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王珪所撰《夏文庄公竦神道碑》的撰作时间，长期以来被部分学者误定为夏竦安葬之年（皇祐五年，1053年）。本文通过梳理碑文中“仁宗”“先帝”“今宰相臣琦（韩琦）”等关键称谓、相关历史人物任职时序、《宋仁宗实录》编纂背景及宋代神道碑撰作惯例，结合《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核心史料考证，认为该碑并非作于皇祐五年，而是王珪在英宗朝受诏编纂《仁宗实录》期间完成，撰作时间应限定于嘉祐八年（1063年）八月仁宗谥号议定后至治平四年（1067年）九月韩琦罢相前，核心依据为仁（英）宗朝史料记载的官方撰述授权与相关人物活动时序。
关键词 王珪；夏竦；神道碑；撰作时间；《仁宗实录》；宋代碑志
一、问题的提出
夏竦（985-1051年），字子乔，北宋仁宗朝重臣，累官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卒谥文庄。其神道碑由翰林学士王珪奉诏撰写，即《夏文庄公竦神道碑》（下称《夏竦碑》）。关于该碑的撰作时间，学界长期存在一个普遍误区：将碑文中“五年七月辛酉，葬公于许州阳翟县三封乡洪长之原”的记载，直接等同于碑铭的撰作时间，进而默认其作于皇祐五年（1053年）夏竦安葬之际。
然而这一推断与宋代碑志撰作制度、相关史料记载存在明显矛盾。宋代朝廷重臣的神道碑多为“既葬之后，诏史臣撰述”，且常与国史、实录编纂相衔接，并非安葬即撰；同时，碑文中“仁宗”“先帝”“今宰相臣琦（韩琦）”“枢密使田况”等关键表述，以及涉及韩琦、田况等人的任职信息，均指向其撰作时间晚于皇祐五年（1053年）。因此，有必要结合核心史料对《夏竦碑》的撰作时间进行重新考证。
二、碑文关键信息的时间指向
（一）“先帝”“仁宗”称谓的时序限定 《夏竦碑》载：“臣珪伏思先帝临御之日久，其选用材贤可谓至矣。”此处“先帝”明确指代宋仁宗。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仁宗于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辛未晦崩，四月壬申朔英宗即位，八月庚辰王珪奉诏议定仁宗谥号为“神文圣武明孝”，庙号仁宗，十月甲午葬于永昭陵。宋代“先帝”称谓的使用有严格礼制规范，仅在帝王崩逝、庙谥议定后始得称之。因此，碑文中“先帝”“仁宗”一词直接表明，其撰作时间必在嘉祐八年八月仁宗庙谥议定之后，绝非皇祐五年。
（二）“今宰相臣琦”的任职时序佐证
碑文提及：“天子悔不用公言，又申思今宰相臣琦（韩琦）使还陕西，尝言公所以制边之状，于是召为枢密使。”此处“今宰相臣琦”的表述，为考证撰作时间提供了关键坐标。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韩琦于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由枢密使拜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正式出任宰相；嘉祐八年仁宗崩后，韩琦辅佐英宗即位，加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进封卫（魏）国公；治平四年（1067年）九月辛丑，韩琦因屡请罢相，被授守司徒兼侍中、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判相州，正式卸任宰相。
由此可知，韩琦担任宰相的时间范围为嘉祐三年六月至治平四年九月。结合前文“先帝”“仁宗”称谓的时间限定（嘉祐八年八月后），可进一步将《夏竦碑》的撰作时间缩小至嘉祐八年八月至治平四年九月之间（1063-1067年）。
（三）田况相关记载的时间印证
碑文载：“始枢密使田况尝从公幕府，及公薨，以谓公有王佐之蕴而不及施，信矣。”据史料记载，田况于嘉祐三年六月由枢密副使升任枢密使，嘉祐四年五月因中风致哑屡请去位，嘉祐五年二月以太子少傅致仕，嘉祐八年二月乙酉卒。若《夏竦碑》作于皇祐五年，此时田况尚未担任枢密使，与碑文“枢密使田况”的称谓矛盾；而嘉祐八年八月后，田况已卒，碑文追忆其早年幕府经历及对夏竦的评价，符合时序逻辑，进一步佐证撰作时间晚于嘉祐八年。
三、《仁宗实录》编纂与撰碑的关联
（一）英宗诏修《仁宗实录》的背景
嘉祐八年十二月庚辰，英宗即位八个月后，下诏命翰林学士王珪、贾黯、范镇撰《仁宗实录》，集贤校理宋敏求、直秘阁吕夏卿、秘阁校理韩维兼充检讨官。《仁宗实录》的编纂始于嘉祐八年十二月，至熙宁二年（1069年）七月成书，历时五年零八个月，记载了仁宗从藩邸至嘉祐八年三月的四十二年史事。
（二）王珪撰碑与实录编纂的衔接
宋代有“史臣撰碑，多据实录”的惯例，朝廷重臣的神道碑常由参与国史、实录编纂的史臣奉诏撰写，以保证内容的真实性与权威性。如治平元年（1064年），庞籍遗孤请求史官将庞籍事迹撰为碑铭，王珪作为《仁宗实录》的主修官之一，为其撰写了《庞庄敏公藉神道碑》，正是这一惯例的体现。
夏竦作为仁宗朝重臣，其生平事迹为《仁宗实录》的重要记载内容。碑文中“既葬，有诏史臣珪论次公之世系与夫行事，以刻其墓碑”的记载，表明王珪撰《夏竦碑》是受朝廷正式诏令，而这一诏令应与《仁宗实录》的编纂同步。结合王珪自嘉祐八年十二月起主持《仁宗实录》编纂的职责，其撰作《夏竦碑》的时间应在英宗朝诏修实录期间，即嘉祐八年十二月至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崩逝前，与前文通过碑文称谓考证的时间范围（嘉祐八年八月至治平四年九月）高度契合。
四、结论
综合碑文中“仁宗”“先帝”“今宰相臣琦（韩琦）”“枢密使田况”等关键称谓的时序限定、韩琦、田况任职经历的佐证，以及王珪主持《仁宗实录》编纂的背景与宋代神道碑撰作惯例，可得出明确结论：王珪《夏竦碑》的撰作时间并非夏竦安葬之年（皇祐五年，1053年），而是在英宗朝嘉祐八年（1063年）八月仁宗庙谥议定后至治平四年（1067年）九月韩琦罢相前，系王珪受英宗诏令，在编纂《仁宗实录》期间完成的官方史述作品。这一考证不仅纠正了学界长期以来的认知误区，也为宋代碑志文献的断代研究提供了基于史料互证的实证案例。
《夏文庄公竦神道碑》全称可为：
宋故推诚保顺同德崇仁守正翊戴功臣、武宁军节度、徐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侍中、行徐州大都督府长史、判河阳军州事兼管内河堤劝农使、马步军都部署、提举郑滑等州巡检兵甲公事、上柱国、郑国公、食邑一万三千七百、食实封肆阡玖佰户、赠太师、中书令、谥文庄夏公神道碑
王珪《夏文庄公竦神道碑》撰作时间考辨（1063-1067年）补记
1. 刘敏博士于2023年首次对王珪所撰《夏文庄公竦神道碑铭》的撰作时间与创作背景展开系统考论与阐释。刘敏、邓洪波在《宋元传记资料中的夏竦形象塑造及其政治文化背景》（《史学史研究》CSSCI，2023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仅有王珪所撰《夏文庄公竦神道碑铭》存世。根据《神道碑》中的信息可知，其当撰于嘉祐八年(1063)八月至治平四年(1067)九月韩琦罢相间，系奉宋英宗之命所作，为对夏竦一生的盖棺定论。此外，《仁宗实录·夏竦附传》始修于嘉祐八年(1063)十二月，虽至熙宁二年(1069)方告完成，却基本能代表英宗朝国史对夏竦形象的塑造。此两份传记资料，既是英宗对夏竦生平功绩的官方书写，亦蕴含英宗朝的政治诉求。”
2. 《夏文庄公竦神道碑铭》并非传统意义上扬善抑恶的褒赞碑文，而是宋英宗即位后，濮仪之争背景下的政治产物。该碑铭既代表仁宗、英宗两朝皇权对夏竦形象的官方褒扬，亦为《仁宗实录·夏竦附传》的底稿所本。濮仪之争中，蔡襄因质疑英宗相关主张被贬知杭州，欧阳修为保全蔡襄制造舆论，杜撰夏竦伪书石介事件并引为案例；而在濮王称谓的争议上，王珪等人持“皇考”说，欧阳修等人则主张“皇伯”说。
3. 《夏文庄公竦神道碑铭》的撰作，并非由夏氏子孙以家传角度提出诉求，而是纯粹的皇权政治产物。
4. 集贤校理宋敏求曾兼充《仁宗实录》检讨官，且为夏竦《夏文庄公集》题序。学界多有观点认为夏竦与王拱辰共同策划了庆历年间的奏进院案，此说实则有误。宋敏求本为奏进院案的受害者，其为何为夏竦的文集题写序言，此点尚存考辨空间。
5. 夏竦的负面形象，实为北宋后期和南宋时期扬欧阳修而贬夏竦的舆论导向所塑造。欧阳修将自身及同党塑造为庆历新政的受害群体，并在为亲友所作的文章中，多次将庆历新政的失败归罪于夏竦等人的构陷，却刻意回避其与蔡襄、石介等同年进士结党，招致宋仁宗不满，这一庆历新政失败的根本原因。
今本《宋史·夏竦传》以南宋吕祖谦《欧公末本·夏竦传》为底稿，二者内容98%相合，仅部分文字有异且略有删改，其删改目的即在于刻意突出夏竦的奸邪形象。
6. 宋仁宗朝及后世官员因政治争论所作的奏折、文章、神道碑铭等材料，常被视作解读相关史事的历史“证据”，然此类材料多缺乏对历史系统背景的整体考辨与研究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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