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晚年撰写回忆录，讲过不少人坏话，为何会对徐帅心存敬意？|回忆录|徐帅|红四方面军

1948年夏天，香港街头的一家小书店里，摆着一叠不起眼的杂志《创进》。翻开其中几页，一个熟悉又刺眼的名字映入眼帘——张国焘。那时距他脱离党中央已十年有余，他却依旧以文字与曾经的组织对立。很难想象，这个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叱咤风云的人，后来会在万里之外的加拿大养老院中，孤独地写完一本回忆录，用自己的方式与那段历史做一个决绝而扭曲的“总结”。

有意思的是，在那本充满怨气和偏见的书里，他对许多中共领导人不乏刻薄之语，却对两位旧日战友态度迥然：一位是早殁的红军将领蔡申熙，另一位，就是新中国十位元帅之一的徐向前。一个已经叛党的人，为何在回忆中仍对这两位保持敬意？这背后，既有个人性格的较量，也有战场生死经历留下的烙印。

追溯这段缘起，还得从1910年代的北京说起。当时的张国焘是北大校园里出众的学生，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很快成为学生运动中的活跃人物，与陈独秀、李大钊走得极近。正是在李大钊的介绍下，他认识了毛泽东。那个时候，他是革命青年中的“明星”，谁也料想不到，几十年后，这位早期领导人会走上完全相反的道路。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局势风云变幻。张国焘在党内地位节节上升，1920年代初就已是党内重要骨干。到1932年，他出现在红军队伍的核心层，掌握了红四方面军的重大权力。可以说，在长征前后那段时间里，他的名望和实际影响力，远非普通军政干部可比。

不过，权力攀升得越快，心态往往越微妙。张国焘的问题，很多回忆材料里都提到过——极强的权力欲，对个人地位格外敏感。到了掌握红四方面军之后，这种性格被不断放大。在所谓的“肃反”运动中，为稳固自己的权威，他借口“清理内奸”，把不听话的指挥员一批又一批地“处理”掉。据后来的统计，师级干部被处决的就有五十多人，其中包括在红军中颇有声望的许继慎。

这类事情，不得不说是血的教训。红军本就兵力有限，战将难得，却被内斗消耗。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回看，很容易给出评判；但在当时的张国焘眼中，“威权”远比团结重要，他宁愿牺牲优秀将领，也要在红四方面军内部形成绝对掌控。这种做法，为他之后的一连串错误埋下了深坑。

1935年，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年，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与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地区会师，本来是大好时机。党中央主张北上，到陕北去寻找更有利的战略依据，毛泽东的北上方针已经逐渐清晰。而张国焘另有盘算，他希望依托川康一带的地形和兵力，在南方建立自己的“根据地”，甚至产生了与中央分庭抗礼的想法。

就在这个节点，红四方面军内部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徐向前、陈昌浩等人，面对的是艰难的抉择：是听从已有的党内决策，还是顺从名义上的“最高领导”张国焘？后来发生的事已经众所周知——张国焘坚持率大军南下，造成重大损失，红四方面军兵力大挫，最终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严正意见下，才被迫接受北上的安排。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张国焘后来如何为自己辩护，有一个事实不太容易被抹掉：在红四方面军最危急的关口，徐向前多次提出反对南下，并在具体作战中拼命挽救局面。强渡嘉陵江等战役中，那支铁血之师之所以还能保住一半以上的力量，和徐向前的指挥有直接关系。张国焘即便在晚年的回忆录里，也不得不承认，徐向前在军事上“确实厉害”。

1937年，延安对张国焘的错误展开批评。按他在红军时期酿成的后果，完全可以受到更严厉的处理。然而，党中央仍考虑到他是早期领导人，让他在陕甘宁边区担任职务。表面看，这是一次“挽回”的机会，但张国焘并没有从中醒悟。1938年4月3日，他借祭黄帝陵之机，秘密离开延安，随后投靠国民党情报系统，与戴笠的特务机关建立联系，从此踏出叛党的关键一步。

毛泽东在得知消息后只说了一句：“张国焘背叛党，是可以预料的。”这句话的分量不重不轻，却道破了党内老同志对他长期观察形成的判断——有学识，有能力，却难以克制个人野心。此后从抗战到解放战争，将近十年时间里，张国焘一直站在对立面。1948年6月，他在香港创办《创进》杂志，专门刊登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文字，为当时的反共宣传提供材料，这一点，在后来的史料中也有清晰记载。

新中国成立后，他身在海外，只能遥望昔日战友一步步走向胜利。1950年代起，他逐渐淡出公开视野，移居北美，晚年定居加拿大。1979年，他在当地一家养老院孤独离世，身边缺少亲友，更谈不上昔日部下。遗憾的是，他在生命最后几年并没有真正反思自己在革命时期的错误，而是以写回忆录的方式，继续表达不满。

不过，即便在这样一部带有浓重个人情绪的作品中，还是留下了两个有意思的“例外”——蔡申熙和徐向前。

一、短暂一生的“谋略手”蔡申熙

在张国焘的笔下，蔡申熙被称为“红军的战略天才”。这句话并不夸张。蔡申熙出身黄埔军校第一期，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中屡次立功，很快升任团长。这个履历，在当时的青年军官中已经相当出挑。

真正让他走向另一条道路的，是对旧军队腐败和军阀混战的失望。1930年前后，他转入红军阵营，不久便在作战中展现出独到的见解。1931年，红军在反“围剿”斗争中摸索出各种战术，其中“围点打援”“坑道作业”“运动战”等做法，被后人反复提起，而蔡申熙正是这方面的关键推动者之一。

这些战法听上去抽象，其实非常实用。所谓“围点打援”，简单说，就是不急着猛攻坚固据点，而是先包围住，再集中兵力打击前来增援的敌军，把对手的机动力量消耗在半路上；“坑道作业”，则是利用地形挖掘工事，贴近敌方阵地实施爆破；至于“运动战”，核心是主动机动，不和敌人死磕，而是在不断转移和出击中寻找机会。对于兵力处于劣势的红军来说，这些都是极其宝贵的“活路”。

在1932年前后，蔡申熙参与指挥红二十五军，与国民党军进行了多次拉锯战。正是在这一阶段，他在战役层面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算得细，看得远，不轻易被局部胜利冲昏头脑。徐向前后来回忆，蔡申熙往往在部署战斗时，会反复琢磨敌军后续可能动作，而不是只盯着眼前这一仗怎么打赢。

1932年7月，红四方面军面对国民党重兵围攻，局势极为紧张。按后来不少老红军的说法，那一阶段的作战部署存在明显冒进，兵力集中不当，风险很大。战前，蔡申熙专门找到张国焘，语气急切地劝告：“国焘同志，千万不能被胜利冲昏头脑，在重兵压力下，一定要留退路。”这句话在张国焘回忆录中也被提及，虽是简短几笔，却能看出当时争论的激烈。

张国焘的反应则完全不同，他坚称红军士气高涨，相信可以“正面击溃”敌军，对对方兵力优势估计不足。结果如何，历史给出了答案：红四方面军伤亡惨重，许多优秀指挥员折损在那一段连续作战中。蔡申熙虽在部署层面多次示警，却没能改变大局。

更让人唏嘘的是他的结局。当年10月，在一次激烈战斗中，他身负重伤。由于前线医药器材极度缺乏，后送条件差，虽然战友们竭力抢救，仍无法逆转。1932年，这位年仅26岁的优秀指挥官倒在担架上，生命定格在战火最猛烈的时刻。临终前，他对妻子曾广澜只留下短短一句话：“坚决跟着党走。”这句话后来被多方回忆收录，简短，却极有份量。

新中国成立后，军史研究逐步展开。根据对红军时期作战经验的整理，蔡申熙被列入新中国评定的33位军事家之一。这个评价，并非因为他担任过多高的职务，而是看重他在战术和战役上的创造性。徐向前对他的评语也相当直接：在战略上眼光长远，在战斗中既勇敢又冷静，是彻底忠诚的战士。

站在张国焘的立场，晚年仍肯为蔡申熙写下“天才”这样的字眼，其中确实包含一分发自内心的服气。毕竟，当年在战前争论中，他没有听进对方的劝告，付出了沉重代价，这种记忆一旦刻在脑子里，很难完全抹去。

二、红四方面军与徐向前的“生死捆绑”

如果说对蔡申熙的敬意，更多包含一种“知人不用”的惋惜，那么对徐向前的评价，则更像是对强者的勉强致意。在张国焘回忆录中，他写道：“徐向前在军事指挥上是厉害的。”这句干巴巴的话，其实背后故事不少。

红四方面军在整个红军史上的地位极其特殊。这支部队先后活跃于鄂豫皖、川陕川康等地，战斗规模大，作战频率高。据军史资料统计，仅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四方面军就歼灭各类敌军约八十八万之多，是红军各路人马中战果最为显著的一支。从这支部队里走出的开国将领，有七百多人，数量在各方面军中也名列前茅。

这样的战绩，不可能靠一个人完成。张国焘身为政治、组织上的最高领导，但真正冲在最前线、指挥具体作战的，是徐向前。无论在鄂豫皖根据地的艰苦防御，还是转战川陕时的一系列反“围攻”，徐向前都承担着关键角色。军队内部很多老战士后来都提到过一个细节：张国焘在肃反中对不少将领下得去手，却始终没动徐向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离开了这位总指挥，他手中的部队就很难打硬仗。

在红军时期，徐向前的作风有一个鲜明特点：嘴上不多说，战场上见真章。他在战役设计上，善于抓关键点，宁愿多花时间布置，也不愿无谓牺牲。比如后来广为人知的强渡嘉陵江战役，红四方面军必须在极不利的情况下突破封锁，否则就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徐向前通过佯动、分兵、夜渡等方式，把本来对己方极其不利的局面，硬生生扭转过来，为北上留下了宝贵兵力。

试想一下，当部队背靠大河，前有围追堵截，士兵已经连续征战多日，稍有不慎，就可能全线溃败。这种时候，指挥员的一次判断就能决定数万人的生死。张国焘即便再自信，也很难否认徐向前在这种关键关口起到的作用。从那之后，他对徐向前的依赖反而更强，对这位“战神”的称呼也不是空穴来风。

不过，两人之间的矛盾也随之加深。1935年南下与北上的争论中，徐向前并不是完全沉默。他在内部多次表明自己的忧虑，强调南下风险极大，希望遵从党中央的北上决策。只不过，当时的党内通信和指挥系统严重受限，许多意见被淹没在纷繁复杂的战场局势里。

从政治上看，徐向前并没有公开与张国焘对立，他依旧在岗位上负责具体指挥，这是他的职责所在。然而在实际行动中，他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冒险，努力保存有生力量。可以说，在情感上，他和很多红四方面军将士一样，对“另立中央”这种做法是抵触的，但在组织结构未完全理顺之前，只能用实际作战来弥补决策上的偏差。

到了晚年，张国焘在书中回忆这一段，语气带着明显的复杂。他既不愿承认自己在政治判断上的彻底失败，又无法否认，当时真正把这支队伍勉强拉回“正路”的，是包括徐向前在内的一批军政干部。于是，他就选择了一个相对安全的说法——承认徐向前“军事上很厉害”，同时淡化自己在方向性问题上的责任。读到这里，只要稍微熟悉那段历史，就能感到这种语气背后的尴尬。

需要强调的是，徐向前后来成为开国元帅，绝不仅仅是靠红四方面军时期的战功。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继续承担重要任务，始终服从整体战略安排，哪怕个人遭遇挫折，也没有动摇立场。这一点，与张国焘的选择形成鲜明对照。历史的公断往往不急不缓，但时间一长，高下立判。

三、叛逆者眼中的“敬意”从何而来？

回过头看张国焘的一生，不难发现一个反差极大的轨迹：早年是勇于投身革命的激进青年，中段是握有重兵、位居高层的领袖人物，后来却迁到海外，靠写文章和回忆录表达对昔日组织的不满，直到1979年在加拿大一家养老院与世长辞，身边再无烈火般的喧嚣，只剩旧纸堆里的叹息。

很多人会产生疑问：一个已经选择叛党、并长期参与反共宣传的人，为何会在书中对蔡申熙、徐向前保留敬意？难道仅仅因为个人感情？其实，如果结合当年的经历来分析，这种敬意反而显得顺理成章。

先看蔡申熙。这个前黄埔军官，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用实际战果证明了自己，不但忠诚，而且专业。张国焘在战前拒绝听取他关于“留退路”的劝告，最终付出惨烈代价，这种刺痛是难以抹掉的。多年之后，当他翻检往事，重新描绘红军岁月时，那些在关键时刻说过“冷水话”的人，反而显得尤为清晰。承认蔡申熙是“天才”，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迟到的、但又不敢明说的自我反省。

再看徐向前。在红四方面军辉煌与低谷交替的那些年，徐向前无疑是军事上的第一支柱。张国焘能够在党内争夺更大话语权，很大部分是靠手中这支“能打仗的队伍”撑起来，而这支队伍的战斗力，离不开徐向前的统筹指挥。更麻烦的是，南下与北上之争中，事实一次次证明，徐向前坚持的方向与党中央决策更为接近，长远看是对的。这样一来，在现实结果面前，再多辩解也显得无力。

对张国焘来说，这两个人像一对镜子。蔡申熙代表着忠诚而又冷静的战略眼光，徐向前代表着在正确方向上的坚决执行。而他自己，恰恰是那个在政治选择和权力欲望之间失衡的人。一个人在晚年审视过去时，最难绕开的，就是曾经跟自己有过激烈分歧的人。越是知道对方说得有理，当年越是没有采纳，之后就越难坦然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