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南园62号（西侧）（王缉宪 摄）
文 | 徐泓
1952年9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全国六所大学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的哲学系合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一时群贤毕至。享有国际声誉的“清华逻辑学派”两位先生：中国现代逻辑学奠基人金岳霖担任系主任，数理逻辑教育的开创者王宪钧担任逻辑学教研组主任。一辈子单身的金岳霖住进了燕东园，王宪钧一家四口住进了燕南园。
邻居们对他家印象很好，60号王力先生的小儿子王缉宪说：王伯伯、王伯母和两个孩子都极为谦和、幽默。王宪钧教授和侯仁之一样，是那一代教授中少有的讲一口标准普通话的长者。
他对62号西侧屋顶的烟筒印象深刻，夸奖它很好看。上图的拍摄就出自王缉宪之手。
一
王宪钧夫妇有两个儿子，大的王岱坚，出生于1950年，小的王泽信，出生于1952年，燕南园的邻居都记得他们的小名大牛、二牛。
王岱坚和我的大弟弟徐澂，是北大附小、北京一零一中的同班同学；1968年上山下乡，他又和我的二弟弟徐浩同在山西绛县古绛镇西吴壁插队。1980年代他们先后赴美留学、工作、定居。一起长大、共过患难的发小情谊没齿难忘。不久前，他从美国回来探亲，一一回答了我提出的“家住燕南园”的问题。
1952年秋天，王岱坚当时只有两岁，但清楚地记得他家是从清华大学胜因院26号搬到北大燕南园62号的，2与6两个数字调了个。胜因院26号是一栋小楼，而燕南园62号的房子特别大，还有地下室、锅炉房。
他描述：62号，有两棵大杨树，前院都是竹子，挺粗的杆，有丁香树，黄刺梅。他家的住房面积大约有120平米，一个卧室和一间作为接待客人用的客厅，另有一个大约40多平米的房间，被中间隔开，一东一西，西边一间就是我爸教研室开会的地方，东边一间是我妈备课的书房。
邓生庆和恩师王宪钧先生等在北大哲学系小院合影。前排左起：教研室主任宋文坚老师、王宪钧先生、晏成书先生、刘怡；后排左起：研究生周北海、硕士研究生邓生庆
我在署名宋文坚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找到了这个地方。1954年宋文初从北大哲学系毕业留校，系里通知他到逻辑教研组，听从王宪钧教授安排。当时逻辑教研组的会议都在王宪钧家里开，他第一次参加就在燕南园62号西侧王家，进去时里面已经坐满了人，围成一个圈子。
新学期第一次会议是安排教学，以后几乎每个月有两三次。
宋文坚逐渐发现，教研室老师在这里都据有各人习惯的坐位，绝不更改。他回忆说：这间房东边是木制的隔墙，靠墙中间部位放一张小茶几。两边各有一个厚的高蒲团。王宪钧先生坐在北面的蒲团上，吴允曾先生坐在南边的蒲团上。靠近这屋的拐角，放一把椅子，那是周礼全先生的坐位。然后是南墙，放一把长沙发，江天骥先生坐东面，李世繁先生坐西面。这屋的西南拐角放着一把大摇椅，那是金岳霖先生的座位。金先生北面有两个单人沙发，沈有鼎先生和何兆清先生一南一北。再往北，放一把藤椅，汪奠基先生坐在那里。在他旁边是一把椅子，那是宋文坚坐的。教研室秘书晏成书先生则坐在他东面那把椅子上，她靠着王宪钧先生。这样实际上形成一个长方形的座位圈。
1982年金岳霖与他的学生们。左起：胡世华、沈有鼎、周礼全和王宪钧
文中提到的金岳霖、沈有鼎、王宪钧、周礼泉四位先生，正是清华大学数理逻辑传承的学脉。1957年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迁至建国门内贡院一带，金岳霖、沈有鼎、周礼泉三位先生离开了北大，调往学部哲学所，搬至城里。
宋文坚回忆，随着学术界开展对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教研室开会的次数越来越多。随着以苏联的逻辑教材为范本来改造逻辑课程，教研室开展了对逻辑的讨论，争论越来越激烈，为了形式逻辑、数理逻辑、辩证逻辑，几乎吵起来。
王岱坚证实说：在我家确实开过不少会。一大堆沙发、椅子，还有一个祖传的红木炕桌，我爸坐一头，吴允曾坐一头，一大屋子人坐在那儿开会吵起来，经常吵得一塌糊涂。”他说，后来我明白了，那些老师里没有一个像我爸这样得到过数理逻辑真传的人。再加上当时的形势“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那段时期应该是我爸心里最不痛快的时候。
30年以后，宋文坚担任了逻辑教研室主任。他回忆1950年代初在苏联专家指导下改造大学的哲学教育，他说，受害最为严重的是我国大学的逻辑课程。逻辑学是在我国已有逻辑研究和教学成果上的全面大倒退。”他痛心地提及“哲学系本科课程一直都不能讲数理逻辑，甚至研究数理逻辑也不得不隐秘地进行。”
中国逻辑学的复苏始于改革开放。1978年、1979年，学术界在北京连续召开了两次全国逻辑讨论会，1979年中国逻辑协会成立，王宪钧担任了第一届副会长。
王宪钧:《数理逻辑引论》
王宪钧振奋精神， 1981年底完成了名著《数理逻辑引论》， 1982年获全国优秀教材奖，成为几代学人的入门经典。 王宪钧实现了自己 后半生的宿愿：编一部好教科书， 巩固学科的合法性， 还数理逻辑一个清白 。
二
王宪钧（1910—1993），祖籍山东福山，生于南京。他本科就读于南开大学数学系，二年级转学到清华大学后改学哲学。当时，清华大学哲学系刚成立四年，创始人金岳霖已辞去系主任（由冯友兰继任），主讲逻辑学、西方哲学等课程。逻辑学是二年级两个学期的必修课，包括传统逻辑以及对传统逻辑的评论、罗素《数学原理》的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归纳法。
1933年王宪钧本科毕业后考入清华哲学系研究生，师从金岳霖，专攻逻辑学。王宪钧在回忆金岳霖先生的文章中写道：“我觉得他很喜欢逻辑，钻研得很深，善于思考，对于某些和逻辑有关的问题，善于做精细的分析，也得到了一些结论。”
当时国际上正从传统逻辑向以数理逻辑为代表之一的现代逻辑学转型。什么是数理逻辑？只知道它是一门与高等数学密切联系、特别需要抽象思维的科学，国内还没有这样的学者。
金岳霖看中了王宪钧“天生亲近数学”的优势，一直想把他送出国深造，但投奔何方神圣？1935年美国数学家诺伯特·维纳来清华讲学，金岳霖以此求教。维纳不假思索地力荐奥地利数学家、逻辑学家哥德尔，理由很简单：当今数理逻辑的最高成就握在哥德尔手里，他的学问没有人真懂，只有到维也纳直接向他本人求学。
1936年王宪钧获公费资助赴欧洲深造，目标就是学习当时国际前沿的数理逻辑理论。他初到德国柏林大学，接触数理逻辑基础理论与欧洲学术传统，为后续研究打基础。1937—1938年王宪钧在维也纳大学师从哥德尔，系统学习了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等核心理论，成为他“集合论公理体系”课程唯一正式注册的学生。1938年王宪钧转赴德国明斯特大学，随逻辑史学家肖尔茨进修。
1938年12月，因二战爆发，哥德尔远赴美国避难，德国、奥地利不可久留，王宪钧只能打道回府，匆匆赶往抗日后方昆明，与母校清华同人会合，此时他已获聘在西南联大哲学系任教，于是他跟随在金岳霖先生身边，共同构建以《数学原理》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并承担了数理逻辑主干课程，为哲学、数学两系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讲选修课，包括数理逻辑与朴素集合论。当然他也没少教普通逻辑，且教得极好，西南联大哲学系主任汤用彤戏称他为“普通逻辑大王”。
王宪钧从西南联大讲师做起，做到副教授，1945年晋升为清华大学教授，那一年他35岁。在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期间，他率先系统讲授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他在西南联大和清华研究院带出的学生、国际著名数理逻辑学家王浩，在《哥德尔传》的序言中专为恩师写了这样一段话：“宪钧师早年的一项大功绩是把业己成熟的数理逻辑引进了中国的大学课堂。这种逻辑大大超越了怀特海和罗素的《数学原理》，正转入希尔伯特学派、司寇伦、哥德尔造就的新轨道。”
三
王宪钧门下桃李众多，在西南联大、清华、北大相继带出了一批学生。鲜为人知的是在众师生缘中，埋藏着一条重要的学脉：即哥德尔→王宪钧→王浩 / 康宏逵的数理逻辑传承链。这正是哥德尔思想进入中国学术界最关键的路径。
库尔特·哥德尔
在本文写作之前，哥德尔对我来说是一个全然陌生的名字。深入查询后，真是吓了我一大跳：上个世纪他的声誉如雷贯耳，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他所发现的“不完全性定理”被称为“20世纪最有意义的数学真理”。
爱因斯坦把哥德尔的贡献与他本人对物理学的贡献相提并论。1938年哥德尔离开欧洲大陆，赴美任职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晚年的爱因斯坦几乎每天都去那里，不是为了物理，而是为了有机会和哥德尔一起走回家，享受一路上的脑力激荡。
哥德尔1906年生人，比王宪钧仅年长4岁。当年王宪钧万里迢迢到维也纳大学拜师时，哥德尔只有31岁，他在六年前年发表了形式数论系统的不完全性定理，在维也纳大学主讲“集合论公理体系”课。前文已提及，王宪钧是这门课程唯一正式注册的学生，也就是说王宪钧是得到哥德尔真传的第一个中国人，也是把数理逻辑引入中国大学课堂的第一人。
王浩
1949年夏天，学脉传承的接力棒交到了一个中国留美学生的手中，28岁的王浩在普林斯顿见到了哥德尔，从此开始了两人的学术交往，从早期书信与问题探讨，发展为晚年深度对话，王浩成为哥德尔晚年思想唯一的系统的记录者与阐释者。他本人也成为享誉世界的美籍华裔数理逻辑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哲学家。
王浩与王宪钧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1939年,王浩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数学系，旁听过王宪钧的课。1943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哲学部，先是师从金岳霖，在金岳霖赴美后，师从王宪钧攻读数理逻辑，王宪钧引他进入希尔伯特—哥德尔的数理逻辑新轨道，激发起他对哥德尔的兴趣。1946年王浩公费留美，师从美国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奎因(W．V．Quine)， 194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9年王浩接替奎因在哈佛大学开设“高等逻辑”课程，用一种相当完备的方法介绍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
1953年,王浩注意到哥德尔的数理逻辑是用数字对命题进行编码，这个看似奇怪的技巧却是迈向通用计算universalcomputation思想的关键步骤，揭示了软件的可能性，他直接向哥德尔请教，开始了早期频繁地通过信件进行的学术交流。
从1971年7月起，王浩每两周赴普林斯顿与哥德尔会面一次，每次下午的长谈，主题以哲学为主，兼涉逻辑、数学基础、心智与机器等。
晚年的哥德尔离群索居，很少与人交往。“1978年1月14日，在普林斯顿医院，一个瘦得只剩皮包骨的老人停止了呼吸。体重65磅，死因是营养不良和饥饿。”哥德尔病逝前，王浩仍保持探望与通话，是这位哲学奇人临终前少数的亲近者之一。
王浩高度评价哥德尔定理具有奠基性的贡献，称它“好比弗洛依德的心理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玻尔的互补性原理、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凯恩斯的经济学和DNA的双螺旋”。
1972年，王浩参加了第一个归国访问的美籍学者代表团，在北京京见到了他的老师王宪钧。王宪钧鼓励他继续研究哥德尔。回国后王浩陆续整理了这些年与哥德尔对话的笔记与信件，1974年出版了《从数学到哲学》首次系统披露哥德尔晚年的哲学观点；1987 年出版了《哥德尔的反思》、1996年出版了《逻辑之旅》，都成为研究哥德尔晚年思想的核心文献。而他本人在这样的对话中也获益匪浅，在数理逻辑的集合论、逻辑演算、机器证明等领域均有重大突破，1983年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与美国数学会共同授予他首届“里程碑奖”（MilestoneAward）。1987年王浩牵头组织创立了“哥德尔学会”，并任首任会长。他所写的传记《哥德尔》，成为研究哥德尔思想的必读书目，留下了哥德尔最宝贵的学术遗产。
王浩在1980年代更加深入地推进中美学术交流。1985年，他兼任北京大学教授，1986年兼任清华大学教授。正像当年王宪钧一样，王浩把数理逻辑最前沿的成果，带回了中国。
此时在这条数理逻辑的学脉上，又一位传承者已经出现了。
1956年的一天，北大哲学系1953级的本科生康宏逵，轻轻叩开了燕南园62号的门。他第一次来拜见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王宪钧教授。
初访先生的情景恍如昨日。康宏逵说：我坐在客厅里，先生还没出场，家里的保姆就端来一杯咖啡，但是说“不是你的，先生一会儿就到。”那天先生穿一件白衬衫，一条西装裤，脚下踏一双黑布鞋。坐下好一会儿才问：“你叫康宏逵？”
按约定，康宏逵每周去王宪钧家一次：“先生的指导法是把我如实地看成小学生，亲自陪我读每一本书，书由他指定，主要是19世纪后期的逻辑名著，没有一本是好啃的。当论文写作中碰到一个难点时，宪钧师帮我收拾残局。站在他家那块小黑板跟前，给我讲解一阶逻辑的判断理论，点破了传统学说的通病。
康宏逵毕业后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1961年他重返北大，随王宪钧进修数理逻辑，正式成为其入室弟子，王宪钧以严谨的西学训练为他打好基础。
1979—1981 年康宏逵担任王宪钧的助手，深度参与了《数理逻辑引论》修订，重写第三篇《数理逻辑发展简述》，该篇被视为中国数学哲学研究的早期重要文献，王宪钧邀其联合署名，康宏逵坚辞，仅要求后记标注“康宏逵读过”。
1980年康宏逵调至华中工学院哲学所工作，1985年在评定职称中不愿与放弃原则、降低学术标准的校方为伍，辞去大学教师职务，义无反顾地做了一名“文化个体户”,“卖文为生”。
在脱离体制、既无项目来源也无任何基金资助的情况下，1985—1995年间康宏逵不计功名倾力于翻译工作，先后翻译了多部有关数理逻辑的论文与著作。王浩的几部与哥德尔思想有关的著作都是康宏逵翻译的。《哥德尔》传的翻译历时五年，其间康宏逵与王浩通信讨论细节无数。
康宏逵与王宪钧师生之谊更为珍贵的是，二人曾共同抵制意识形态对逻辑的不当干预，坚守了数理逻辑的科学性与独立性。
王宪钧去世后，康宏逵写过一篇《吾师宪钧》的追忆文章，他说：“我是宪均师的不肖生，他曾三次救我于水火。1956年，他明明知道我在肃反运动中被指为‘反党分子’，开除团籍，不久前才撤销处分，然而他不嫌我不干净，同意当我的毕业论文导师。我能够入逻辑之门，离不开他。1978年，他明明知道我在文革中被定为‘新生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劳改九年，如今决意去拉板车度日，然而他苦苦劝我重操旧业，拉我到北大当他的编书助手。我能够续逻辑之旅，离不开他。1986—1987年，我沦为“文化个体户”之后，他要我去北大讲学，意在以讲学的酬劳补我收入之不足。我能够至今仍作为活的逻辑学者存在，也离不开他。”
王宪钧也始终牵挂着这位“有争议”“有骨气”的奇才。1993年在最后一次重病住院前，他写了字条，叮嘱他的关门弟子邢滔滔要向康宏逵致意。
1991年7月，王宪钧、王懋蔚夫妇与康宏逵的夫人徐增绶（中）合影
四
在王岱坚结束探亲回到美国后，我在线上继续对他的采访。
我很好奇：“你是否认识父亲的这几位学生？比如王浩先生？
王岱坚说：1982—1983年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一个项目的资助下，我去美国访学，访学结束还要购买电脑等设备，我在王浩先生家住了半年，他的家那时在纽约北部一个老区，住在一个老房子里，开着一辆老车。还是王浩先生教我学会开车的。我1987年赴美留学，后来定居，和王浩先生一直保持联系。
1994年6月，我开车去波士顿看女儿，路经他女友的乡间小木屋看望过他，木屋坐落在一片树林里，环境清幽。他人生的最后几年，住在纽约洛克菲勒大学教工宿舍，写书。周末常来小木屋度周末。他1995年去世，那是最后一次见到他。
王岱坚告诉我，父亲还有另一个最欣赏的学生唐稚松，他和王浩一样，也是1945年入学西南联大，然后上的清华大学，1952年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师从王宪钧学习数理逻辑，后来专攻计算科学、程序语言与编辑方法。他说：唐稚松先生也是我家的常客，和我爸的关系非常好。
我上网一搜，果然唐稚松供职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6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进步奖，被誉为中国计算机科学与软件工程研究的先驱和开拓者之一。王岱坚告诉我，数理逻辑的专业人才，后来绝大部分进入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领域。
王岱坚还告诉我，后来当了北大校长的丁石孙，和我爸也有一段师生缘。果然，我找到了丁石孙的一篇回忆文章，1948年他从大同大学转学到清华大学数学系，选修了哲学系王宪钧教授的逻辑实证论课程。他回忆: 除我以外，还有几个哲学系的，总共四五个人。解放后，所有哲学系的人都不念这门课了。因为他们认为在新社会这样的环境下，念唯心主义哲学是没饭吃的。我是学数学的，念哲学是凭兴趣，觉得这无所谓。到最后，这门课就剩下我一个人选了。清华图书馆里有两本这门课的教材。王宪钧全借出来了。他用一本，给我一本。后来上课干脆就不到教室而是到他家里，每周一次。上课的形式也变成了讨论。因为学生只有我一个人，我和他的私人感情很好。
王宪钧先生
到北大以后，丁石孙仍然坚持听王宪钧先生的课，后来他当了数力系主任，当了北大校长，仍然和王宪钧关系很好，王岱坚说：每次我爸招研究生，对哲学系学生的质量不满意，就找丁石孙去要，拜托他从数学系挑几个好学生来。
谈到康宏逵，王岱坚说：我爸带研究生都在家里，有一块小黑板，用作教学，上完课还留饭。康宏逵当年就经常在我家吃饭。我家地下室很大，有厨房，有锅炉房，还有两间卧室。当年康宏逵和徐增绶结婚，新房就在我家地下室。
王岱坚说，我爸喜欢看书，虽然我们家里并不是藏书万千，但他看过的书多极了，几乎什么书都看。但有几本经典的，放在书架中间，他反复看，几乎被他翻烂了。是什么经典书呢？王岱坚说：他的那几本逻辑学。
康宏逵在回忆文章中也提到：宪均师一向乐于承认，自从回国就在补课，读书甚多，首先是哥德尔向他推荐的几本：希尔伯特和阿克曼的《理论逻辑基础》、豪斯道夫的《集合论》、艾尔伯朗的《证明论研究》。艾尔伯朗的小册子当时无英译，为要读它，宪钧师学了法文。此外，1940年哥德尔发表专论《选择公理和广义连续统假设与集合论公理的一致性》，宪均师也极其认真地学过，我发现，直到1964年他还记得其中的细节。
三大卷的《数学原理》是最难啃的。但王宪钧啃下来了。康宏逵记得，他曾向宪钧师请教罗素如何建立实数理论中的最小上界定理。他抱出书架上的三大卷《数学原理》，跟我一起查出需要去看第几卷第几页“戴德金关系”和第几卷第几页“实数序列”。
当王岱坚告诉我，父亲的枕边书是《老残游记》时，我很意外。他解释说：这就要上追至我家的先祖了。
我赶紧上网查：山东福山王氏为当地望族，世代书香，门第显赫。王宪钧的曾祖父王懿荣是晚清的著名学者，他发现了甲骨文，是金石学与甲骨文研究的重要奠基者；他又是晚清的一名重臣，曾任国子监祭酒（相当于教育部长），京师团练大臣，八国联军入京时自杀殉国。王宪钧的父亲是王懿荣的长孙。在如此家庭环境的熏陶下，王宪钧自幼饱读经书。
王岱坚说：我爸是四书五经教出来的，还练得一笔好字。数理逻辑书稿不少都是用毛笔写的小楷。我也从小就天天练字，从练柳体开始，过关了，开始练欧体，我家祖上用的就是欧体。
至于《老残游记》为什么成了父亲的枕边书，王岱坚认为主要因为这本书的作者刘鹗，他是晚清罕见的“通才”，在甲骨文方面有研究1902年他开始收购甲骨，共得5000片之多。1903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著作《铁云藏龟》。“由于甲骨文和我家祖上有点关系，再加上刘鹗书中写清朝的腐败，我爸都特别赞成。”
王岱坚的母亲王懋蔚，也是豪门望族出身，老宅在苏州，后来移居北京。王岱坚记得外婆家当年住在东城贤良寺一个两进四合院里。母亲婚后在协和医院当助教，因家住西郊，每天上班路途太远，就住在外婆家，周末才回清华。王懋蔚先后在清华、燕京大学生物系读书，1952年以后在北京医学院组织胚胎教研室任副教授、教授。做实验、讲基础课。
王岱坚说，我妈一辈子就想着怎么教好书。她天天上班，家里的事都不管，连面条都不会煮，凉水下挂面，煮成一团。但她毛衣织得特别好，就是那种家庭训练出来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王岱坚的母亲，但少年时代从我妈妈口中经常听到王伯母的事，她们两人每天上下班坐同一路公共汽车，王伯母在北医，我妈妈在师大，经常会遇到。
提起织毛衣，我不禁会心一笑，我妈也织得一手好毛活，我们姊妹兄弟小时候的毛衣毛裤都是妈妈织的，而且都是利用上下班路上在公共汽车上织的。她还讲过和车友经常切磋织毛衣的技法。这个车友就是王伯母吧？
王岱坚说：“我爸妈感情很好，但性格不同，我爸外向，直率，又较真，我妈比较内向，温和可亲，但有时候也着急，受不了我爸的脾气。我爸说，咱们俩不是一个学科的，我是在推理，你全是实验。”
谈到父子关系，王岱坚说：“我爸是慈父，他对我们不太严，不大管我们，他觉得很多事情都需要你自己奋斗。他对我们的要求，就是你做事就要做到最好，不喜欢的事只要做起来了，也要把它做成。我当年在山西插队，我想上大学，没走成，村里让我当村干部，我爸说：你要走不了，就要好好干，争取多学点儿东西。当时村里要什么没什么，连个喇叭也没有，召开一个会费劲极了。我爸给我150元钱，支援我买了一个扩音器。”
王岱坚当了两年半村干部，给村里办了不少事情。1974年离开，至今村里的老乡们还念叨着他。
离开燕南园62号，已经40多年了，王岱坚仍怀有深深的思乡之情。他津津有味地谈起邻居林庚伯伯家：院子南墙大洋槐树下，林庚伯伯搭起一个棚子，里边放着一个正规的乒乓球台，每到周末，林伯伯就会招呼他去打球。王岱坚后来乒乓球打得出色，差点被专业队选中。
与王岱坚的两次交谈，总计五个多小时，我发现在话语间他经常会提到“吴妈”，那是王家的一个保姆，我很好奇，请他详细谈谈：王岱坚说：我生下来十天，她就到我家来了，把我带大，把我弟弟带大。她管着我们一家子所有的事，吃穿住用。饭做得特别好，这也是我爸总留客吃饭的原因。“王家的饭好吃”名声在外。
王岱坚说，吴妈是旗人，虽然没有上过学，但四大名著等故事都是她讲给我的。我从小就跟着她，她喜欢听戏，带着我去听戏；她炒菜做饭，我就帮她切菜，结果练出了一手好刀工。旗人规矩大，她的言行举止对我影响很大，我妈对我的影响都没她大。
她对我爸照顾得很好，我爸有胃病，每天中午鸡蛋挂面，晚上清粥小菜，都是吴妈调理。“文化大革命”时，我家遭到几次抄家，造反派进门就打，都是吴妈出来挡住。我爸妈感激她，准备为她养老送终。我到美国以后，每月还寄给她100美元。后来她生病了，不久就辞世了。
我和王岱坚的线上交谈到了尾声，我随口问了一句：“你们那边是否正在下雪？”他比画出“一扎”的手势：“有这么厚的雪。”停了片刻，他说：“现在一下雪，一刮风，我就想起，在燕南园时，我跟着吴妈，在我家门前那条长长的甬道上扫雪，扫落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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