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秋天的午后，桂林城里细雨初歇。第五战区司令部大院里，人来人往，一名身穿八路军军装的青年安静地站在台阶下，略显局促。警卫员悄声问他：“你找谁？”青年抬起头，眼神坚定：“求见李长官，有重大军情。”这个青年，就是后来在国共斗争史上臭名昭著的叛徒——项乃光。
有意思的是，当时无论是警卫，还是随后见到他的李宗仁，都很难把眼前这个看上去斯文清秀的“白面书生”，和“叛变”、“告密”这样的词联系在一起。然而，正是他，打通了国民党军统刺入我党内部的一条阴暗渠道，也在东北战场和长春围困的关键时刻，一次次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
一、从东北学生，到“重要干部”的转折
1915年，项乃光出生在辽宁开原一个普通家庭。十几岁时，日本侵略者一步步吞并东北，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他才十六岁，眼见家乡落入铁蹄，被迫离乡进关，到北平求学。这段动荡的少年经历，对他早年的思想有过不小的冲击。
到了北平，他进入学校读书，接触到的却不再只是课本。爱国学生的游行越来越密集，各种进步刊物在校园里悄悄流传。年轻人血气方刚，很难对外来侵略无动于衷，项乃光也跟着走上街头，高喊救亡口号。不久，他通过地下组织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当时北平学生运动中比较活跃的一员。
当时的他，表现并不含糊。组织交代的任务，多能认真完成，再加上文化水平还不错，很快被提拔担任中共北平南区区委书记。这个职务在当年并不起眼，却足以让他接触到一些机密文件和重要联系人。随着华北局势越来越复杂，上级又把他调往中原局的联络处，专门负责与国民党军统战处接触，打交道的人，多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环节”。
这一变化，悄悄改变了他的轨迹。原本只是做联络工作，却在长期与军统方面的接触中，让他见识到另一种权力和生活方式。要说早期他对党并无热情也不公允，但在频繁往来之间，思想上的摇摆和对“个人前途”的盘算，已经开始滋长。
到了抗战全面爆发后的1939年，他对第五战区我党组织的情况，已经掌握得相当详细。从组织架构，到联络方式，再到一些重要干部的身份，他心里有一本清清楚楚的账。正是这本账，为他日后那一步“掉头”埋下了隐患。
同年秋天，他以中共干部的身份来到第五战区政治部，联系上了政治部主任韦永成。刚一见面，他几乎不做铺垫，开口就是一句：“我掌握着中共第五战区的大量情况，愿意向你们报告。”这样直白的态度，让韦永成十分惊讶，只能先安排人把他稳住，并把情况急报给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
李宗仁见过一些自称“投诚”的共产党人，可像项乃光这样话不拐弯、态度“主动”的，却不多见。他一方面警惕，一方面又意识到，如果眼前这人说的属实，手里的东西极可能十分致命。所以才有了那场试探性的谈话。
秘书尹冰彦奉命试探，对着这个看上去精明干练的青年淡淡问了一句：“你在那边也算有地位，怎么突然就要脱离？图什么？”项乃光笑了笑，压低了声音，讲出一套理由：党内纪律教条、发展受限、个人才能无处施展，等等。他口才很好，一边讲，一边用各种细节包装自己的“委屈”和“不满”，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被束缚的才子”。
听完这些说辞，李宗仁仍旧半信半疑，却又不愿放过这个看起来价值极高的“投诚者”。在他的运作之下，项乃光顺利进入国民党系统，随后又被推荐到军统，这条路越走越偏，再也没有回头的余地。
二、“小项事件”：从内幕知情者到彻底叛徒
项乃光叛变后，真正触目惊心的，是随之而来的情报泄露和组织损失。在第五战区，他曾是负责联络的重要干部，掌握的不只是几个名字，而是一整张关系网。等到他把这张网完完整整摊在国民党面前，危险其实就已经开始蔓延。
当时，他和刘放一同从战区返回新四军驻地，为的是继续联络工作。两人落脚在同一家旅馆，外表看上去一切正常。半夜时分，刘放醒来，发现同行的人不见了踪影。这个细节在后来被多次提起：门没上锁，人却不见，既没有留言，也没有交代任务。刘放心里“咯噔”一下，意识到情况不对，连夜转移到另一家旅馆躲避。
天亮时，项乃光依旧没有出现。刘放已经基本判断出：他叛变了，而且是带着情报叛变。于是赶回根据地报告，试图挽救局面。然而时间已经晚了一步，国民党随后发动的袭击极为迅猛，新四军驻地遭到严重破坏，多名干部牺牲，一些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同志暴露，组织网络被连根拔起。
由于项乃光曾在东北局任职，对那里的情况也有一定掌握，为了避免更大危险，东北局被迫整体撤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处于近乎瘫痪的状态。这个后果，在党史资料中被概括为“小项事件”，但简单几个字背后，是一个地区长期经营的地下网络被破坏，是许多无名干部的血。
要命的是，当时国共还处在抗日合作的阶段，表面上共同抗击日本，实际上暗流涌动。项乃光的行为，不只是对我党的背叛，也严重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人评价，他既负了组织，也负了民族，这句话并不夸张。
叛变之后，他对国民党方面表现得十分“卖力”。在李宗仁的推荐下，他正式进入军统体系。戴笠对这种背景的“来归人员”格外看重，一方面因为他们确实掌握内部情况，另一方面，这类人一旦走到这一步，为了自保和立功，往往比普通特务更狠。
戴笠不仅给了他少将军衔，还安排他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说，大肆渲染所谓“认识错误”、“痛斥中共”的内容，以此树立一个反面的“样板”。外界看上去，这是一个从“迷途”走向“党国”的标杆人物，而在实际行动中，他配合军统，建立专门针对中共叛变分子的培训班，集中利用这批人的背景，想从内部瓦解我党。
培训班办得并不成功，学员纪律涣散，课程内容空洞，理论大于实战，最终只办了两期就草草收场。但项乃光并没有止步于这种“课堂实验”，他真正的用力，在于亲自带队打入根据地，从“剿共”实践中寻找立功的机会。
1941年8月，他奉命前往鄂西北革命根据地一带活动，对那片地区，他过去就很熟悉。为了防止他“反复”，戴笠特意派人监视同行。只是这种防备，在项乃光身上显得有些多余——已经尝到了权力和富贵滋味的人，很少愿意回到枪口另一端。
到了鄂西北之后，他通过威逼利诱的方式，拼命扩充手里的“归来人员”队伍。哪家和中共有接触，哪位青年思想进步，甚至谁平日里言谈不合他意，都会被列入重点审查对象。他的办法很直接：先许以前程和利益，若对方不从，就扣上嫌疑，抓人审讯，用刑逼供。
这种近乎大海捞针的做法，短期看似荒唐，却确实对根据地造成了不小冲击。很多基层组织被迫转入更隐蔽状态，一些 联系点不得不废弃，鄂西北地区的公开活动明显收缩。在国民党那边，蒋介石看到“成果”，自然多有褒奖，于是又把他派往皖南边界，让他对那里的中共组织进行破坏。
抗战胜利后，他并没有被闲置，而是被调到徐州行营负责情报工作。在那里，他遇到了自己曾经的上级——何基沣。何基沣曾是我党安排在国民党内部的重要力量，但在项乃光投敌之后，其身份遭遇巨大危险。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重新启用何基沣，却始终对他疑虑重重。
就在这种微妙的背景下，两人在徐州行营发生了正面冲突。具体争执的内容，史料记载不多，但结局很清楚：何基沣再次被怀疑，最终被解除兵权。这一段插曲，折射出项乃光选择站队之后的用力方式——他清楚谁是“老底”，也清楚怎样借机表现自己“立场坚定”。
1947年，形势已经对国民党极为不利，可军统在东北仍不死心。项乃光被调往长春，担任军统长春站站长。这一职务的实际意义，不只是一个情报站，而是整个东北地区反共活动的中枢之一。按照军统一贯的“公开身份掩护秘密工作”的原则，他一上任，就打着“维持秩序”、“整肃治安”的幌子，大规模开展特务活动。
三、长春围困中的挣扎与逃亡
在长春任职期间，项乃光干的事，大致可以分两类：一类是针对解放区和我党组织的破坏，另一类，则是对自己人和普通百姓的高压手段。
他先把触角伸向哈尔滨解放区，找上当时在邮电局工作的胡凌云，试图“策反”，帮自己建立秘密电台。表面看，这算是一桩颇有“成绩”的行动：胡凌云表示愿意配合，电台也顺利搭建，长春站与外界的联络似乎更加顺畅了。
遗憾的是，他并不知道，胡凌云实际上是我党安插在敌人侧后的反特工人员。项乃光以为牢牢控制住了信息渠道，实际却把自己的特务网络暴露在了对手严密的监视之下。这种讽刺，在情报战历史上并不少见，但放在他身上，显得格外扎眼——自以为聪明谨慎，却反复落在局中。
与此同时，他在东北收罗地方武装，拉拢土匪、地主势力，组建所谓“吉黑义勇队”，名义上是保乡团、维持地方秩序，实则为军统服务，对解放区和进步力量进行骚扰打击。更阴暗的一步，是秘密设立“特秘处”，直接介入国民党东北“剿总”内部运作，与郑洞国互相利用，在党政军系统中播撒恐惧。
一些军政官员稍有言行不慎，就会被抓到“特秘处”审讯，有的甚至被秘密处决。职务稍高的，则被送往保密局，由更高层机构接手处理。借助这一套手段，项乃光一度牢牢掌握了国民党在东北地区的部分军政权力，形成了“既害敌又害己”的局面。
对普通百姓，他同样毫不手软。以“清查匪谍”、“维持治安”为名，大规模搜查和抓捕屡见不鲜。有一次，仅仅一天时间，就把四千多名平民关进监狱，其中相当一部分只是“可疑”，并无确凿证据。长春城里，街谈巷议，人人自危。这种高压统治，并不能改变战局，却极大消耗了当地民众对国民党的最后一点信任。
在长春解放前大约半年内，他共抓捕了二百多名中共地下党员、进步人士和积极分子。对每一个被抓的人，他都试图从中挖出更多线索，期望“顺藤摸瓜”，扩大战果。客观看，这对我党地下工作造成了一定损失，但从更大的格局而言，已无法扭转形势。
1948年，东北战局基本明朗，辽沈战役打响后，国民党在东北的主力陆续被歼灭或起义。长春城被人民解放军团团包围，弹尽粮绝只是时间问题。城里军政人员心知肚明，唯一的讨论，是怎么收场。
当时驻守长春的新七军、六十军都在苦撑。六十军后来率先起义，这一举动对整个局势起了关键作用。起义前后，郑洞国召集高级将领开会，研究突围与否的问题。史说作为新七军副军长，摊开地图反复衡量，最后只能摇头：“现在突围几乎没有可能，硬打出去，只会付出巨大伤亡。”
在这种时候，真正焦躁的人反而不是前线指挥员，而是像项乃光这样的特务头子。会议间隙，他情绪激动地冲上前，指着史说大声质问：“新七军真没用，怎么能这么就放弃？就算出去打游击，也要突围！”这一幕，很多在场的人后来回忆时，都提到他语气里更多的是恐惧，而不是所谓“顽抗到底”的决心。
对他来说，如果城破被俘，多年的所作所为都摆在那里，不可能有任何侥幸。那些曾被他迫害的人，那些血债，都是逃不掉的账。正因如此，他比一般军官更急着寻找出路。
会议并没有采纳他的激烈主张。过了一段时间，他转而去游说和自己关系较近的李寓春。私下里，他压低声音说：“新七军这点战斗力，顶不住的。不如分散突围，各走各的路，胜算反而大一些，这事未必没希望。”这种说法其实反映出他的真实打算——更看重个人逃生，而不是部队整体存亡。
李寓春被他说动，带着几支小分队趁夜摸到城墙边，企图突破包围。可是解放军早已布下严密防线，这种临时起意的小股突围，很难找到空子。几次试探之后，只得悻悻而返。
眼看突围无门，项乃光打起了化装潜逃的主意。他脱下军装，换上难民服，带着一个随从，从隐蔽处混出城去。这次行动，他没有再和别人商量，显然不愿把希望寄托在任何集体方案上。对他而言，谁能一起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不要被堵在城里。
离开长春后，他辗转南下，最终跟随蒋介石退到台湾。对比那些选择留下、接受改造甚至投身新生活的旧军政人员，他的路显然截然不同。在台湾，他继续从事情报和统战工作，常年往来于台湾和香港之间，参与对大陆的渗透活动。出于长期的职业惯性，他对大陆的一举一动都保持高度警觉，对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更是抱有强烈疑虑。
四、想回长春的请求与迟到的结局
时间推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两岸关系出现了一定缓和，一些当年的国民党旧人回大陆探亲、访问。1992年，曾在长春担任过国民党市长的尚传道回到大陆，与老地方面对面交流，回忆旧事，也传递一些在台老人的风声。
就在这一年，通过尚传道的转达，项乃光提出了一个看上去简单，却又颇为复杂的请求——想回长春看看。
这句话背后，不难想象他的心理。长春是他权势顶峰的地方，也是他仓皇出逃的起点。几十年过去，战事早已结束，那座城市换了旗帜，换了面貌，他却始终只停留在记忆中的那一刻。晚年回想，心中掠过的，未必只是风光和惊险，很可能还有隐隐的不安和惶惑。
据当时的情况，长春方面并未闭门不纳。对于这类历史人物，政策一贯强调分清是非、宽大处理，并非一概拒之门外。地方领导表示，若他真有意回来探望旧地，可以考虑接待，也会按相关规定妥善安排。这种态度，与他当年在东北施行的高压统治，形成了鲜明对比。
然而，命运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1993年，项乃光在台湾因病去世，终究没能踏上那片曾经由他紧绷控制、又仓皇离开的土地。长春城早已换了模样，当年的电台、密室、牢狱，多数都化入城市新的肌理，只有史料和零星口述，还在记录那段复杂曲折的经历。
从1915年出生，到1993年离世，他的一生横跨旧中国、抗战、解放战争以及两岸长期对峙的数十年。少年时曾在北平举起抗日的标语，中年却把手中的情报端到敌对阵营的桌上；曾作为党的骨干参与组织工作，又在关键时刻揭出一张张名单；在长春用特务机器维系岌岌可危的政权，最后却只能靠化装成难民逃命。
有一点很难回避：他对我党情报系统和地方组织造成的损失，是真实存在的，小项事件引发的连锁反应，也确实影响了不少战场和地方工作的推进。但同样真实的，是国民党在东北和全国战局上的整体溃败，是人民解放军依靠广泛群众基础取得的胜利。这两者放在一起看，便能看出一个人的背叛，固然能带来一时的伤害，却改变不了历史发展的方向。
从政治角度而言，他曾被蒋介石称为“继张国焘之后的党国忠臣”，也曾得到戴笠大力重用。然而，所谓“忠”，不过是建立在个人利益之上。一旦政权失去基础，再高的军衔、再多的褒奖，终究挡不住时代的潮水。晚年想回长春一行，也许只是想亲眼看看，那座曾被他视为“前线堡垒”的城市，是如何在另一种制度之下延续下去的。
事实是，他没能回来。留在大陆的，只有他曾经制造的那些案件，那些被打断的组织脉络和鲜活生命；留在档案和回忆里的，也不仅是“叛徒”二字，还有那个时代政治斗争的残酷和复杂。对比其他在关键时刻选择了不同道路的人，项乃光的结局，既有其必然性，也带着某种启示意味。
从北平街头的学生，到在长春城内呼风唤雨的特务头子，再到晚年在海峡另一端遥想故地，他所经历的每一步，都紧紧扣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节点上。只是，他一次次站在历史对立面的一侧，这一点已经被定格在史书之中，很难再有改变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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