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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末的黄昏，像一枚被时间腌得恰到好处的咸鸭蛋，油亮亮的暖。

我六七岁，寄居在二姨家。邻院老卢家，与我们只隔一道矮墙。两家的鸡常越界串门，下的蛋却各有纹路，女人们都认得。那天，二姨从鸡窝掏蛋时“咦”了一声，拈起一枚对着光：“是老卢家那只芦花鸡的。”她拍拍我的背，“去，给你卢婶家送去。”

我捧着那枚尚有余温的蛋，刚出院门，就撞见了老卢家的二闺女小红。她手里也攥着一枚，脸蛋红扑扑的：“我妈说，这像是你家黄鸡的。”

我们就在巷子中间站住了，彼此伸出手，交换了手里的温热。谁也没说话，只是都抿着嘴笑。两枚鸡蛋在我们掌心滚了滚，暮色里，蛋壳上细密的纹路像水波，漾开又合拢。墙那边传来二姨和卢婶的招呼声，炊烟软软地缠在一起，分不清哪缕是谁家的。

这枚多出的鸡蛋，在当时谁家都不稀罕。可那份“不占一点光”的心，却在清贫的日子里，照亮了比金子还贵重的东西。那一来一往间，鸡蛋只是个信物，传递的是人心深处最朴素的契约——清白，是即便无人看见时，也为自己立下的规矩。

四十多年过去，世事纷繁如麻。可每当内心被浮尘侵扰，记忆总会带我回到那个交换鸡蛋的黄昏。两个孩子的掌心，托举的何止是一枚蛋。那是祖辈传下的、最朴素也最坚韧的信义，足够我焐着一生，走过所有的寒冷与苍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