的脸了。
吃完饭，我收拾碗筷，林河去写作业，林雪继续看电视。
我把厨房收拾干净，擦了灶台，刷了锅，一切井井有条。
这是我的习惯，也是我的生活——把杂乱的东西理顺，把坏掉的东西修好。
可是有些东西，一旦坏了，就再也修不好了。
就像1975年冬天那条河，冰破了，水流过去，再也回不到原来的样子。
你只能往前走，不管愿不愿意。
晚上九点，我给孩子们检查完作业，催他们洗漱睡觉。
等他们都睡了，我坐在客厅里，打开电视，声音调得很小。
屏幕上在放连续剧，男女主角爱得死去活来，最后大团圆结局。
现实不是电视剧。
现实是，沈曼青下周要去深圳谈一笔大单子，要去半个月。
现实是，法院的第二次调解安排在一个月后。
现实是，我的修车铺这个月生意不太好，因为天气冷了，骑车的人少了。
但我还是得开门，每天早上七点，准时。
这是我的生活，我得继续过下去。
窗外又下雪了，这是1990年冬天的第三场雪。
我关了电视，走到窗前看雪。
雪花在路灯的光晕里飞舞，像很多年前青石镇的那些雪。
时间过得真快，十五年，一眨眼就过去了。
快得让人来不及反应，就已经站在了人生的另一条河边。
这次，没有人会背我过去了。
我得自己蹚过去，不管河水多冷，冰多薄。
我发现锦绣商贸的问题，是从一张税单开始的。
1991年开春，法院的第二次调解定在三月底。
沈曼青从深圳回来后，整个人更忙了，说是接了个大单，要和香港那边合资。
她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偶尔回来，也是深夜，带着一身烟酒气。
孩子们已经习惯了她不在家的日子。
林河每天放学来修车铺写作业，写完就帮我打下手，拧螺丝，递工具。
林雪参加了学校的舞蹈队，每周二四训练，我骑自行车去接她，她坐在后座，搂着我的腰，哼着刚学的歌。
表面平静，但我知道沈曼青没放弃要孩子。
她的律师每周都打电话，语气一次比一次强硬。
陈律师说，沈女士已经向法院提交了新的证据，证明我的修车铺“工作环境恶劣，不适合未成年人成长”，还找了几个邻居作证，说我经常让林河帮忙干活，“影响学习”。
我找李会计商量。
李会计是我店里的常客，六十多岁，退休前在税务局干了一辈子。
他常来修他的老自行车，有时坐下喝杯茶，聊会儿天。
“林师傅，你这事不好办。”
李会计听完，摇摇头，“女方经济条件比你好太多，法院肯定会考虑这个。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你能证明，她的经济来源有问题。”
李会计压低声音，“或者，她有什么不适宜抚养孩子的情况。”
我愣住了。
“什么意思？”
“就是字面意思。”
李会计喝完茶，站起来，“我也是瞎说。
你当我没说。”
他推着修好的自行车走了。
我坐在工作台前，看着墙上贴着的孩子们的画，心里像压了块石头。
第一个证据收集场景，发生在三月中旬。
沈曼青让我去她公司签一份文件，关于孩子抚养费的。
“既然你要共同抚养，那就把账算清楚。”
她在电话里说，声音很冷。
我去了锦绣商贸。
公司占了写字楼半层，装修得很气派，玻璃隔断，真皮沙发，员工都穿着制服。
沈曼青的办公室在最里面，大落地窗，能看到半个城市的风景。
她没在办公室，秘书让我等。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墙上的营业执照和各种许可证。
锦绣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五十万，法定代表人沈曼青。
经营范围为服装、纺织品进出口。
茶几上放着几本企业宣传册，印刷精美。
我随手翻开，里面是各种服装照片，还有公司发展历程：1988年成立，当年营业额二十万；1989年八十万；1990年突破两百万。
门开了，沈曼青进来，身后跟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
“林溪，这是张律师，专门处理我们家事的。”
她介绍，然后对张律师说，“你把协议给他看看。”
张律师递过来一份文件，密密麻麻十几页。
我翻到抚养费那部分，上面写着：沈曼青每月支付每个孩子一千元抚养费，直至大学毕业。
“看清楚了？”
沈曼青在老板椅上坐下，“签了字，以后别再说我不管孩子。”
我没动笔。
“锦绣商贸去年利润多少？”
她愣了一下。
“你问这个干什么？”
“按这个支付标准，你一个月要出两千。
加上你自己的开销，公司运营成本，够吗？”
沈曼青脸色沉下来。
“林溪，你什么意思？
查我账？”
“我只是想知道，你的钱从哪里来。”
我说，“五十万注册资本，你爸给了三万，剩下的四十七万，哪来的？”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
张律师咳嗽一声：
“林先生，这和抚养费无关。”
“有关。”
我看着沈曼青，“如果你公司的钱来路不正，将来出了事，孩子们怎么办？”
沈曼青站起来，走到我面前，声音压得很低：
“林溪，你别给脸不要脸。
我好好跟你商量，你非要撕破脸是吧？”
“我只是想知道真相。”
“真相就是，我能给孩子最好的生活，你不能。”
她指着门，“现在，要么签字，要么滚。”
我站起来，往外走。
到门口时，我回头说：
“我会查清楚的。”
“你查什么？”
她冷笑，“你一个修车的，懂什么是生意？”
我没回答，拉开门走了。
走廊里，我听见她办公室里传来东西摔碎的声音。
第二个证据收集场景，是三天后。
李会计来修车，闲聊时说起最近税务检查的事。
“我们这些老同事聚会，说起现在有些私营企业，做账做得那叫一个花。
两套账，三套账，虚开发票，偷税漏税。”
我正给他换车胎，手停了一下。
“李叔，要是想查一个公司的税务情况，怎么查？”
李会计看了我一眼。
“你要查锦绣商贸？”
我没否认。
“难。”
他摇头，“税务信息是保密的。
除非你有确凿证据，向税务机关举报，他们才会立案调查。”
“什么算确凿证据？”
“比如，他们开给你的发票有问题，或者你发现他们有明显偷税行为。”
李会计想了想，“不过啊林师傅，我劝你别掺和这事。
做生意的人，有几个账完全干净的？
你前妻能把公司做这么大，肯定有她的门路。
你跟她斗，没好结果。”
车胎换好了，李会计推车要走，又回过头：
“你要是真想知道，可以看看他们公司公开的信息。
工商年检报告什么的，虽然都是表面的，但也能看出点东西。”
那天晚上，我去了市图书馆。
阅览室里有近几年工商年检的公开资料，按行业分类。
我找到商贸类，翻到锦绣商贸的档案。
年检报告很简单：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
我看不懂那些专业术语，但数字还是认识的。
1990年，锦绣商贸主营业务收入二百一十万，净利润三十五万。
资产总额从八十九万的八十九万增长到一百四十万。
看起来很正规，没什么问题。
我正要合上档案，忽然注意到一个细节：1990年的审计报告，签字会计师的名字，我好像在哪见过。
陈卫东。
我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
陈卫东，我的高中同学，当年拿了保送名额去县一中的那个。
他后来考了财经学院，和沈曼青一个学校，但不同专业。
大学时我们见过几次，他总是一身名牌，说话趾高气扬。
毕业后听说他进了会计师事务所，没想到是这家。
我抄下审计事务所的名字和电话。
离开图书馆时，天已经黑了。
我走在回修车铺的路上，脑子里乱糟糟的。
陈卫东为什么给锦绣商贸做审计？
他和沈曼青一直有联系吗？
回到铺子，我给大学同学老赵打了个电话。
老赵在财政局工作，也许知道点什么。
“锦绣商贸？
有点印象。”
老赵在电话那头说，“去年好像被抽查过，但没什么问题。
怎么了林溪？”
“帮我打听个人，陈卫东，在信达会计师事务所。”
“行，我问问。
不过你得告诉我，到底出什么事了？”
“私事。”
我说，“回头请你吃饭。”
挂了电话，我坐在黑暗的铺子里，点了支烟。
烟雾在昏黄的灯光下缓缓上升，像很多解不开的谜。
第三个证据收集场景，是最关键的。
三月下旬，沈曼青要去广州出差一周。
临走前，她来修车铺看孩子，带了很多礼物。
林河拿到新款的随身听，眼睛都亮了，但看了我一眼，又放回盒子里。
“妈，这个太贵了。”
“贵什么，妈挣钱就是给你花的。”
沈曼青摸摸他的头，“好好学习，下次考试进前十，妈给你买电脑。”
林雪收到一条连衣裙，粉色的，有蕾丝边。
她试了试，在镜子前转圈，笑得特别开心。
我在厨房做饭，沈曼青走进来，靠在门框上。
“林溪，我们别斗了。
对孩子不好。”
我没回头，继续切菜。
“是你先开始的。”
“我只是想给孩子更好的未来。”
“用不正当的手段？”
她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她说：
“你知道我有多难吗？
一个女人，在这个圈子里打拼，不靠点手段，怎么活？”
“所以你就偷税？”
我转身看着她。
沈曼青脸色一变。
“你胡说什么？”
“陈卫东给你的公司做审计，你们的关系，从高中就开始了，对吧？”
我把菜刀放在案板上，“当年那个保送名额，也是你们家操作的吧？”
“林溪！”
她声音尖起来，“你别血口喷人！”
“是不是血口喷人，查查就知道。”
我说，“我已经向税务局实名举报了。
锦绣商贸1990年的账，有问题。”
她瞪着我，眼睛里有震惊，有愤怒，还有一丝……恐惧？
我不确定。
“你疯了？”
她声音发抖，“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公司要是倒了，对孩子有什么好处？”
“如果公司是靠违法手段做起来的，那它本来就不该存在。”
我说，“我不能让孩子们将来知道，他们的好日子是这么来的。”
沈曼青盯着我看了很久，忽然笑了，笑得很冷。
“林溪，你还是这么天真。
你以为举报了就能怎样？
我告诉你，陈卫东的舅舅在税务局，我每年打点关系的钱，够你修十年车。
你举报？
看谁理你！”
她说完，转身要走。
到门口时，她又停下来，背对着我说：
“林溪，我最后问你一次，签字，还是不签？”
“不签。”
“好。”
她拉开门，“那我们就法庭见。
看谁能赢。”
她走了，高跟鞋的声音消失在巷子里。
林河和林雪站在客厅，看着我们，脸上都是不安。
“爸，妈，你们别吵了。”
林雪小声说。
我走过去，搂住他们。
“没事，爸爸在。”
卡点钩子：
三天后的深夜，我接到老赵的电话。
他的声音很急：
“林溪，你让我查的陈卫东，我打听到了。
他确实在信达所，但上个月已经被停职了。”
“为什么？”
“涉嫌协助企业做假账，虚开发票。
现在税务局正在调查他们事务所。”
老赵顿了顿，“还有件事，你得有心理准备。”
“你说。”
“我托人查了锦绣商贸的税务记录，发现他们从1989年开始，每年都有大额出口退税，但对应的出口报关单……好像有问题。”
我的心跳加快了。
“什么问题？”
“报关单上的货物数量，和实际生产能力对不上。”
老赵压低声音，“而且，我查到锦绣商贸的主要出口地是香港一家公司，叫华荣贸易。
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你猜是谁？”
“谁？”
“陈卫东的父亲，陈建国。”
我握着电话的手开始发抖。
陈卫东的父亲，当年青石镇供销社的副主任，后来调到县里，再后来……下海经商了。
“还有更蹊跷的。”
老赵继续说，“华荣贸易从锦绣商贸进口的服装，报关价格比市场价高出三倍。
这意味着，锦绣商贸可以拿到更多的出口退税，而华荣贸易那边，可以通过虚高的进口成本，把资金……”
“洗出去。”
我接上他的话。
“对。”
老赵叹气，“林溪，这事太大了。
涉嫌骗税，洗钱，金额恐怕不小。
你前妻她……怕是脱不了干系。”
我挂了电话，坐在黑暗里，浑身发冷。
窗外的城市灯火通明，那些光点在我眼里模糊成一片。
我忽然想起1975年冬天，沈曼青趴在我背上，河水那么冷，她的手臂那么紧地搂着我的脖子。
她说：
“你把我背稳点，我要是掉下去，你就得娶我。”
我以为那只是一句玩笑话。
现在，十五年过去了，她真的掉进了一条更深的河。
一条满是金钱、谎言、犯罪的河。
而我，该不该伸手去拉她？
第二天一早，沈曼青从广州回来了。
她直接冲到修车铺，眼睛红肿，像是哭过。
她把门摔上，盯着我，声音嘶哑：
“林溪，税务局的人今天早上来公司了，封了所有的账。
是你干的，对不对？”
我没说话。
“你知不知道，这样一来，什么都完了？
公司完了，我完了，孩子们将来怎么办？”
她声音在发抖，“你就这么恨我吗？”
“我不恨你。”
我说，“我只是想知道真相。”
“真相？”
她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好，我告诉你真相。
陈卫东的父亲，陈建国，当年帮过我爸爸的忙。
我开公司，他出了三十万。
条件是，我要帮他儿子——就是陈卫东——洗钱。
把他们在国内非法挣的钱，通过贸易合同，弄到香港去。”
我看着她，她脸上的妆花了，露出眼角的细纹。
十五年，我们都老了。
“那陈卫东呢？”
我问，“你们一直有联系？”
沈曼青沉默了很久，然后点点头。
“大学时就在一起过。
后来分手了，但……一直没断干净。
他帮我做账，我帮他洗钱。
各取所需。”
“所以当年你说喜欢我，是真是假？”
她抬起头，眼睛里全是泪水。
“林溪，我当年是真的想跟你好好过日子。
可是……穷日子太难了。
你一个月挣几十块，我爸妈看不起你，我同学笑话我。
陈卫东能给我钱，能帮我开公司，能让我过上好日子。
我……我没得选。”
“你有的选。”
我说，“你只是选了容易的那条路。”
她蹲下来，捂着脸哭了。
哭声压抑，像受伤的动物。
我站在她面前，不知道该说什么。
过了很久，她抬起头，擦干眼泪，站起来。
“林溪，现在你什么都知道了。
公司完了，我可能要坐牢。
孩子们……你能照顾好他们吗？”
“能。”
“那就好。”
她深吸一口气，“我会去自首。
但在这之前，我想求你一件事。”
“什么？”
“我们再去看一次青河。”
她说，“就我们俩。
像当年那样。”
我看着她，她眼里有一种我说不清的东西，像是绝望，又像是解脱。
“好。”
我说。
我们约了第二天早上。
她先走了，说要去处理一些事情。
我站在铺子门口，看着她开车离开，那辆黑色的桑塔纳消失在街角。
下午，我去学校接了孩子们，给他们做了晚饭。
林河察觉到不对劲：
“爸，妈今天来电话，声音怪怪的。
她没事吧？”
“没事。”
我说，“快吃饭。”
晚上，我辗转难眠。
脑子里全是沈曼青说的话，还有老赵电话里的内容。
骗税，洗钱，这些词离我的生活太远了，可现在，它们就发生在我前妻身上。
凌晨三点，电话响了。
是沈曼青的秘书，声音惊慌失措：
“林先生，沈总让我把这个交给您。
她说……她说您看了就明白。”
“什么东西？”
“一个档案袋，放在公司前台。
她说密码是……”
秘书顿了顿，“是19751217。”
1975年12月17日。
那天，我第一次背她过河。
“她还说什么？”
“她说……”
秘书的声音在发抖，“她说对不起。”
电话挂了。
我坐在床上，看着窗外漆黑的夜，心里涌起一种不祥的预感。
第二天一早，我送孩子们上学后，去了锦绣商贸。
公司大门贴着封条，几个员工在门口张望，窃窃私语。
前台没人，桌上果然放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封口很严。
我拿起档案袋，手指碰到封口时，感觉到里面厚厚的纸张。
密码是日期，但这里没有锁，不需要密码。
我撕开封口，抽出里面的文件。
第一页是一封信，沈曼青的字迹：
“林溪，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应该已经走了。
不是逃避，是去面对我该面对的。
档案袋里是锦绣商贸所有的真实账目，还有陈卫东父子洗钱的证据。
我留了一份副本，原件给你。
你可以交给税务局，或者……随你处置。
我知道，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
当年那条河，你不该背我的。
如果重来一次，我会自己蹚过去，哪怕冻死。
孩子们就交给你了。
告诉他们，妈妈爱他们，只是……走错了路。
最后，回答你昨天的问题：当年那句话，我是认真的。
如果掉下河就要嫁给你，那我宁愿掉下去。
可惜，我掉进了另一条河，再也上不来了。
沈曼青，1991年3月28日”
我的手在抖。
翻过信，下面是厚厚一沓财务报表、银行流水、合同复印件。
每一页都触目惊心：虚假出口合同，虚开发票，伪造报关单……
涉案金额，我数了数零，七百多万。
在最后几页，我看到了更惊人的东西：几张照片，是沈曼青和陈卫东的合影，看背景是在香港，时间标注是1990年夏天。
还有一页手写的记录，记录着每次“操作”的分成比例——沈曼青拿三成，陈卫东父子拿七成。
但真正让我浑身发冷的，是最后一页的一行小字，用红笔圈了出来：
“1990年11月，陈卫东提出新方案：通过锦绣商贸进口一批‘特殊设备’，实际是走私医疗器械。
沈拒绝，陈威胁要曝光所有账目。
沈妥协，但要求这是最后一次。”
走私。
医疗器械。
我靠在墙上，感觉呼吸困难。
事情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
我收起档案袋，离开写字楼。
阳光很刺眼，街上车水马龙，人们行色匆匆。
没有人知道，我手里的这个纸袋，装着足以让多人入狱的秘密。
我该交给税务局吗？
那沈曼青肯定要坐牢，而且刑期不会短。
孩子们将永远失去母亲。
我该销毁吗？
那这些罪行就被掩盖了，陈卫东父子会逍遥法外，也许还会害更多人。
我走到青河边。
十五年了，城市扩建，河道被整治，修了水泥堤岸，再也看不到当年的土坡和冰面。
但河还在，水还在流。
沈曼青已经到了。
她站在河边，穿着简单的衬衫和长裤，没化妆，头发扎成马尾。
风吹起她的头发，她看起来像很多年前那个十六岁的女孩。
“你来了。”
她说。
“嗯。”
“东西拿到了？”
“拿到了。”
我们并肩站着，看着河水。
过了很久，她说：
“林溪，如果我现在跳下去，你还会救我吗？”
“会。”
“即使我做了那么多坏事？”
“你做了坏事，但你还是林河和林雪的母亲。”
我说，“而且……你选择把证据交出来，说明你还没有完全坏掉。”
她笑了，眼泪流下来。
“你知道吗？
我最怀念的，不是后来挣大钱的日子，而是大学时，我们俩分一碗牛肉面，你总是把肉挑给我。”
“我也记得。”
我说，“你每次都说不爱吃肉，但其实你最爱吃。”
我们沉默了。
河水哗哗地流，像时间一样，一去不回。
“林溪，”沈曼青忽然说，“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关于陈卫东，还有……那个走私案。”
“你说。”
她深吸一口气，转向我，眼睛里有一种决绝的光。
“其实那批医疗器械，不是普通的走私。
陈卫东父子真正的目的，是要通过这个渠道，把一批……”
就在这时，她的手机响了。
她拿出来看了一眼，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谁？”
我问。
“陈卫东。”
她的声音在发抖，“他说……他知道我把证据给了你。
他现在就在附近，要我们交出去，否则……”
她的话没说完，因为我看见，不远处，一辆黑色的轿车正缓缓驶来，停在了河堤边的空地上。
车门打开，陈卫东走了下来。
十五年没见，他胖了，穿着名牌西装，戴着金丝眼镜，但眼神还是当年那种傲慢。
他朝我们走来，身后跟着两个身材魁梧的男人。
沈曼青抓紧了我的胳膊，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林溪，快跑。
他们……他们手里有东西。”
陈卫东已经走到我们面前十米处，停下脚步，脸上挂着那种熟悉的、令人厌恶的微笑。
“老同学，好久不见。”
他的目光落在我手里的档案袋上，“把我家的东西还给我，咱们还可以好好说话。”
我站着没动。
河水在身后流淌，像很多年前一样冷。
陈卫东的笑容消失了。
“林溪，别逼我。
你手里的东西，关系到很多人的命。
包括……”
他看向沈曼青，“你前妻的命。”
沈曼青浑身一颤。
陈卫东往前走了一步，声音压低了，却更让人毛骨悚然：
“你以为她只是帮我们洗钱？
太天真了。
1990年冬天，青石镇卫生院那批‘捐赠’的医疗设备，你还记得吗？
你妈当时用的呼吸机，就是从那批货里拿的。”
我脑子里轰的一声。
1990年冬天，母亲病情加重，镇卫生院突然收到一批捐赠设备，其中就有新的呼吸机。
医生说真是雪中送炭，母亲用了之后，病情确实稳定了一段时间。
“你什么意思？”
我的声音在抖。
“意思就是，”陈卫东的笑容变得狰狞，“你妈能多活那几个月，全靠我们走私进来的那批货。
而你前妻，是知情的。
她不但知情，还亲手签的接收文件。”
他看向沈曼青，一字一顿地说：
“告诉他，曼青。
告诉他，你为了挣钱，连走私的医疗设备都敢接。
告诉他，你明知那批设备来路不明，可能有问题，还是签字接收了。
因为你急需那笔分成——三十万，够你公司周转了，对吧？”
沈曼青的脸色惨白如纸，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陈卫东又转向我，语气近乎嘲讽：
“所以林溪，你现在还觉得，她是无辜的吗？
她还配当孩子的母亲吗？
一个连救命设备都敢走私的女人——”
“那批设备，”我打断他，声音嘶哑，“有什么问题？”
陈卫东的笑容僵了一下。
“你说那批设备可能有问题。”
我盯着他的眼睛，“什么问题？”
沈曼青忽然挣脱我的手，往前走了两步，挡在我和陈卫东之间。
她的背影在颤抖，但声音异常清晰：
“陈卫东，你够了。”
她转过身，看着我，眼泪汹涌而出，“林溪，那批设备……是二手翻新的。
而且……而且其中一部分，是国外医院淘汰的，可能……可能携带……”
她说不下去了，但我知道了。
我母亲，1991年1月去世的。
死因是肺炎引发的心力衰竭。
但医生说，她的免疫力突然变得很差，像是感染了什么。
我手里的档案袋，此刻重如千斤。
陈卫东冷笑：
“现在你明白了？
你前妻，不但洗钱，骗税，还走私可能携带病原体的医疗设备。
她自己都干净不了，你还想保她？”
他伸出手：
“把东西给我。
我可以保证，她和孩子们的安全。
否则……”
他身后的两个男人往前走了一步。
沈曼青忽然转身，对我大喊：
“林溪，跑！
带着证据跑！
别管我！”
但已经来不及了。
那两个男人已经冲了过来。
其中一个伸手要抢档案袋，我猛地往后一退，脚下是河堤的斜坡——
我摔了下去。
档案袋脱手飞出，纸张在空中散开，像一场大雪。
我滚下斜坡，河水越来越近。
最后一瞬间，我看见沈曼青扑了过来，她伸手想拉住我，但自己也失去了平衡。
我们一起掉进了河里。
河水冰冷刺骨，像1975年那个冬天。
我在水中挣扎，看见沈曼青在不远处沉浮。
她的眼睛看着我，嘴巴张着，像是在喊什么。
我朝她游过去。
水很急，把我往下游冲。
我抓住她的手，她死死地抓住我，指甲掐进我的肉里。
我们被冲到一处回水湾，勉强能站住脚。
水没到胸口，浑身湿透，冷得牙齿打颤。
岸上，陈卫东和他的手下在追那些飘散的纸张。
但大部分已经被水浸湿，顺着河流往下漂。
沈曼青靠在我身上，喘着气，嘴唇发紫。
“林溪……对不起……我真的……对不起……”
我搂着她，往岸边拖。
每走一步都艰难，水流的阻力，河底的淤泥，还有彻骨的寒冷。
终于到了岸边，我推她上去，然后自己爬上去。
我们瘫在水泥堤岸上，像两条搁浅的鱼。
档案袋没了，证据大部分没了。
陈卫东和他的手下在远处捡到了几张，但更多的漂走了，或者湿透了。
陈卫东走过来，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们。
他手里拿着几张湿漉漉的纸，脸色难看。
“你们真行。”
他说，“不过没关系，大部分都毁了。
剩下的这几张，说明不了什么。”
他把那几张纸撕碎，扔进河里。
“沈曼青，我给你最后的机会。
回来，按我的计划做，把剩下的账抹平。
否则……”
他蹲下来，凑近沈曼青，声音阴冷：
“否则，我不但会让你坐牢，还会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母亲。
走私医疗设备，害死了你前婆婆——这话传出去，你的孩子们，一辈子都抬不起头。”
沈曼青浑身一颤。
陈卫东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西装。
“我给你三天时间考虑。
三天后，要么回来继续合作，要么……咱们就鱼死网破。”
他带着手下走了。
黑色轿车消失在街道尽头。
我和沈曼青坐在河堤上，浑身湿透，在早春的冷风里瑟瑟发抖。
阳光照在河面上，波光粼粼，刺得人睁不开眼。
过了很久，沈曼青开口，声音沙哑：
“林溪，你走吧。
带着孩子们走，离开这个城市。
陈卫东不会放过我的，也不会放过你。”
“那你呢？”
“我……”
她笑了，笑得很凄凉，“我该去我该去的地方。”
“自首？”
她点点头。
“把我知道的，都说出来。
虽然证据没了，但我这个人证，还能说点什么。”
我看着她，这个我爱过，恨过，现在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的女人。
十六岁那年冬天，她趴在我背上，那么轻，那么暖。
现在，她像一片随时会被风吹走的枯叶。
“曼青，”我说，“那批设备……我妈的事，你真的……”
她闭上眼睛，眼泪流下来。
“我当时不知道……陈卫东只说设备是二手的，便宜……我真的不知道可能有问题……林溪，你相信我吗？”
我没回答。
因为我不知道。
她睁开眼，看着河面，轻声说：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只是一直没说。”
风掠过水面，泛起一圈圈细碎的波纹，像被揉皱的心事。夜色把河水染得深黑，只有远处几点微弱的光，在水面上晃来晃去，明明灭灭，像极了我们之间这段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我站在她身侧，指尖微微蜷缩，喉咙发紧，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
“你不说，我也不问。”她声音很轻，轻得几乎要被风吹散，“我就等着，看你什么时候愿意主动告诉我。等一天，等一个月，等一年……我都等过。”
我心口猛地一抽，酸涩瞬间涌上来。原来那些我以为藏得很好的犹豫、躲闪、欲言又止，她全都看在眼里，只是从没有拆穿。
“我不是怪你。”她转过头，眼底没有怨，只有一片平静的温柔，“我只是怕，怕你心里装着事，却不肯让我分担；怕你走得太远，我伸手都抓不住；更怕……你早就做好了离开的打算，只是不忍心说出口。”
河水静静流淌，带着无声的时间向前而去。
我张了张嘴，想说“我没有”，想说“我只是不知道怎么开口”，可话到嘴边，却只剩下沉重的沉默。我的确迷茫过，犹豫过，甚至退缩过，却从没想过真的要丢下她。
她轻轻叹了口气，重新望向河面，声音淡得像一层薄雾：
“我不逼你现在给答案。你慢慢想，想清楚了，再告诉我。”
“只是你要记得——”
她顿了顿，语气轻却坚定，
“不管你最后选哪条路，我都希望，你别再一个人扛着。”
风又起，吹乱了她的发，也吹乱了我早已不平静的心。
我望着她单薄的侧影，忽然明白，有些话再难，也该说出口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