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等收入人群的规模有多大？|中位数|中等收入人群|低收入|全国居民|李实|贫困人口|贫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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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期中国经济50人论坛《长安讲坛》（第434期）上，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受邀发表演讲，主题为《“扩中、提低”的战略与实现路径》。李实认为，近年来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对全国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在降低，而城镇内部、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主要原因包括居民财产分配差距扩大、人力资本差异导致的工资差距不断强化，以及经济增速放缓导致低收入人群受到明显波及等。

对于扩大中等收入人群规模，他建议，要特别关注未来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来源——" bdsfid="291">农民工群体，还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通过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创造出更多高收入的工作岗位；

对于提升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李实建议，要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人力资本投资，给低收入人群提供更多创收机会和条件，加大对低收入人群转移支付力度。

以下摘录为李实教授演讲中关于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人群的测算部分，由腾讯财经整理。

中等收入人群划分标准及基本状况

要分析如何“扩中”和“提低”，首先要搞清楚中等收入人群是怎么划分的。

（1）绝对标准与相对标准

全球各国均在开展中等收入人群的界定工作，且基本上采用两类标准——绝对标准或相对标准，这与贫困测量标准的逻辑类似。

发展中国家大多采用绝对标准，如每人日均收入在10-100美元之间。绝对标准一般由世行、亚行等国际机构制定。几年前我曾经参加亚行的会议，当时的核心议题就是讨论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人群的界定标准。

根据亚行当时提出的方案，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每人日均收入在10-100美元之间，即被界定为中等收入人群。按当时的汇率换算，10美元约合人民币 70元。我提出，这一标准偏低，如果按此计算，我国不少农民工都将被纳入中等收入人群，比如做装修的小工（日均收入约120元）、装修大工（日均收入可达240元），明显高于70元的下限。亚行专家认为我的视角更多聚焦于中国，而全球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对这些国家而言，10美元的日均收入已属于较高水平。

这一标准是否合理，我们不展开争论。总的来说，绝对标准是发展中国家界定中等收入人群的主流选择。

发达国家大多采用相对标准。首先确定一个国家、地区或特定人群的收入中位数（即把所有收入数据按高低排序后，位于中间位置的收入数值），然后把收入中位数的60%作为中等收入的下限，把收入中位数的200%-300%作为中等收入的上限，收入落在下限和上限之间的人群，即被界定为中等收入人群。相对标准会随着收入中位数的变化而变化，当经济增长带动居民整体收入提升时，收入中位数会随之上移，中等收入的上下限也会同步提高；反之，如果收入中位数下降，中等收入区间也会相应下调。

要注意的是，在相对标准下，中等收入人群的规模与收入差距直接相关，而与收入增长关系不大。如果收入差距不缩小，即便居民平均收入水平提升，中等收入人群的占比也基本不会发生变化，因为收入分布的相对结构未变，只是整体区间随中位数上移而已。只有收入差距缩小，中等收入人群的规模才可能扩大。如果采用绝对标准，当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居民收入稳步提升，那么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就会不断增加；如果采用相对标准，在收入差距没有缩小的前提下，即便收入提高，中等收入人群的规模也会保持稳定，基本上不会发生变化。

（2）中国的标准

我国采取的是绝对标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设定，按照2018年价格水平，三口之家（标准家庭）年可支配收入在10万-50万人民币为中等收入人群，或者家庭人均收入在33333元-166667元为中等收入者。

为什么我国采用绝对标准，而不是相对标准呢？从实际效果来看，依据这一绝对标准，能清晰呈现中国在经济增长、居民收入水平提升的过程中，中等收入人群的规模正不断扩大，这恰恰是决策者期望达成的目标。或许存在这样一种认识：当一个国家中等收入人群的规模更大、占总人口比重更高时，往往被认为其文明程度或发展程度相对更高，社会更加稳定。当然，这一标准并非一成不变，当将其应用到其他年份和地区时，需要根据物价指数和购买力指数进行调整。

总体而言，这一标准已得到政府的默认。我国领导人在对外表述中提及 “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人群，数量达 4 亿多人”，这个数据的统计依据就是上面所说的绝对标准。

（3）中国中等收入人群的规模和结构

在上述界定标准下，我国中等收入人群的规模有多大，这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我们用2018年的数据测算的结果是，我国中等收入人群占比不到30%。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仍然偏低，低收入人群是全社会的主体人群。

2021年我们用新的数据重新测算，结果是中等收入人群占33%左右，与2018年相比，大概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这得益于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但比重仍然偏低。从结构上看，农村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更低，2018年不足10%。

从表1可以看到，我国中等收入人群比重的变化过程。尽管2018年测量得出的中等收入人群比重并不是很高，但相较于过去，其增长趋势十分明显。1995年，全国中等收入人群比重仅为0.24%，不足1%；2002年，突破1%，达到 1.5%；2007年，接近10%；2013年，进一步提升至25%；2018年，增至29%。可见，我国中等收入人群比重不仅持续上升，而且增幅很大。原因很简单，在中等收入标准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如果居民收入增长，自然会有更多人进入中等收入区间。

从城乡对比来看，1995年城镇中等收入人群规模不足1%，农村地区99%以上的人口都属于低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比重非常低。

以上数据反映了我国中等收入人群从规模微小到逐步壮大的变化过程。

低收入标准与相对贫困

在收入分配改革中，我们不仅要推动 “扩中”，还需着力“提低”，而“提低”的前提是如何科学识别低收入人群。

目前，中国政府尚未公布全国统一的低收入人群划分标准，无论是明确的界定依据，还是具体的划分方法，相关官方规范标准仍未出台。国家统计局仅对外公布了中等收入人群的划分标准，对低收入人群的界定未作进一步说明。不过，从逻辑上可进行合理推导：当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区间被确定后，那些家庭收入未达到该区间下限的群体，从性质上而言就应归为低收入人群。以此为标准推算，2021 年我国低收入人群占比约为 65%，这一群体中有相当大比例分布在农村地区。

尽管低收入人群缺乏官方统一划分标准，但不少学者参考国家统计局的中等收入人群标准，推算出了低收入人群的界定依据。由此，一个关键问题随之产生：低收入人群与贫困人口是否属于同一概念？答案是否定的，二者在内涵上存在明确差异。

2020 年中国向世界宣布消除了贫困，有关领导的表述十分严谨，强调这是“消除了一定标准下的贫困”。这意味着，当时消除的是“低于特定贫困标准（或贫困线）的贫困人口”。因此，贫困标准的设定至关重要，如果标准定得过高，贫困就难以消除；如果标准定得较低，就能更早实现“消除贫困”的目标。这个标准是在2010年指定的，在当时与一些国际机构倡导的标准（世界银行提出每人每天 2美元的贫困标准）比较一致。

不过，中国2010年确定贫困标准后便未再调整，正是在这一固定标准下，我们消除了绝对贫困。而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是动态调整的，随着全球社会经济发展和整体收入水平提升，贫困标准也随之上调。如果按照世界银行最新的贫困标准来衡量，中国目前仍存在一定规模的绝对贫困人口。

【世界银行国际贫困线标准的最新一次调整是2025年6月，低收入国家的贫困线从每人每天 2.15 美元上调到3 美元；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从每人每天 3.65 美元上调到 4.20 美元；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从每人每天6.85美元上调到8.30美元。按世行2025年7月起生效的各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划分，中国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upper middle-income economies）——编者注，参见文尾附表】

更需要明确的是，消除绝对贫困并不意味着消除相对贫困。相对贫困在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只要有收入差异，就会有相对贫困，相对贫困无法消除，但可以缓解。

关于相对贫困，我们此前已开展过相关研究，重点之一就是测算中国相对贫困人口的规模。我曾担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委员，承担过国务院扶贫办的相关课题。按照专委会的设想，在消除绝对贫困后，国家扶贫战略需转向缓解相对贫困，我们围绕这一主题做了大量研究工作。

相对贫困线的设定通常与居民收入中位数挂钩，不同国家的标准存在差异，欧洲国家一般将其设定为收入中位数的 60%，也有的设定为50%甚至40%。基于现有数据和研究方法，我们对中国相对贫困人口规模进行了推算，以2021年为例：如果以收入中位数的40%作为相对贫困标准，农村相对贫困发生率为23.6%，对应的贫困人口规模超过2亿，而城市贫困发生率不到4%，贫困人口约1500万；如果将标准提高为收入中位数的50% ，农村贫困发生率上升至33.9%，贫困人口规模超过3亿。

由此可见，中国相对贫困人口规模大致在2-3亿，这与通过低收入人群标准测算出的低收入人群规模存在较大的差别。

相对贫困人口，可理解为低收入人群中收入水平最低的那部分群体。结合具体收入标准来看，这一群体大致对应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人群，2021年我国这一群体规模约为3亿人，因此可将这部分人群大致视为相对贫困人口。低收入人群是规模更大的群体，其范围涵盖了中等收入人群收入下限之下的所有人群；而相对贫困人口是低收入人群中的极低收入人群，约占低收入人群的20%-30%。以2021年的数据为例，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约为3亿人，这3亿人基本上可划入相对贫困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