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州的故事，始于一场跨越两千五百年的地理邂逅。
这片位于华北平原滹沱河畔的土地，春秋时是白狄族所建鼓国的所在地，成为华北平原早期部族活动的见证。
战国时，它先后成为中山国与赵国角逐的舞台，地处交通要冲的特性初露端倪。
晋州命名的转折发生在元代，元太祖十年（1215年）。
直接动因是蒙古占领此地后，因该地曾属晋（司马氏）之赵国且为彰显其“晋升/进取”之意而升县为州。
（元史·地理志》：“晋州，唐为鼓城县……岁乙亥（1215），改为晋州。”）
从战略上看，晋州西临太行山，东望平原，滹沱河及其支流形成的水陆网络使其成为连接山西高原与河北平原的天然走廊。
这种“川途四通”的地理格局，虽无险关固守，却赋予其四通八达的机动优势，在历代战争中成为兵马调动的必经之地。
同时，晋州也孕育了独特的文化。
这里是唐代名相魏征的故里，留下了深厚的人文积淀。
「魏征籍贯在学术界存在晋州（鼓城）说”与“巨鹿说”的长久争议。虽然晋州证据链（如魏氏族谱）较强，但官方史书多记为巨鹿。——《旧唐书·魏征传》：“魏征，巨鹿人也。”；《新唐书》同。」
地名本身及其下辖的鼓城等，都烙印着从春秋鼓国到元明州府的历史层累，堪称华北地域变迁的活化石。
一、建置定型
晋州在真定、深州、赵州、祁州四地交汇的中心位置。
《读史方舆纪要》原文赏析：
晋州，府东九十里。东至深州百五十里，西南至赵州百十里，北至保定府祁州百里。
春秋时晋地。战国属赵。汉属钜鹿郡。王莽分信都置和成郡，治下曲阳。成或讹为戎。更始初，邳彤为和成太守，即此。后汉因之。晋属赵国。后魏亦属钜鹿郡。隋属定州，大业初改属赵郡。唐仍属定州，大历三年，改属恒州。宋属祁州，金因之。蒙古铁木真十年，置晋州，属真定路。明仍曰晋州，以州治鼓城县省入，编户十七里。领县三。今亦曰晋州。
端倪解析：
顾祖禹开篇即以精确的里程数据描述晋州地理位置，这并非简单的距离陈述，而是暗示晋州是连接冀中与冀南的区域性交通枢纽。
晋州在春秋时期是晋国土地。
（严格来说，春秋前期此地为白狄族鼓国。直至公元前521年（周景王二十四年）才被晋国将领荀吴彻底攻灭吞并。——《左传·昭公十五年/二十二年》：“晋荀吴帅师伐鲜虞……围鼓，克之。”）
战国时归属赵国。
汉代隶属于钜鹿郡。王莽分拆信都设置和成郡，郡治设在下曲阳。
更始帝初年，邳彤担任和成太守，就是此地。东汉沿袭此制。
晋代属于赵国。后魏也隶属于钜鹿郡。隋代属于定州，大业初年改属赵郡。
唐代仍属定州，大历三年，改属恒州。宋代属于祁州，金代沿袭。
顾祖禹以编年史笔法简述从春秋晋地、战国赵土，到秦汉钜鹿郡、王莽新朝的和成郡（治下曲阳，邳彤曾任太守），再到隋唐宋金的政区变迁。
这表明晋州长期是郡级政区下的县级单位，其治所“下曲阳”在两汉之际曾短暂成为郡级治所（和成郡），是区域性的行政中心。
邳彤任和成太守，治所为下曲阳（今河北晋州市西），后归附光武帝刘秀的史实，为此地增添了东汉开国功臣据点的色彩 。
（《后汉书·邳彤传》：彤初为王莽和成太守，刘秀至信都，彤“举城降”，后参与平定河北。）
“蒙古铁木真十年，置晋州” 是关键的转折点。
晋州在元代首次升格为州级政区，并在明代得以保留（“明仍曰晋州”），虽降为散州且省并附郭县（鼓城县），但仍领三县，这标志着其行政地位的显著提升和区域重要性的巩固 。
（明初晋州领安平、饶阳、武强三县，但洪武二年曾一度划归保定府，后复归真定。其领县数量在清代亦有合并。——《明史·地理志》：“（晋州）领县三。洪武初属真定府，二年二月改属保定府，后还属。”）
二、战略意蕴
晋州仿佛是嵌在真定（西）与河间（东）之间的一把锁钥，因“川途四通”而成为天然的行军走廊。
《读史方舆纪要》原文赏析：
州西倚真定，东迩河间，川途四通，利于驰骤。从来争燕、赵，必争真定、河间；争真定、河间，州其必经之道矣。九地之说，所谓交地争地者，非欤？
端倪解析：
顾祖禹点破历史规律：任何势力若想控制燕赵大地，必先夺取真定、河间这两大枢纽，而晋州正是连接二者的“咽喉之地”。
他引用《孙子兵法》的“九地”概念，将晋州定义为兵家必争的“交地”（敌我皆可往来的要道）与“争地”（得失关乎全局的要害），从而完成从地理描述到战略定位的升华。
“西倚真定，东迩河间”：真定是控制太行山口的重镇，河间是俯瞰渤海平原的枢纽。晋州正处于这两大区域力量中心的“肩背”与“肘腋”之间，成为力量投送的跳板与缓冲。
“川途四通，利于驰骤”：顾祖禹点出晋州的核心价值不在于险峻，而在于通达。
一马平川的地形虽无险可守，却最利于大规模兵力机动与后勤补给，使其在需要快速机动的战争中具备无可替代的价值。这正是“交地”的特征。
引用“九地之说”，是顾祖禹的点睛之笔。他将晋州的个案提升到普遍军事理论高度：
交地（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晋州“川途四通”，实为双向通道，敌我均可利用。
争地（得之得利，失之受损）：谁控制晋州，谁就掌握了战场主动权，能“利于驰骤”。
顾祖禹借此阐述其核心地理观：地利的性质（交地、争地）非一成不变，取决于统帅能否认知并运用此“势”。
这与他在全书序言中强调“地利亦何常之有？惟在人之所用”的思想一脉相承。
三、联动格局
晋州的价值不在险固，而在“通衢之道”——控制此地，即可快速机动兵力，掌握战场主动权。
《读史方舆纪要》原文赏析：
鼓城废县，下曲阳城，临平城，鼓城山，滹沱河，昔阳亭，安平县，丘城，滹沱河，院西口河，饶阳县，饶阳故城，鲁口城，芜蒌城，滹沱河，饶河，上方台，武强县，武遂城，清漳水，滹沱河，贾家沟，交津口，平都亭。
【鼓城废县，今州治。春秋时为鼓子国。鼓，白狄别种也。《左传》昭十五年：晋荀吴帅师伐鲜虞，围鼓，克之。汉置下曲阳县，属钜鹿郡，郡都尉治焉。颜师古曰：常山有上曲阳，故此为下。光武自蓟南驰，兼行至下曲阳。既而自信都进攻下曲阳，降之。灵帝光和末，皇甫嵩破斩黄巾贼张宝于下曲阳。是也。晋属赵国。后魏改为曲阳县，属钜鹿郡。高齐县废。隋开皇十六年，复置昔阳县。十八年，改曰鼓城，属定州，寻属赵郡。唐武德五年，幽州总管李艺引兵击刘黑闼，黑闼遣其弟十善拒战于鼓城，即此。宋亦为鼓城县。元始为晋州治。明初省。《城邑考》：州城，元季故址，明景泰三年增修。弘治五年，大水，城坏。八年以后，相继修葺。今土城周三里有奇，有门三。
下曲阳城，<详细词条内容见原书>】
端倪解析：
晋州治所“鼓城废县”的沿革，是一部从春秋小国到区域中心的浓缩史。
春秋时为白狄别种“鼓子国”，晋国荀吴曾克之，显其地处晋北与戎狄交锋前沿。
汉代置下曲阳县，为钜鹿郡都尉治所，军事职能凸显。
颜师古注“常山有上曲阳，故此为下”，点明其与太行山北段地理坐标的关联。
东汉光武帝自蓟城南驰至此，皇甫嵩破黄巾张宝于此，印证其控扼河北平原南北通道的地位。
隋唐时名号在“昔阳”“鼓城”间更迭，唐代刘黑闼与李艺战于此，五代宋元渐为州治，至明初省并，其行政层级变迁折射出中央政权对冀中控制力的消长。
顾祖禹特记州西五里“下曲阳城”故址，并提及东汉皇甫嵩破黄巾后“筑京观”于此，说明治所迁移与历史记忆的层累。
州东南“临平城”曾为汉县，光武帝曾临幸此地讨贼，体现其作为区域支点的延续性。
“鼓城山”因鼓子国得名，山下“古城坡”被隋代用作县名，揭示地名源于地形，地形固化记忆的地理人文互动。
滹沱河作为晋州城南“天堑”，顾祖禹特引光武帝“冻河头”脱险典故，说明此河既是天然屏障，亦是命运转折的舞台。
（原文勘误：光武帝“冻河头”脱险事件发生在滹沱河下游的河间国境内（今河北献县一带），非晋州段。据《后汉书·光武帝纪》：刘秀自蓟南奔，“至滹沱河，候吏还白‘河水流澌，无船不可渡’……及至，河冰合可渡”。晋州段滹沱河在汉代非主要渡口。）
其支流鸦儿河、斯洨水等记载，勾勒出晋州“川途四通”的水网体系，既利灌溉漕运，亦为军事机动提供条件。
水系网络使晋州成为连太行、通渤海的交通节点。
对“昔阳亭”的考据，体现顾祖禹“以史证地”的方法。
他引用《左传》中晋国荀吴诈取鼓国的著名战例，将此地定义为“鼓子所都”，使春秋时期的谋略故事与地理坐标精准对应，赋予地名以深层的战略文化内涵。
对安平县（今属河北）的记述，展现晋州与周边城邑的协同防御关系。
慕容恪屯粮安平以击鲁口，说明其作为后勤基地支撑前沿战事的功能。
元初短暂升格为“南平州”，暗示其在宋元之际军事地位一度超越晋州，反映区域权力结构的动态平衡。
晋州无大山之险，却以“四通之衢”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顾祖禹启示：真正的战略要地未必是关隘，而是能整合资源、投送力量的枢纽。
控制晋州，等于握住河北平原的“钥匙”，可东出西进、南征北战。
结语：终归“人谋”
尽管晋州“川途四通”，但顾祖禹通过历史对比指出：同一处晋州，在光武帝手中是“中兴之基”，在他人手中或沦为寻常州县。
这印证其核心思想：“地利”只是舞台，演出精彩与否取决于“人”的智慧与魄力，即“在德不在险”。
顾祖禹亲身经历了明朝灭亡，著书目的就是为“世乱则佐折冲，时平则经邦国”。
通过对晋州这类战略枢纽的剖析，他告诫后世为政者与将帅：真正的战略家，必须超越地图上的静态险要，洞悉地理在历史动态中的真实价值。
唯有理解“枢纽之地”在沟通、机动、资源整合上的巨大潜力，方能真正把握华北乃至天下的战略格局。
真正的地利，并非藏在孤立的险关巨隘之中，而是孕育在山河之间的连接关系与人的能动运用之间。
顾祖禹对晋州的解析，是一次“于平易处见惊雷”的示范，至今仍在提醒我们：地理是历史的舞台，而人才是导演这场大戏的真正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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