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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北京的郑植升律师，也就是我本人，代理的一起Rush行政诉讼，终于有了结果。
⬆️郑律师今日“接生”现场⬆️
被告撤销行政处罚决定，原告撤回起诉。
截至目前，郑律师已通过行政诉讼成功撤销两起rush案件的行政处罚决定。
⬆️撤诉裁定⬆️
⬆️撤销行政处罚决定⬆️
⬆️郑律师代理的另一起撤销决定⬆️
这一结果，无疑为仍在观望或正在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注入了一剂强有力的信心：在符合法律条件的情况下，Rush类行政处罚并非不可纠正，通过诉讼途径依法争取权利，完全可能取得实质性成果。
据郑律师了解，本案很可能是该地首例通过行政诉讼程序撤销Rush行政处罚的案件。
该案在证据审查、诉讼策略及处理路径方面所形成的经验，也将被继续运用于后续代理的同类案件之中，其代表性意义与示范价值，正在逐步显现。
虽然目前仍有原告败诉，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审判决必然正确。行政诉讼不到最后一刻，结果永远存在变数——这一点，早已在无数行政案件中反复得到印证。
即便是此前大家关注过的省高院明确认定Rush 需达到70%浓度的案件，原告也是经历三年波折，复议、一审接连败诉，直至二审胜诉、再审裁定作出，才最终尘埃落定。
因此，各位当事人，如相关处罚已实质性影响到你的生活与权益，请勿再一味观望。
依法提起诉讼，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既是维护自身利益的必要手段，也是公民应有的尊严，切莫等到处罚时效已过，眼看他人成功撤销，才徒留追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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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本文仅选取其中几个关键要点进行分享，一方面供各位参考借鉴，另一方面也“适度保留”，以免执法机关在充分了解后把程序补得更严、更全，让今后的案件变得更难打，哈哈。
1.诡异的管辖文书
与其他同类案件一样，本案亦属于跨区执法，需要由市局作指定管辖。
但在本案中，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异常情况。
本案发生于2025年6月，市局出具的《指定管辖决定书》编号却已达到[1000+]；而郑律师同期代理的多起发生于2025年下半年的案件，其《指定管辖决定书》编号反而仅为[700+]、[800+]区间。
按照一般行政文书编号的形成逻辑，同一机关同类文书通常按时间顺序连续编号，后发生的案件编号理应大于先发生的案件。
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本案的指定管辖文书系被告在诉讼过程中后补。
紧接着，我们再来看被告提交的《行政案件指定管辖审批表》：
承办单位：派出所 （分局）治安支队意见：拟同意 （分局）领导审批意见：同意
各位看到问题了吗？“分局指定分局管辖”，自己做了上头的主，所以说，这些案子真挺有意思的。
这份文书中还有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小细节，有机会再跟各位分享。
2.从未抵达的鉴定
在第一次庭审中，被告并未提交《鉴定聘请书》作为证据，郑律师遂在庭前申请调取。被告随后补充提交该证据时，却暴露出一个明显漏洞——文书上没有接收单位的盖章。
为什么这一细节如此关键？原因在于，郑律师目前代理此类案件较多，手中掌握了同一城市不同分局办理同类案件的大量案卷材料，完全可以进行横向比对。在既往案件中，各分局出具的《鉴定聘请书》左下角均会加盖鉴定机构或接收人员的收件章，以证明委托文书已经实际送达并被接收。
而在本案中，该位置却完全空白，仅写有一句“已送至×××研究所进行鉴定”。缺乏接收单位盖章的情况下，该文书究竟是否真实送达、何时送达，均无法得到有效证明，这也使得整份鉴定委托过程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产生了合理疑问。
3.奇怪的签字
在《扣押笔录》中，又出现了新的疑点。
该笔录上有两名民警的签字，其中一名民警的签名，与其在《鉴定聘请书》中的签字明显不属于同一笔迹。
更关键的是，该名民警恰好作为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出席了本案庭审，其在庭审笔录上的签字，形成了可以直接比对的客观证据，足以印证《扣押笔录》中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而系他人代签。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还十分难得地调取到了制作《扣押笔录》时的执法记录仪录像。该视频显示，现场全程仅有一名民警出现。
结合签字笔迹比对与执法记录仪画面，我们认为：本案《扣押笔录》所记载的“两名民警”并不符合客观事实，实际仅为一人执法。单人实施扣押并制作扣押笔录，已构成明显的程序违法。
4.早夭的保全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对查获的相关物品，应当依法采取证据保全措施，在法定期限内予以扣押。
然而，在本案中，被告做保全决定对查获物品“扣押三十日”，另一方面却在案发当日形成的《收缴物品清单》中，于“物品处理情况”一栏直接记载在案发当日就被“销毁”。
在尚未完成证据固定、鉴定及相关程序的情况下即行销毁案涉物品，不仅使证据保全措施流于形式，也直接导致案件关键物证无法再行核查，对案件事实查明及当事人诉讼权利均造成实质性影响，其程序违法性不言自明。
5.消失的电话通知
还有一个极其细微的细节，很容易被忽视。
在作出行政拘留前，执法机关通常会要求被拘留人员提供家属联系方式，并依法履行通知义务。本案亦不例外。在《被行政拘留人员家属通知书》中，办案民警亲笔手写注明“已电话通知××”。
然而，经我们核实，被告实际上从未通过电话通知该名家属。
庭审中，被告解释称系原告使用自己的电话通知了家属，但原告当庭提交了其与该家属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反驳：直到被拘留的第二天，该家属仍在留言询问“什么事？要拘留多久？”。
这一客观记录，与“已电话通知”的书面记载显然无法相互印证。
在家属通知这一法定程序上，书面记载与客观事实出现明显背离，已构成未依法履行家属通知义务，剥夺当事人相应程序性权利，程序违法。
6.律师观察
以上，仅是一些可以放到公开场合，供大家讨论与参考的程序违法问题。
很多人都会问：究竟是哪一处违法，最终促成了处罚的撤销？
坦率地说，在我看来，本案并非某一个“致命点”单独发挥作用，而是多项程序违法相互叠加、共同作用的结果，很难，也没有必要刻意区分究竟是哪一处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本文结尾，也想顺便与各位分享一下，我对这类案件在处理路径选择上的一些看法。
选择诉讼，还是复议？
我的答案很明确：选诉讼。
原因并不复杂。行政诉讼中的法官，必须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在成为审判长之前，往往已经积累了大量审判经验；而行政复议工作人员，并不以具备法律职业资格为前提。
同时，复议依据《行政复议法》，诉讼依据《行政诉讼法》，二者“有法可依”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在具体程序设计、审查强度及救济路径上，两部法律之间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别，感兴趣的读者不妨自行对照。
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复议多以书面审查为主，而行政诉讼一审，一定会开庭。
原被告双方，能够就程序与实体问题，当庭“掰扯清楚”，这一点本身，就极具价值。
打实体，还是打程序？
如果一定要选，我个人更偏向于：打程序。
从律师角度来看，打实体最简单，甚至可以实现批量化处理案件。
但从委托人的角度来看，目标只有一个：撤销处罚。因此，基于实现委托人的需求，我通常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在保留实体的同时，同时重点猛攻程序违法，事实证明，确实比实体好用。
无论是判决撤销，还是通过和解、调解实现撤销，能撤销的，都是“好猫”。
程序之所以更值得重视，一个核心原因在于它的客观性与确定性。
《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早已把执法机关在什么阶段该做什么、要做到什么程度，规定得清清楚楚。
实体问题上，Rush是否属于法定“危险物质”，原被告可以各执一词，证据如何采信，也有待法官裁量；但程序不同——做了就是做了，没做就是没做，做错了就是做错了，全都白纸黑字摆在那里，几乎不存在解释空间。
更何况，如果熟练运用《行政诉讼法》的证据规则，完全可以把看似零散的“碎石子”，组合成足以撬动案件走向的“重武器”。
最后还是那句话：专业的事，终究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同样一套案卷材料，当事人自行翻阅，可能根本看不出问题所在；而交由长期处理此类案件的律师，不仅可以大幅降低诉讼过程中的消耗与压力，还可能取得意料之外的结果。
那么在本文结尾，也希望所有因Rush受到处罚、依法提起复议诉讼的朋友们，都能取得一个自己能够接受、也理应获得的结果。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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