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二月末，南京钟山脚下乍暖还寒。刚结束例行汇报的郑洞国从总统府大门出来，身后的台阶在夕阳下拖出长长影子。同行的参谋悄声问他：“郑总司令，委座怎么说？”他只淡淡回了一句：“还是那句——打出去。”这场对话埋下了长春半年死守的种子，也拉开了蒋介石那几纸荒唐命令的帷幕。
从抗战名将到东奔西突的东北副司令，郑洞国看惯了前线与指挥部之间的落差。东北易帜后，沈阳、长春、吉林几经易手，国军主帅由杜聿明换成陈诚，再到卫立煌，人心与战略像癫狂的罗盘，指针不停乱转。唯一始终坐镇一线的，是这位黄埔一期出身的老派湘军将领。他知道，开春融冰，道路泥泞，几十万大军想整体南撤根本是幻想。然而蒋介石的第一道命令却是“突围南撤，速与锦州会师”，一句“你们连樊钟秀都不如吗？”把战场的复杂简化成鸡血呐喊，郑洞国只能带着一肚子闷气回到沈阳。
紧接着，矛盾点落在长春。卫立煌原本想把永吉、四平一线部队抽回沈阳集中兵力，郑洞国双手赞成；可没等方案成形，南京再下电报：长春乃“东方柏林”，不得放弃。第二条指令让长春从活棋变死局，郑洞国被钦点为第一兵团司令兼吉林省主席，就地固守。理由冠冕堂皇——“国际观感”。郑洞国心里清楚，守住长春没有退路，兵疲粮缺，迟早变成瓮中之鳖，但令出自最高层，他只能硬着头皮应命。
围城开始是五月。东野以“围而不攻、困而歼之”应对，日夜收拢封锁，火网从城外十里逼到不足一里。郑洞国还想硬拼，组织过两次夜间冲击，新七军和六十军把最后的精气神都压上，却像潮水撞礁石，打出几道白痕便被推回城内。兵士嘟囔：“饱豆子都吃不饱，还想一路杀出？”郑洞国只能先稳人心，再稳物价。
城里最怕乱，可第三条电令偏偏雪上加霜。蒋介石批准空军“运补兼送眷”——让运粮飞机带走空军家属。特权的口子一开，军官家属、商贾巨富纷纷送银子塞烟土，只为抢到一张机票。百姓眼睁睁看着飞机起落，街巷里顿时怨声冲天，粮价像疯狗一样往上蹿。郑洞国拍桌子质问空军：“凭什么只你们先走？”对方摊手：“委座密令。”这才知道，又是上峰拍脑袋的决定。城中黄金一克千金难求，然而有权的却能用囤粮换来成箱银元空运至上海，转眼成为个人私财。军心浮动，比炮火更可怕。
日子一天天熬过去，九月的秋风里，街口开始有人饿死。郑洞国几乎每天都要批条子，拆公库救济，自己也瘦得须发皆白。偏偏这时，第四条“妙计”飞来了——一封用红布包好的蒋介石手令：再度突围。将校们围着看完，面面相觑。谁都清楚，脚肿得塞不进靴子的士兵连步枪都拿不稳，哪来的力气突击？但命令已到，还得走个过场。深夜，炮火一响，几个团在城西勉强出动，刚跨出壕沟就被火力压回。第二天，照章电告南京：已尝试，未果。
谁料蒋介石听后不死心，竟在沈阳召见周至柔：“用飞机把郑副总司令空投救出，可行不可行？”周至柔只好含糊其词。蒋再生奇想：“放根绳子下去，把他吊上来总行吧？”周至柔低声应付，会议室里气氛尴尬。后来这事传到白崇禧耳中，他哈哈大笑：“飞机开那么快，哪不把人扯成两截？”一句玩笑，竟成了国防最高会议的笑点。众人恍然意识到，最高统帅已陷入绝望中的胡言，谁还敢真提方案？
十月十七日夜，大炮声近在城垣，苏军遗留的混凝土掩体被火箭筒一一洞穿。郑洞国站在指挥所外，冷风吹得军大衣猎猎作响。副官递来南京电报：又是“空军协炸，趁乱南突”。他没再犹豫，复电道：“伤亡与日俱增，民食已绝，遵令无效。”次日清晨，他指示参谋：“草拟停战谈判要点。”十八日，长春守军放下武器，十四万军民走出断壁残垣。
此后若干年，郑洞国在北京讲述那段往事，提到“空中放绳子吊人”时，抿嘴苦笑：“想象一下我吊在半空，下面弟兄们饿着肚子抬头看，那才是真正的万劫不复。”听者或是沉默，或是哂笑，然而长春数十万老百姓尸横街头的惨景，却再无人愿意回忆。曾经不可一世的统帅，在关键节点连下四道荒唐命令，把一盘勉强可走的残局，硬生生推向绝境，这才是历史教科书里难以言尽的悲凉与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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