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自号“醉翁”，却在清醒中推动了一场改变中国千年文脉的深刻变革。
一、撕掉“六一居士”的隐士标签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这句流传千年的名句，让欧阳修在许多人心中定格为寄情山水的文人形象。然而，历史的真相往往比标签复杂得多。
公元1007年，欧阳修出生于绵州一个低级官吏家庭。四岁丧父，母亲郑氏用荻秆在沙地上教他识字——这个“画荻教子”的故事，成为后世教育典范，却也掩盖了他早年生活的极度困顿。
24岁中进士时，主考官晏殊惊叹其文“有孟轲之风”。但这位青年才俊踏入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北宋：官僚臃肿、军队疲弱、文风浮华。欧阳修没有选择安逸的文学之路，而是以“敢言”著称，开启了贯穿一生的改革征程。
二、文坛革命：一夜之间改变千年文风
北宋初年的文坛，盛行西昆体，“缀风月，弄花草”，内容空洞。1029年，22岁的欧阳修参加国子监考试，故意以质朴古文应试，落榜后反而更坚定改革决心。
1037年的贡举改革是转折点。担任主考官的欧阳修力排众议，凡写骈俪浮华文章者一律不取。放榜之日，京城哗然。落第考生围堵其马前谩骂，甚至有人作《祭欧阳修文》投至其家。
但历史证明了他的远见。苏轼、苏辙、曾巩、程颢、张载——这一榜录取的，是照亮整个宋代的文化巨星。明代茅坤评价：“欧阳子出，而天下文章趋于正。”他倡导的平实文风，成为后世八百年科举标准。
三、政坛风暴：一个人的反腐战争
1043年，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是核心智囊。他撰写《朋党论》，提出惊世观点：“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为改革派正名。
当新政遭遇反扑，多数人选择沉默时，欧阳修写下《与高司谏书》，直斥谏官高若讷“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这篇充满战斗檄文性质的书信，导致他被贬夷陵。
在地方任上，他创造了“宽简不扰”的治理模式。滁州太守任上，他减少公文、简化流程，百姓却“不见太守，而知其乐”。这种治理智慧，比《醉翁亭记》的文学成就更值得关注。
四、史学颠覆：重写五代乱世记忆
1053年，欧阳修开始私撰《新五代史》。这部耗费二十年的著作，彻底颠覆了官方史书传统。
他创立“呜呼体”，在每篇结尾以“呜呼”发论。评冯道历事五朝：“可谓无廉耻者矣！”这种鲜明的道德评判，确立了“春秋笔法”在史学的地位。
更革命性的是，他废除“天人感应”说教，强调人事作用。记后唐庄宗李存勖由盛转衰，得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理性结论。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大量采用其史料与观点。
五、伯乐之眼：打造北宋最耀眼的星河
欧阳修最伟大的贡献，或许是发现并培养了整整一代文化巨人。
1057年他主持礼部试，读到苏轼文章《刑赏忠厚之论》，惊为天人，欲取为第一。因疑是门生曾巩所作，为避嫌置为第二。揭榜后他感慨：“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出人头地”成语由此而来。
他荐举王安石、包拯、胡瑗；指导曾巩、苏辙；提携张载、程颤。宋代文化巅峰的“明星阵容”，多与他有师承关系。这种无私举贤，源于他对文化传承的使命感。
六、晚年真相：“醉翁”其实最清醒
1071年致仕时，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吾《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吾老于其间，是为六一。”
表面看是闲适的退休生活，实则他仍在整理《集古录》——这部收录四百多篇金石跋尾的著作，开创了金石学新领域。他用实物考证历史，校正文献错误，方法论影响至今。
他的“醉”从来都是清醒的选择。在滁州，他建丰乐亭、醉翁亭，与民同乐，实则是实践“与民休息”的治理理念。在扬州，他建平山堂，夏日遣人采荷传花，看似风流，实则为缓解官场紧张氛围。
1072年欧阳修逝世时，皇帝辍朝一日，追赠太子太师。但比官方荣誉更重要的，是他留下的多重遗产：平实文风取代浮华骈俪，理性史学取代神秘叙事，务实政治取代空谈道德。
今天，当我们吟诵“庭院深深深几许”时，不应忘记他也曾写下“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的历史洞见；当我们欣赏《醉翁亭记》的山水之乐时，更应记住《朋党论》中的政治勇气。
欧阳修用一生证明：真正的文人，可以在山水中寄托情怀，更必须在时代中承担责任；可以在酒中暂忘烦忧，更必须在历史中留下清醒的刻度。他不是一个简单的“醉翁”，而是在酒意朦胧的外表下，始终以最清醒的目光审视时代、以最坚定的手腕推动变革的巨人——这才是“唐宋八大家”领袖的真正重量。#上联：老舍漏雨欧阳修，求下联##欧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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