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8月下旬，北京玉泉路军政干部学校操场上彩旗林立，参加大授衔预演的老兵们排成方阵。搜寻那片军装海洋的目光，很难注意到队尾那位身材微驼、肩背微厚的老人。他没佩枪，也没口令声，从始至终只是揽着那副用了二十年的木质扁担，汗水把军衣深深印出两条暗色。领队参谋低声叮嘱：“别让熊世皮离开队形。”几名年轻战士愣住——这位看似后勤老工友的熊世皮，竟然也在受衔名单里，而且是少尉。
消息很快在休息区炸开了锅。有人疑惑：长征出来的老前辈动辄上校、少将，怎么会有位少尉？公安师政治处干事解释：“他是红军番号里唯一的哑巴战士，过去没上过战场，没领过编制，却跟着主力走完了两万五千里。”几句轻描淡写，把在场人一下子拉回二十年前的川西山道。
1935年6月18日，大渡河以北突降暴雨，泸定县磨西镇雾气笼罩。中央纵队急需向导穿越海螺沟，可镇上百姓早被反动宣传吓跑。警卫排在街角碰见一个衣衫褴褛的青年，他开口却发不出声音，只能急切地用手比划要领路。警卫排长犹豫，参谋却想到前年福建吃过“哑巴特务”的亏，迟迟不敢决定。林彪得知情况后摆手：“带着走，边看边用。”就这样，这位谁也叫不出名字的哑巴，被临时收编进炊事班，担起两口行军锅，进入了史诗般的跋涉。
第一次考验发生在夹金山。海拔四千多米，积雪没膝，队伍被冻得脚麻。后队有名战士踩空掉进雪窝，瞬间没顶。正当众人乱作一团时，哑巴把担子往雪面一插，猛地扑进去，用扁担当支点撬开雪壁，硬是把同伴拖出。没有掌声，他也不会说谢谢，只弯腰背上锅继续前行。从那天起，警戒班给他配了一支老套筒，行动代号干脆就叫“熊大”。谁也没想到，这代号后来成了他唯一留下的姓氏线索。
长征结束抵达陕北的第二年，中央警卫营成立炊事分队。麦子紧缺，吃饭要靠番薯、野菜掺杂高粱面。熊大每天黎明即起，到延河取水，往返十几里。警卫营女兵常吐槽挑水苦，他却从不介意多跑两趟。1941年春，359旅开赴南泥湾垦荒，警卫营抽调人员支援大生产。熊大挑着两只旧桶跟队出发。南泥湾地势低洼，河滩泥泞，挑水道被石子磨得坑坑洼洼，鞋底一天能磨透，他干脆赤脚。朱德总司令到南泥湾检查，看到他光脚起泡，忍不住质问随行干部：“鞋呢？人是部队的，怎么连双布鞋都解决不了！”三天后，熊大收到一双新解放鞋，他却舍不得穿，塞进背包继续赤脚挑水。
抗战相持进入最艰苦阶段，边区实行定量配给。炊事分队为了让警卫连多吃一口，常悄悄减少自己份额。熊大把粮票攒下来，换成辣椒、盐巴，全塞进大锅里。他不会说话，只能用微笑告诉大家：这顿饭有味儿了。正因为这些琐碎却实在的付出，1945年底整编时，警卫营给他补办了入党手续，不过档案里名字一栏仍空白，备注只有两个字——“哑巴”。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中央机关北迁，警卫团进驻香山，随后移防中南海。自来水管网完工那天，熊大看着龙头里哗哗冒出的清水，默默把扁担挂在墙角，以后再也用不上。再后来，团里安排他到公主坟新营区看管果园，一晃便是十六年。春天授粉、夏天除草、秋天收果、冬天修枝——他把军人纪律挪到园艺，凡是路过的干部战士都知道，果园里有位沉默寡言的老人。
授衔方案上报军委时，公安师推荐他为少尉。一份文字材料有这样一句：“虽无战功，赤诚不移；虽无口舌，行胜于言。”总政审批后在边角批示：“准。”同批授衔的三千多名老兵中，熊大是唯一的聋哑少尉。9月27日，授衔大会在怀柔举行，年轻军官帮他系好肩章，他愣愣摸了又摸，小心抖落肩膀上落下的尘土，像怕把崭新的星星弄花。
1960年代，部队经常搬迁，年龄大的老红军陆续转业或离休。组织劝熊大住进大连荣军院，他前后只待了三个月，便央求回到北京，说什么都不肯远离果树。1972年，他因心脏骤停被送往总后师医院抢救，出院后被批准离休，享副师级医疗待遇。护士曾问：“您还有家属联系方式吗？”他摇头，掏出那双早被汗渍浸黄的解放鞋，轻轻拍了拍，算作回答。
1983年6月14日清晨，熊世皮在病房里安静停止呼吸。随行的护理员回忆，老人最后一次抬手，好像要抓扁担又好像要推锅，动作停在半空，随后慢慢垂下。骨灰送入八宝山革命公墓东院东二室277号，盒面写着五个字——“哑巴同志”。工作人员说，这是全馆唯一以生理状况命名的烈士标牌，也是那个时代给沉默者的注脚。
历史资料补录组随后赴四川泸定调查，历时三个月才从竹麻场镇找到零星户籍。民国十三年的户口簿写着：熊世皮，生于1894年，因病口哑。户籍上标注“应征未果”。一张纸补齐了他的名字，却补不回他走过的雪山草地。公墓管理处存档完姓氏，决定保留“哑巴同志”五字。理由很简单：那是所有与他并肩走过的老战士，给他留下的最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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