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冬天，苏北的风跟小刀子似的刮脸，芦苇荡里的枯黄叶子被吹得哗啦啦响。横沟村东头那间矮土坯房里，却透着一股急得慌的气儿——20出头的梁巨墀躺硬板床上，喉咙肿得像塞了个核桃，每咽一口水都疼得额头冒汗，连说话都发不出声。
他是三天前被组织悄悄送来养病的，没想到喉炎来得这么凶。乡下连个像样的药都没有，土方子试了一圈没用，人一天比一天蔫。房东杨金莲守在旁边，手攥着衣角直冒冷汗：这小伙子是新四军的好同志，可不能折在病上啊。
杨金莲三十岁，丈夫早年没了，一个人拉扯孩子，还悄悄给新四军当交通员，胆子是磨出来的。夜里对着油灯发呆，看着梁巨墀痛苦的样子，她咬咬牙：不行，得去秦南镇——只有鬼子据点里的药铺才有治喉炎的稀罕药。
这事不能声张，家里老小不能说，梁巨墀更不能让他知道。天还没亮，鸡叫头遍，杨金莲就轻手轻脚起床了。摸黑穿好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袄，头发挽得紧紧的，怀里揣着攒了半年的3块银元，还有半块昨天剩下的冷玉米饼——路上填肚子用。
推门时寒气扑进来，她打了个哆嗦，回头望了一眼黑乎乎的里屋，轻轻带上了门。秦南镇离横沟十几里地，乡亲们平时能不去就不去——那儿驻着日军小队，还有伪军把守，街面上乱得很。可眼下，只有镇上那家老药铺能救命。
太阳爬过树梢时，镇子的轮廓慢慢显出来了，青灰色的炮楼戳在镇口，看着就瘆人。杨金莲放慢脚步，理了理衣裳，深吸一口气往岗哨走。岗哨俩伪军抱着枪缩着脖子跺脚，旁边日本兵鼻子下留撮小胡子，眯眼打量她。
刚走近，枪杆子“啪”地横过来：“站住！干啥的？”伪军嗓子沙哑，口气挺冲。杨金莲稳住神，垂下眼睛笑：“老总，俺是东乡的，给弟弟抓药，他喉症快喘不上气了，再不治要没命了。”
日本兵走上前，上下扫了她几眼，嘴里咕噜了几句。翻译赶紧凑过来：“太君问，你一个人来的？买啥药？镇上有熟人没？叫过来作保！”
杨金莲心里咯噔一下——熟人倒是有，可都是暗地里的关系，哪敢明说？电光石火间，她想起上级提过的周伯和：明面上是鬼子委任的镇长，暗地里给新四军递过消息，是个“两面”人物。可她从没见过这人啊！
但此刻容不得迟疑，赌一把吧！“有熟人！”杨金莲心一横，抬起头，“周伯和，周镇长！”
话音刚落，旁边穿青缎马褂的中年男人猛地一怔，眼睛直直看向她。翻译指着那男人笑：“你个妇道人家睁眼说瞎话！周镇长不就站这儿？你连人都不认，还敢扯谎！”
日本兵收住笑，脸一下子狰狞起来，手按在刀柄上：“八嘎！新四军探子！抓起来！”俩伪军扑上来就要拧她胳膊。杨金莲脑子“嗡”的一声，心脏差点跳出来——坏了！咋这么巧？
可她立刻逼自己冷静：慌没用！挣开伪军的手，她冲着周伯和喊：“周镇长！俺是您家乡下远房表亲！俺爹常说您仁义，乡里乡亲的！俺弟弟病得要死了，您可得行行好啊！”
周伯和盯着她，眼神复杂得很。接着慢慢走上前，挡在日本兵和她之间，脸上堆起笑：“太君，误会误会！”他拍拍胸脯，“这女人我认识，确实是我远房表亲，乡下人没见过世面，不懂规矩。她弟弟病得重，才冒险来买药。她真是良民，绝对良民！”
说着从兜里掏出烟递过去，弯腰给日本兵点火，嘴里低声嘀咕着啥。杨金莲听不清，只看见日本兵脸色慢慢缓和，最后挥了挥手：“快滚！”
周伯和转身给她使个眼色：“买了药赶紧回家，别在镇上逗留！”杨金莲连声道谢，脚步发飘地往镇里走——背后几道目光跟着，直到拐进街角才散。
药铺掌柜是个老头，看她慌里慌张的，也没多问，问清喉症后包了药递过来。杨金莲把银元塞过去，抱起药包就往回赶，一路疾行，腿都快跑断了。
出了镇子走上田间小路，她才靠在树下喘气，冷风吹过，背上冰凉——全是汗。回到横沟已是午后，梁巨墀还在昏睡。杨金莲赶紧生火煎药，药味苦得呛人，可她觉得那味儿比啥都香。
一连几天，她守着灶火，按时煎药喂药，还熬粥喂他。梁巨墀的喉咙慢慢消肿，能低声说话了。看着杨金莲忙进忙出，他眼睛泛红：“大姐，这份情我一辈子记着。”杨金莲摆摆手：“说啥呢，好了就好。”
腊月里，梁巨墀痊愈归队。临走那天，他朝着杨金莲深深鞠了一躬，转身消失在芦苇荡深处。杨金莲站在门口望了很久，直到影子看不见才轻轻关上门。
后来村里人偶尔提起那个冬天，只知道杨家来过远房亲戚，病了一阵子就走了。没人晓得那药是从鬼子据点里拎回来的，也没人见过杨金莲半夜把密信塞进芦柴捆，趁着星光往邻村送。
只有她自己清楚，每次风吹过原野，芦苇沙沙响，她总会想起那个清晨的霜路、灰色炮楼，还有那个穿马褂、在刺刀前拍胸脯的男人。世道再难，人心里总还留着一点热气——这热气，救得了命，也照得亮路。
参考资料：新华日报《烽火中的苏北交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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