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大姨因故被关押黑房子，我二哥使调虎离山计救出了她|三哥|张新明|胡子|调虎离山计

素材/雷晓霞

文/田秦观

（为了阅读体验，本故事采用第一人称讲述）

我名叫雷晓霞，是关中人，今年61岁了。我舅家，也就是我母亲的娘家在我们县城南边约20公里的秦岭山脉脚下的一个依山傍水的山村里。我舅他们村，是个比较大的村，有7个生产小队，近5000多口人，可以说是一个山清水秀风景迷人的好地方。

我母亲弟姐妹三个，我母亲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一弟弟。我大姨算是比较有出息的才女，在文革前就考上省城一所师范院校，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我们县城一所中学当教师。

后嫁给了在我们县城剧团工作的我大姨夫，我母亲嫁给了在铁路上工作的我父亲，我父亲在检查机车头时，不慎出了安全事故，致左腿伤残，留下了后遗症，为了方便照顾我父亲，铁道部门领导就想法将我母亲的户口也迁进了城，而我是生在县城长在县城。

其实，我大姨夫的老家也是我舅他们村的人，只是不在一个生产小队。我大姨夫年轻时在部队上当过多年文艺兵，因人长得帅气英俊潇洒，又颇有表演的艺术天赋，是个吹来弹唱皆比较拿手的艺术家。

我大姨夫从部队转业后，上级就根据他的特长，将他安排到我们县剧团工作。几年后，根红苗正，又不断进步的我大姨夫，在转业到我们县剧团的第三年，就被晋升为剧团的团长。我们县当时虽叫县，但是个大县，是地委所在地，改革开放初期，就成了地级市。

我们市距我们省城只有几十公里的路程，在绿皮火车还没提速之前，坐火车也就一个多钟就可抵达省城，在修了高速公路，以及私家车普及的今天，我们市不少在省城上班，或者是住在省城却又在我们市上班的人，每天都是驾车上下班的，两座城市，彼此已没有了什么大的距离感，出行方便的很。

话说我大姨和我大姨父他们一家人当年是不怎么瞧得起我一家人，我家兄妹四个，除了我父亲挣一份多年固定不变的工资外，我母亲除了照顾我腿脚有残疾的我父亲外，亦会抽时间，拿上钉锤和帆布小套圈，到清河的滩涂上敲石子堆在一起，然后按平方米的大小，买给一些建筑工地，挣一点零钱补贴家用。

尽管我母亲很勤劳，手上磨起了厚厚的老茧子，但因我兄妹多，当时又还在上学，所以我家的经济就相对比较拮据。而我大姨他们家的条件就比我们家优越了许多，不仅夫妻俩都拿的是比较高的薪资，其两个女儿，也通过关系，不用到农村插队落户，早早就参加了工作。也可能因这个原因，我大姨一家人，就不怎么看得起我们一家人。我家人也能感受到这一点。

平时除了过年，我家与我大姨他家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往来，有时会在街头巷尾不期邂逅，我大姨和我大姨夫都是各骑一辆崭新的飞鸽牌自行车，目不斜视，装出没有看见我们的样儿。

看我大姨和我大姨夫那种高人一等拒人千里的架势，当时，还在上小学的我，心里觉得很不舒服，也感觉挺好笑，这还没真正当上什么高官，见了我们这穷亲戚，就摆出这种高人一等姿态，我心想你俩公婆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不借你们一分钱，吃饭穿衣不靠你们提供，我们有自己的一双手……就你们这种小人得志的势力眼样儿，也就晋升到一个剧团的团长封顶了……

后来，我几兄妹，偶而在街头遇上了我大姨和我大姨夫，也将眼迈向一边，装成没有看见他们的样儿。

在过年期间，我母亲才会安排四兄妹中的一个，拎上几样礼品到我大姨家拜年，但我四兄妹都比较争气，不愿拿自己的热脸去贴对方的冷屁股，非常看不惯我大姨以及我大姨父那种居高临下的说话口气，所以都互相推辞着，不愿意去给我大姨和大姨父拜年。

我母亲看我兄妹几个都不愿意去，只好自己换件干净一点的衣服，自己拎着礼品去给我大姨大姨父拜年。

其实，我们打心眼里也不希望我母亲低三下四地去，但我母亲不听我们的劝，每年春节都会去。

我明白我母亲的心思，我母亲认为咋说都是自己的亲姐姐，我大姨父又是县剧团的团长，认识不少县里有头有脸的领导，加上当时，我兄妹四个，除了我大哥已工作外，我和二哥三哥还在读书。

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在1970年夏季，不知我大姨和我大姨夫犯了什么错，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被各自的单位除名，原高高在上的我大姨和大姨夫，就这样回老家农村当了农民。我家反倒安然无恙，这样一来，两家的人生命运就发生了逆转。

生活在城里的我一家人，虽在经济上比较拮据，但我们却吃着令当时不少农民羡慕的商品粮，我们长大后，早晚都会有一份工作。

那时我家还没有搬迁，就住在穿城而过的清河岸边上三间低矮的厦房里，河上建有一座水泥桥，我家就小桥的紧东边，出了门，朝西走10米，下了堤坝坡就可以来到清河滩头，那清河和他自己的名字一样，清沏见底，水流并不湍急，缓缓的，一种与世无争的样儿。

儿时的我二哥三哥，在炎热的夏季，常穿着短裤，光看上身，趿上拖鞋，下到河里，站在河中间比较大的石头上，寻觅捕捉在水中悠甩尾游动的小鱼小虾，用来改善生活。桥的西边，就是我们市比较热闹繁华的东大街了。

1973年，我二哥高中毕业后，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们同级有30多名以铁路子弟为主的男女同学，被知青办安排去了距家里约20多公里农村。他们落户的这个村，其实就是我大姨和我大姨父他们那个村，我清楚记得那天出动了三辆解放牌大卡车，一辆车坐着插队落户的男女同学，一辆坐学生家长以及送行的兄弟姐妹，一辆拉着他们的铺盖卷和生活用品。

当时是冬季，那几天刚下过一场大雪不久。在我的记忆中，那天的天挺冷的。农村还没有修水泥路，正午的太阳，将堆积雪消融，雪水漫流，乡村的道路上是泥泞不堪。三辆大卡车开进了大队部院子，我们下车后，只好绾起了裤角。村里不少农民，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纷纷赶到大队部看热闹。

接下来，他们一行知青，被安排到各生产队，我二哥和一个姓张的男孩子以及三个女孩子，被安排到第二生产小队。当时他们知青的集体宿舍，还没有盖起来。女孩子被安排到家里有多余房的农民家里住，我二哥和那个姓张的男孩子被安排住在二队一间仓库里，房间里有两张用砖支起的木板床，一张看不清颜色的旧条桌子。我二哥找来一厚叠旧报纸，铺了床贴了墙，铺上铺盖卷，就有了栖息地。

那餐午饭，本来是由队长安排我们到二队几户社员家里吃，吃过饭后，每个人要掏几毛钱和一斤粮票的。但我母亲却硬是要领我二哥和姓张的男孩子到我大姨家去吃饭去，我和我二哥不想去，因我大姨大姨夫在还没有被开除回家当农民之前，对我家人摆出的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让我记忆犹新。但我和我二哥拗不过我母亲，只好随我母亲去了我大姨她家。

自大姨和大姨父回了农村之后，我已有好几年没见过大姨和大姨父了。

没想到这天出现在我们眼前大姨和大姨父，完全没有了他们原先在城市生活时的那种风彩，大姨已头发花白，穿一身瓦蓝色旧灯草绒衣服，脚上是一双手工做的棉鞋，手上的皮肤干燥，裂开了不少小口子，用白胶布包着。大姨除了眼上的近视镜，还标志着她是知识女性的气质外，整个人更像一个生活得比较窘迫的农妇。

大姨父的变化就更大了，原西装革履，已变成一身黑棉袄棉裤，原总是刮得发青的脸，变得胡子拉碴的，朝后梳得光光溜溜，纤尘不染的的大背头，也变得无形无状乱糟糟的。

我母亲这天不是空手去的，她用花布兜拎了一包水晶饼，一包饼干让我拎着。

这天的大姨大姨父，没有了前多年那种高高在上的神态，俩人热情接待了我们，为我们包了白菜豆腐饺子，虽然没有肉馅，但吃起来还是挺香。聊了一会，我们就起身告辞，我母亲临走，留了5元钱和5斤全国通用粮票，此前在我大姨和大姨夫面前，低三下四的的我母亲，终于有机会在他们面前挺直了腰，且扮演了施舍的角色，

但心肠善良的我母亲，脸上没有高高在上的敖气，而是真心在帮我变得窘迫大姨一家。我大姨那天再三叮嘱我二哥说，此后在这里插队落户，没事了常到她家去玩。

随后，我和母亲坐车返回城里。

接下来，我二哥在农村的插队生活的故事，我都是听我二哥回城后说的。我二哥说他平时很少去大姨家玩，基本上与我大姨大姨父没有什么往来。

起初，他们一帮30多个男女知青，虽分散在各生产小队，但他们吃饭是在一起，由两名女孩子负责在大队部一间空房子为他们煮饭，知青宿舍在村南盖起来后，大多数知青就搬回知青宿舍住，饭堂也就搬到了知青宿舍的旁边。

我二哥和姓张的那个男同学，嫌知青宿舍人多，吵吵嚷嚷的，休息不好就没有搬。此后，我二哥与张同学一直住在那间仓库里，直至后来回城参加工作。我二哥说，他在农村插队落户的那几年，到不感觉农村的生活有多苦，我想，我二哥之所以这么认为，可能和我家当时的经济环境并不好有一定的关系吧。因为我二哥在未插队落户之前，他就经常到河滩，顶着烈日，举起铁锤敲打石子卖钱谋生有关系。

起初我二哥误一为，在农村只要表现好，积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赢得了贫下中农的好评，就能提前回城工作，后来才发现事实并不是这样，而是父母有一定的级别，有背景的知青，他们就算不怎么积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也能提前回城工作。

比如与我二哥住在一起的那个张同学，因其父亲是某中学的校长，人脉广路子宽。为此，人家张同学并没有怎么参加生产队的劳动，照样比我二哥提前两年回城参加了工作。

当年，我二哥到农村插队落户时，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虽说已经结束，但农村的阶级斗争仍抓的比较紧，不少驻队工作组干部和大队干部以及村里的积极分子，是有权对一些地富反坏右分子实施限制人身自由的。且这些人，稍有风吹草动，就会招开批斗大会。

话说我大姨和我大姨父回到农村后，平时为了改善生活，就养了几只鸡下蛋，当时养鸡是有规定的，每家每户养的鸡不能超过五只，超过了五只，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要被割掉。

可多数人家，都会多养几只，但多养不能明着养，要偷着养。

我大姨养了8只母鸡和一只大红公鸡，鸡下的蛋，不能拿到集市上买卖，只能买到大队代销店，或者用来拿到大队代销店换油盐酱醋。谁养的鸡超过了规定的数字，一旦被举报了，就会被没收了。一般的村院邻居，都不会多管闲事，但被个别积极分子看到了，就会比较麻烦。

我大姨的东邻家，男主人姓田，就是一对好吃懒做的人，这对夫妻俩却有两个已成年的儿子，他们的两个儿子，个个都不是善良之辈，是村里的民兵，做事横行霸道的。他们一家人，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时不怎么积极，但大队如果给地富反坏右分子开批斗会时，兄弟俩会表现得很积极，是负责押解被批斗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上台的人，一人扭一支胳膊，让被批斗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脖子上戴着牌子，低下头。

每有批斗会，他们的母亲就会上台发言，控诉在万恶的旧社会，村里的地主富农对他们一家的剥削和压迫，说到愤懑时，还会动手打几下……

我大姨和大姨父虽不是地主富农，但是右派分子，也是被监管的对象。这家两兄弟以及他们的母亲，可能吃准了这一点，就经常找我大姨借鸡蛋自己吃，或者拿到大队代销店换香烟抽，且是有借不还，次数多了，我大姨就不借给他们，这就引起了这家人的不满，开始想法找我大姨的麻烦。

当时，我大姨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心里烦闷了，夜半睡不觉，就会打开收听。没想到，这年秋季的一天，邻家的大儿子田满仓找驻队工作组干部老王，汇报说我大姨半夜偷听敌台，这在当时可不是小事，工作组干部老王认真起来了，就令两个积极分子，将我大姨押到大队部办公室审讯，我大姨死活不承认她有收听敌台的行为，看审不出什么结果，驻队工作组干部老王瞪着眼，抬手捋着他的大背头，恶狠狠地说：“你不老实交代，那就关起来，你什么时间承认了再放你出来……”

其实，我大姨心里明白，不承认，才有机会被放出来，一旦承认了，很可能就会上纲上线被判刑。

因我大姨不承认，我大姨那几天就被关押在进他们村里老戏楼的化妆室里没有了自由，白天吃饭，都是由我大姨父送。门口站有基干民兵背着枪看守，但那枪是没有子弹的。晚上看守我大姨的人就是她的邻家田满仓，他对我大姨的态度很不好，嘴里总是骂骂咧咧的。

这田满仓诬陷我大姨，不仅是发泄我大姨没有给他鸡蛋的不满，而是用他积极的表现，想赢得工作组干部老王的好感，然后被推荐进城或到煤矿上当工人。当年，农村就有不少积极分子，就是用积极的表现，被推荐进城或到煤矿上当了工人。

这事随后传到了我二哥的耳朵里，年轻气盛的我二哥，虽然对我大姨当年看不起我家人有意见，但当我大姨真正遭诬陷被关押后，心里还是比较焦虑的，我二哥决定救我大姨出来。

不知何故，当年在农村，农民对农民是不大客气的，但对插队知青还是比较客气热情的。

我二哥和他的几个知青哥们一商量，就让一个关系要好名叫张新明的男知青这天晚上，来到关押我大姨的戏楼上，对背着枪坐在戏楼化妆室门口椅子上昏昏欲睡的田满仓说：“小田呀！我刚路过六队地主吝文礼他家的后窗口时，听到老地主吝文礼好像也在偷听敌台呢，那收音机的声比较小，我听不准，你去听一下，如果他是在偷听，你再去找工作组干部老汇报，这一下你就立了大功，老王一定会推荐你进城当工人的，另外，你还要说发现老地主偷听敌台的人还有我呢张新明呢，这里我先负责帮你看着……”

不知是是计的田满仓信以为真，就接过张新明敬他的一支“宝成”牌香烟点燃，然后将他背的枪递给张新明，就屁颠屁颠地去了。田满仓万万没有想到，他还没跑到地主吝文礼他家的后窗口处，就被几个蒙面男知青控制住了，说他对一个女知青无礼，让他蹲在地上，自己打自己的耳光。田满仓冤啊，可此时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我二哥从他身上搜出戏楼化妆室门的钥匙，然后跑到戏楼，打开门让我二姨跟他出来，然后骑上自行车载我大姨连夜回城到我家躲避，我妈此后一连多日，做好菜好饭招待我大姨……

那田满仓不仅挨了打，且把人看丢了，还莫明其妙地背上了对女知青无理的大帽子，他没办法给工作组干部老王交待，自己也连夜逃之夭夭。这事后来也就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