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
彭德怀大将盯着站在对面的吴信泉，深叹了一口气，嘴里念叨着：“这人呐，都说福大命大，我看王扶之这命，那是硬得没边了。”
这番感慨是有由头的。
早先在辽东半岛搞演习那会儿，彭总就特意打听过：“当年在朝鲜战场，从土里刨出来的那个师长，现如今在哪儿呢？”
吴信泉那会儿回话：“正在南京军事学院深造。”
彭总听罢，脑袋摇得像拨浪鼓：“太悬了，几十个钟头埋在底下还能救活，真是没法解释。”
没法解释，通常就被归结为运气。
可要是把日历翻回1952年8月那个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夏天，把视角切到志愿军39军指挥所，你会瞧见，这所谓的“命硬”，其实是一次次在绝境里硬着头皮做出的“赔本买卖”。
王扶之能捡回这条命，不光是因为他八字硬，更是因为吴信泉在那三天里，算了笔旁人根本看不懂的账。
1952年8月2日，早上九点整，朝鲜前线。
一枚重磅航弹不偏不倚，正砸在一一五师的前沿指挥室头上。
恐怖的气浪横扫过来，坑道瞬间也就塌了。
当时闷在里头的有七个人：师长王扶之、作战科长苏盛轼、参谋陈志茂，还得算上正在那儿采访的《人民日报》记者刘鸣，外加三名工作人员。
噩耗传到军部，军长吴信泉甚至连一秒钟都没犹豫：挖。
他抓起电话向志司汇报，要来了挖掘许可，转头就给前线下了死命令。
但这活儿，说着容易做着难。
那可是前沿阵地，敌机的轰鸣声就在头顶上转悠，洞口被好几吨重的大石头堵得严严实实，工兵们只能拿着工具一点一点去抠。
折腾到第二天，麻烦大了。
废墟里头静悄悄的，一点响动都没有。
按常理推断，塌方这么深，里头氧气早就耗光了，再加上爆炸的震荡，人大概率是没了。
现场就有人开始嘀咕：算了吧，别挖了。
这话听着是挺冷血，可细琢磨也是大实话。
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为了几个大概率已经牺牲的人，让大批战士暴露在敌机眼皮子底下挨炸，这笔买卖在战术层面上怎么算怎么亏。
再说，大伙儿心里都跟明镜似的，这么厚的山体压下来，人就算没被当场震死，也早就憋死了。
这会儿，摆在吴信泉面前的是个两难的选择：是顺着大伙儿的“理性分析”收手，还是去赌那个几乎为零的希望？
吴信泉当场就炸了。
他把所有劝退的建议全给怼了回去，甚至把军部的工兵营都派上去增援。
他发火的理由，不是讲什么兄弟情义，而是算了一笔关于“人才培养”的账。
他当时撂下了这么一句话：“这年月，把一个红小鬼培养成师级干部，容易吗？
哪怕就是一个大头兵，也得给我挖！”
这话的分量太重了。
一个师长是咋练出来的？
那是从红军时期就开始爬雪山过草地，扛过抗日战争，打穿了解放战争，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老兵。
这二十年的实战经验和指挥手腕，那是兵工厂里造不出来的宝贝。
跟这个损失比起来，挖人的那点风险就不叫事儿了。
于是，吴信泉下了那道著名的狠令：“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哪怕挖出来的是尸体，我也要看一眼王扶之！”
话放得挺狠，其实他心里也没底。
后来他自己也招了，当时急得火烧眉毛，连棺材板都让人备好了，琢磨着挖出来八成是凉了。
可不管咋样，这把牌他必须梭哈。
这一赌，就是整整三天三夜。
怪事还真就发生了。
工兵们在石缝里隐约听到了敲击声。
到最后，王扶之、苏盛轼、陈志茂三个人硬是被拽出了鬼门关。
可惜的是，另外四位同志，包括那位记者，没能挺过来。
当听到“扶之还活着”的消息时，这位平日里铁面无私的军长，眼泪哗哗地往下掉。
可这事儿还没完。
人救出来后，吴信泉又干了件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事儿。
人既然捞出来了，就送到了军部。
按说接下来该轮到医生护士忙活了。
可吴信泉却插了一手，做了一堆“越界”的安排。
头一个是住。
他二话不说，把自己住的屋子腾空，非让王扶之住进去。
王扶之哪肯干啊，坚决不答应，吴信泉脸一板：“我定下的事，谁也别想改，闭嘴。”
再一个是吃。
他把炊事班长叫来，指着王扶之交代：“王师长想吃啥就给做啥，哪怕半夜想吃也得给做。”
这些倒还好说，毕竟是过命的交情。
可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让不少人觉得军长有点“霸道”过头了。
王扶之的媳妇曾毅，那会儿正在师卫生部的前线收容所当指导员。
前线伤员成堆，忙得脚打后脑勺。
吴信泉让副政委贺大增打电话，命令曾毅立刻放下手里的活，连夜赶到军部来伺候王扶之。
曾毅是个原则性极强的干部。
她直接给回绝了，理由站得住脚：老王既然命保住了，组织上照顾就行，前线任务这么重，我哪能擅离职守。
这话没毛病吧？
这叫舍小家顾大家。
结果吴信泉一听这话，气得直拍桌子。
他直接放了狠话：“告诉曾毅，今晚必须赶到军部，不然我就开除她的党籍！”
拿党籍当筹码逼着老党员去搞“私护”？
这在当时看来，简直就是不讲理的“军阀作风”。
可你要是站在吴信泉的位置，重新盘算一下这笔账，就会发现他的逻辑严丝合缝。
王扶之刚从鬼门关转了一圈回来，在黑咕隆咚的洞里埋了三天，眼睁睁看着四个战友没气了。
这种心里的伤，可不是打两针消炎药就能好的。
这节骨眼上，最好的大夫不是军医，是家里人。
在吴信泉看来，收容所指导员的活儿虽然要紧，但找个人顶替不难；可要是能让一位幸存的王牌师长身心彻底恢复，迅速找回战斗状态，这才是对整个部队最大的负责。
这不是护犊子，这是基于全局的资源调配。
面对老首长这种不讲理的“关怀”，曾毅也没辙，只能把工作交接了赶到军部。
事实证明，姜还是老的辣。
在军部那阵子，吴信泉一天得跑过来好几趟，嘘寒问暖。
有了曾毅的陪护，再加上军长那种无微不至的后勤保障，王扶之恢复得神速。
过了一个礼拜，曾毅惦记前线的事，想回去。
这会儿吴信泉的气也消了，在王扶之求情下，才放曾毅归队。
王扶之后来被送回国内治疗，伤好利索了又杀回朝鲜战场，继续指挥打仗。
回过头再看这段往事，你会发现个挺有意思的现象。
当彭德怀夸王扶之“命大”的时候，他瞧见的是结局。
当吴信泉念叨“棺材都备好了”的时候，他记住的是过程里的绝望。
在1952年那个塌得不成样子的坑道口，大概率的结局确实是全军覆没。
如果当时的指挥官稍微动摇一下，稍微“理智”地权衡一下挖掘难度，或者稍微听听那些“人肯定没救了”的建议，王扶之这条命就算交代了。
真正的“命大”，背后往往都有个“硬茬子”在撑着。
这个“硬茬子”不光得在绝望时候敢下死命令，还得在人救活之后，敢放“开除党籍”这种狠话，硬是逼出一个最完美的康复环境。
1956年，吴信泉跟彭总汇报，说王扶之去了南京军事学院深造。
那个曾经被埋在乱石堆里的“红小鬼”，正如吴信泉盼望的那样，一步步成长为我军的高级将领。
这笔账，吴军长算是赌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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