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春，昆明的空气还夹着些山城特有的湿冷。城南的看守所里，一名戴着脚镣的中年军官缓缓抬头，目光阴郁而倔强。守卫低声提醒：“杨副军长，该上庭了。”他愣了一下，随即冷笑，“副军长？那都是以前的事了。”谁也想不到，这个眼前的囚犯，几年前在东北战场上，曾是兵锋正盛的滇军少壮派团长，更一度三次挂上“第184师师长”的头衔。
有意思的是，围绕他的一生，是一条在战火中不断扭曲的命运线：从东北到华北，再到西南，从起义部队中的“宽赦者”，到云南起义通电上的签字将领，最后却因反复叛变，被押上公审台。更棘手的是，负责处理此案的，是时任昆明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的陈赓，而杨朝纶的老上级潘朔端，此刻又恰好担任昆明市市长。要不要杀？能不能杀？在1946年东北那场海城起义后埋下的恩怨，到1950年，终于走到必须给出一个终局的时刻。
一、海城起义与“没翻过去的那颗心”
把时间拨回到1946年5月末，地点在东北的辽阳、海城一带。彼时抗战刚结束不久，内战已然起步。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正在海城外围集结，准备对国民党军第60军第184师发起攻击。海城城内，身为184师师长的潘朔端，面对前线吃紧的战报，心情却远不止紧张那么简单。
在滇军内部，184师本是60军的一个师，从云南一路远赴越南，又被调来东北，说是“接收主权”，名义光鲜，实际却是被推上了内战前线。到了辽阳之后，潘朔端和副师长郑祖志才知道，部队已经从原属的60军战斗序列中被抽出，划归廖耀湘指挥的新六军。这支新六军号称“五大主力”之一，装备好，地位高，却对新划归的滇军师颇为轻慢。
184师被分割部署在鞍山、海城、大石桥、营口一线，既不在核心序列，又承担着前沿防守。更让潘朔端难堪的是，东北保安司令部还专门派来两名少将高参，带着三十多人的谍报队进驻部队，明摆着就是监视。队伍身在前线，却不被信任，这种滋味，不能不说是屈辱。
战术安排上，矛盾同样尖锐。鞍海战役打响前，副师长郑祖志察觉防御部署明显不合理，急忙上报调整，却被廖耀湘断然否决。等到1946年5月下旬，东北民主联军在鞍山一线发动攻击，将194师551团全歼，新六军参谋长仍固执地认定共军主攻方向不在鞍山，而是在大石桥附近。这种脱离实际的判断，让一线指挥员对上级的信心急剧下降。
5月31日，局势变得异常清晰。内战规模扩大已成定局，而海城一线的184师552团则直接面临被歼的危险。在这种背景下，潘朔端作出决定：率领552团起义，并向全国通电，明确表示反对内战、拒绝再用美国武器残杀同胞，宣称愿与东北民主联军合作。这一电文在当时震动不小，因为它被视为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上反对内战的第一声公开枪响，朱德还专门发电表示祝贺。
不过，海城起义并非整个184师整体倒戈。该师的551团已在鞍山被歼，另一个关键部分——550团，则在大石桥，由团长杨朝纶率领。他是云南祥云人，云南讲武堂第十七期出身，抗战中在60军184师550团一路升至上校团长，论资格和战功，在滇军少壮派中也算拿得出手。
在海城起义的窗口期，杨朝纶面前摆着一个选择：跟着潘朔端一起反内战，还是押宝国民党高层的承诺。杜聿明很快抓住了机会。他看出550团没有随同起义，立刻派人联络杨朝纶，给出极具诱惑的条件——只要坚持住阵地，等到援军到达，就保举他接任184师师长，在援军到来前则可以以“代师长”的身份全面指挥部队。
不得不说，这句话正好戳中了杨朝纶心里那根最敏感的弦。对他而言，军职不仅是责任，也是升迁与利益的象征。东北我军当时在兵力、装备上都处于劣势，很多人都认为国民党军理应占上风。再加上他心底里对“升官发财”的执念，对“反内战”的政治主张并不认同，于是他拒绝与东北民主联军谈起义，坚持抵抗。
接下来的发展就不难预料。1946年6月2日，我军向大石桥发动进攻，经过激战，550团第2、第3营以及团部被全歼，只有部分第1营因为其他国民党军的接近才得以撤离。杨朝纶本人被俘，带着满腹不甘，也带着一种“算计失败”的懊恼。
有意思的是，这一次他并没有受到严厉惩处。原因很现实：其一，考虑到海城起义刚刚发生，我军需稳定起义部队的情绪；其二，潘朔端念旧情，主动为他求情。在这种多重因素下，这位刚刚在大石桥战败被俘的团长，不仅没受重罚，还在不久后被任命为第184师副师长。一个刚刚在战场上对抗起义部队的旧部，被安排回到原师的领导岗位，这在当时确实颇具象征意味。
但问题也在这里埋下。起义部队进入东北民主联军后，实行的是供给制，不再通过“升官发财”满足个人欲望。杨朝纶心中的落差可想而知。他曾经私下抱怨：“在共产党军队里，官是升了，钱却没有。”这种话，本身就说明他对革命目标、队伍性质并无真正认同。表面上挂着“副师长”的职务，内心却始终盘算着另一个方向。
二、三次重建的184师与杨朝纶的“浮沉之路”
接下来两三年间，184师可谓命运多舛，被反复重建，其番号屡次出现在东北战场重要节点，而杨朝纶的名字，也在其中多次起伏。
1946年下半年，东北战局逐渐激烈。12月，国民党军大规模进攻南满，东北民主联军根据部署，向北满转移，以保存实力、调整战线。此时驻扎通化的184师也接到命令，准备从石人火车站乘火车撤离。正是这次转移途中，杨朝纶采取了关键一步。
当时国民党空军频繁轰炸铁路沿线，火车时常被迫停车隐蔽。某次空袭间隙，杨朝纶下令吹号集合，借“躲避轰炸”之名，将部队迅速带离控制范围，裹挟着千余名官兵叛逃。途中虽有部分官兵识破意图返回，有南满军区副司令员肖华组织部队追击，但最终仍有相当一部分人被他带走。
这一叛逃，引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极大震怒。潘朔端也深感懊悔，因为若不是当初自己坚持求情，可能不会留下这样的隐患。这件事，从某种意义上改变了我军对起义部队干部的审视标准，也直接影响了之后对“投诚”“起义”两种情况的区别对待。
值得一提的是，杨朝纶叛逃回国民党阵营，并没立刻得到他心心念念的“师长宝座”。海城起义发生后，为安抚滇军系统，蒋介石下令重建184师，以在鞍海战役中尚未被全歼的550团第1营为基础，补充暂编20师、182师部分骨干，再加上从山东、河北招募的新兵，任命原182师副师长陈开文为师长。杨朝纶带回去的人马，虽然被吸收，但他只能担任副师长。
重建后的184师，战斗力较之前下降不少。1947年初，这支新组建的部队先是被调往四平以西布防，随后在保康火车站的争夺战中又损失严重。特别是在1947年2月，551团第二营被我军全歼，3月后又划归东北保安司令部，调整至梅河口地区驻守。
梅河口位置极为重要，是沈吉铁路上的交通枢纽，连接四平通往通化，也牵扯沈阳通往吉林。杜聿明曾把这里视为“东北五大战略据点”之一。然而，将如此关键的据点交给一个刚重建、战力未稳的184师，客观上说是相当冒险的安排。
1947年夏季攻势中，东北民主联军在辽东军区统一指挥下，多路推进，夺取沈吉线多座车站，孤立梅河口守军。前线指挥由四纵副司令员韩先楚统一负责。此时，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特意致电强调：凡敌军在战斗中，如已交火，不再轻易接受“未解除武装”的起义，必须坚决歼灭。这道电文，背后正是从184师前后起义、叛逃的经历中得到的教训。
梅河口战役持续数日，184师顽抗激烈。夜战中，他们甚至打信号弹照明，造成我军夜袭时伤亡较大。但随着战斗推进，这支重建的184师还是被逐步消耗。最后阶段，部队被全歼，师长陈开文被俘，萎缩多次的184师再度在战场上消失。混乱中，杨朝纶侥幸脱身，他的命似乎一直很硬。
战局发展很快。1948年前后，东北我军已经明显占据优势。就在这个阶段，184师第三次被重建，这一次则是以东北保安司令部独立第三师第二团为基干，再加上从梅河口突出包围的参谋长刘国举、团长李佐率领的残部。架构上仍叫一个“师”，但战斗力已经十分有限。
然而对杨朝纶而言，机会又来了。这一次，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坐上了师长位置。杜聿明对他仍有期望，任命他率领重建的184师担任锦州地区重要防御力量。1948年3月，184师奉命驻防锦州，划归第六兵团指挥。师部及551团在锦州城头，550团在锦州西南构筑工事，552团则在西北方向修筑阵地。
辽沈战役打响后，锦州成为焦点。随着东北野战军切断锦西与锦州的联系，184师曾尝试外出攻击，试图迟滞解放军攻势，但在整体态势面前，这种零星动作难以改变结局。锦州外围阵地很快失守，杨朝纶只得率部缩入城内。城破在即，他仍不肯放弃抵抗，想在最后一刻“守出一个转机”。
锦州战役结束后，一部分184师官兵缴械投诚，另一些在他的带领下撤往关内。可以说，杨朝纶又一次从大溃败中带着几个残部脱身。退到天津后，他遇到了正在筹划防御的陈长捷。为了加强城防，陈长捷将逃出东北战场的184师残部与其他溃散部队拼凑在一起，约五千余人，编为冀东保安第三总队。
有趣的是，对“184师”这个番号，杨朝纶似乎有种近乎执拗的情感。他反复向陈长捷请求恢复184师番号，希望以此重新拉起一面旗帜。经过一番经营，到1948年12月底，第三次重建的184师人数恢复到七千余人，但有武器的却不到一半，战斗力远不能和当年的“老184师”相比。
天津战役爆发后，陈长捷口头上仍强调“天津城防固若金汤”，实际上城郊防线很快就被攻破。1949年1月13日夜，我军总攻前夕，184师抓获我军侦察兵三人，并截获我军的进攻地图。杨朝纶惊出一身冷汗，火速上报陈长捷。可此时态势已定，再紧急的报告也无法扭转全局部署。1月14日，总攻开始，184师阵地接连被突破，直至师部被攻占，部队集体放下武器，他本人也在战斗中被俘。
按当时的标准，他这种级别的将领，本应列入战犯处理序列。但很快，事情出现转折。
三、云南起义、再叛与“天道好轮回”的终局
杨朝纶在天津被俘，却没有被长期关押，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他的出身：滇军背景，云南讲武堂毕业，曾在龙云身边任警卫排长，与云南地方实力派有一定渊源。1949年初，新中国尚未成立，全国解放战争已进入尾声，各地地方势力的选择显得尤为关键。其中，云南省政府主席、滇军重要领袖卢汉的态度，就成为一块关键棋子。
中共中央考虑到争取云南的必要性和复杂性，决定通过多种途径做卢汉的工作。此时，来自滇军系统、且与云南军政关系紧密的被俘将领，便具备了特殊价值。于是，一批在东北、华北战场被俘的滇军军官被有选择地释放，带着新的使命返回西南。
杨朝纶就是其中之一。他被释放后，接受了前往云南的安排，名义上是配合卢汉酝酿、完成起义，实则希望他能在滇军内部起到一定影响，推动和平解放的进程。站在表面看，这本是一次难得的转身机会。
1949年1月，在长春起义的原滇军60军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与此同时，在云南的卢汉通过民主同盟等渠道，与中共继续保持联系。为了打消他的顾虑，中共中央特别指示东北局，从东北起义的滇军部队中选派熟悉滇军情况、政治上已转变较好的干部前往云南进行工作。
经过反复斟酌，这个任务最终落到50军代参谋长张秉昌身上。这个名字，对东北战场并不陌生。早在海城起义之前，张秉昌在184师中担任团长，鞍海战役中被俘。虽然没有参加海城起义，但在随后的整训教育中，思想转变较快，被调往东北野战军联络部工作。辽沈战役期间，他曾只身入长春城，与60军军长曾泽生接触，为其最终在长春起义立下重要功劳，也因此在50军改编时被破格提为代参谋长。
通过张秉昌的介绍和劝说，卢汉对中共方面的政策和态度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逐步坚定了起义意向。谁也没想到，曾经在184师中当过上下级的张、杨二人，会在几千里之外的云南，再次牵扯到同一件事上，并走向截然不同的结局。
按理说，杨朝纶在此时，应该已经能看清局势。三大战役结束后，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已解放，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然而，他内心深处的政治立场并没有转变。回到云南后，他一面向上层夸耀自己“如何从共军手中英勇脱身”，一面努力重新融入旧有的权力网络。蒋介石对这些从解放区回来的滇军将领，态度复杂，却对那些表现出“忠诚”的人仍有利用的打算。杨朝纶正符合这个标准，很快被任命为昆明警备司令部指挥官。
这个职务名头不小，实权有限，重在监视。蒋介石的用意并不难看出——利用杨朝纶这种滇军出身、对自己表示忠心的军官，盯梢卢汉的动向。于是，在云南的那段时间里，杨朝纶开始大肆鼓吹“血战到底”的言论，积极拉拢部分滇军少壮派，希望构筑一个可以在关键时刻起“阻挡”作用的小圈子。不得不说，这给卢汉带来了很大压力。
为了削弱这种不稳定因素，卢汉将他调任第93军副军长，从昆明警备岗位调离，表面上是升迁，实际上是解除实权。在这个同时期，东北起义干部和解放军先遣人员也在悄然进入云南。
考虑到云南局势的复杂性，50军军长曾泽生与政委徐文烈商量后，决定秘密组建一支先遣队，由军警卫营营长刘锷率领，潜入云南，执行两项任务：一是护送曾泽生等人的家属安全北上；二是适时控制潜在破坏力量，其中包括已经叛逃一次的杨朝纶。不过，随着形势发展，杨朝纶一步步被边缘化，加之卢汉对其加强监控，他一时间难以再兴风作浪。
1949年12月9日，云南局势出现决定性转折。当天上午，卢汉以“开会”名义，将第8军军长李弥、第26军军长余程万、宪兵系统高级军官等二十余人请到卢公馆，随即予以扣押。当天傍晚，卢汉与在场的国民党军高层一起宣布云南起义。这一决定，标志着西南局势出现关键变化。身为93军副军长的杨朝纶，也在大势之下，在起义通电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从表面看，他再一次出现在“起义将领”的名单里。但经历海城、梅河口、锦州、天津、云南这一长串事件后，他的每一次“签字”，背后都藏着复杂的心思。云南起义后，93军被改编为暂编第13军，他继续担任副军长，待遇并未削减。若此时能老老实实完成改编、接受新的建制，他完全有机会在新军队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此后不久，李弥借机离开昆明，与陆军总司令汤尧商量，妄图率26军在西南发动反攻。杨朝纶暗中与国民党当局联络，积极策动起义部队内部的内应活动，希望在关键时刻“翻盘”。叛逃、再叛，在他身上已不止一次出现，思想上的根源也愈发暴露。
随着解放军在西南的推进，这类反扑很快失败。李弥等人撤离后，部分残余势力仍企图通过特务活动进行破坏。杨朝纶依旧与其保持联系，试图寻找翻身机会。局势发展到这里，已经不再只是政治态度问题，而涉及具体破坏活动和严重后果。1950年初，他在云南被逮捕并押往看管场所。
接下来的一幕，便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个时间段。1950年，昆明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赓，对如何处理这名多次在关键节点改变立场的滇军将领，感到颇为棘手。一方面，杨朝纶是起义通电上签过名的人，从纸面上看，曾属于“起义将领”之列；另一方面，他的反复叛变、与特务机关勾连的事实，又摆在案头，难以忽视。
恰在此时，潘朔端调任昆明市市长。这个变化，为处理杨朝纶案件增添了一层微妙意味。两人曾在同一师共事，一个是师长，一个是团长、副师长；后来，一个率部起义，一个选择顽抗、叛逃；再往后，一个在东北战场上稳步进入新建制，另一个则在多线战场上反复折腾。到了1950年，他们以完全不同的身份，重新站到同一件事面前。
在一次内部商谈中，陈赓坦言难处，向潘朔端和184师旧部军官马逸飞、魏瑛征求意见。杨朝纶的老上级和老同僚，最了解他的经历和性格。几人认真回顾了从1946年以来的一连串事件，权衡其在海城起义中拒绝倒戈、在东北叛逃、在华北抵抗、在云南再度从事破坏活动的事实，最终得出一致意见：此人屡教不改，罪责重大，应以死刑处置。
据说在作出这一判断时，三人并没有多少私情可言。尤其是潘朔端，当年曾两次为杨朝纶求情，使其免受惩处，甚至在海城起义后仍将其带在身边。正因为如此，面对结局，他心中难免有一丝沉重。但从整个历程看，那些出于情谊、基于信任的宽宥，已被一次次叛变彻底消耗。
不久之后，昆明召开了公审大会。大会由潘朔端主持，面对台下挤满的军民，他宣读了对杨朝纶的审判结果——判处死刑。台上的被告再也不复昔日意气风发，面对这一终局，他已无力翻盘。天道好轮回，东北战场留下的旧账，最终在西南山城的一次公审中画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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