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带了一名研一的学生，叫小陈。他来自一个偏远的山村，入学成绩是课题组的第一。第一次见面，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站得笔直，回答问题简洁、清晰，眼神里有种同龄人少见的清醒和坚定。我暗自欣慰，觉得这是个好苗子。
然而，随着科研工作的展开，我逐渐察觉到他身上有一种难以触碰的隔阂。每周的组会，他总是坐在离我最远的角落，安静地记录，却极少主动发言。当我给他的研究方案提出修改建议时，他会微微蹙眉，然后一条条地列举他原有思路的依据，语调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防御。起初，我只当是年轻人特有的执拗和自信。
直到那个关键的实验，连续失败了三次。组里的师兄师姐热心地把自己的数据和经验整理好发给他，同门也主动提出帮他调试设备。但他只是点点头，客气地说“谢谢，我自己再看看”，转身又扎进了实验室，一个人熬夜到天明。我找他谈话，想帮他分析一下根本问题。他听着，目光却落在桌上的某个点，最后低声说：“老师，我知道问题在哪儿了，我自己的事，我自己能处理好。”那一刻，我看到的不是独立，而是一堵密不透风的墙。
有次，一位师妹在讨论时，随口说了一句：“小陈师兄，你这个参数是不是取得太激进了？”他突然就沉默了，接下来的整整一周，他几乎没和课题组任何人说话，只是更拼命地做实验。后来师妹忐忑地向我解释，她绝无恶意。我明白，那无关乎一句话的内容，而是他内心那根绷得太紧的弦，对任何风吹草动都会产生剧烈的震颤。
我开始理解，他并非不愿合作，而是不会，或者说，不敢相信。他像一个在荒野里独行太久的旅人，早已习惯了紧紧攥住自己仅有的行囊，对任何伸过来的手，第一反应是警惕而非接纳。在他二十年的人生里，或许每一步都要靠自己精准的计算和拼命的努力才能走出来，无人可以依靠，也无人可以分担。信任与合作，对他而言不是阶梯，而是一种需要交出后背的、充满风险的未知。
这种根植于成长经历的心态，最终成了他科研路上最大的障碍。科学需要在前人的肩膀上站立，需要坦诚地暴露无知以获取真知，更需要团队间毫无保留的碰撞。而这些，恰恰是他那套赖以生存的、高度自保的体系所无法兼容的。他困在了自己的逻辑里，出不来，别人也进不去。
后来，我读到他家乡的报道，那是一个年轻人几乎全部外出务工的村落。我想象着一个聪明的男孩，在寂静的山野和漫长的独自成长中，是如何学会将一切情绪和困难内化，如何确信唯有绝对的自我依靠才是安全的。贫穷或许没有夺走他的聪慧与勤奋，却可能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没能给他一个可以放心软弱、可以被稳稳托住的怀抱。他缺少的不是物质，而是那种“无论如何，我都有处可去、有人可依”的被保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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