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上（下）
1939年1月2日傍晚，八路军前方总部举行的庆祝新年大会已近尾声。
大家点起灯火，准备表演文艺节目。
突然间，三位青年走上前台，并排站立。
会议主持人向大家介绍：这三位是名叫杉本一夫、小林武夫、冈田义雄的日本同志。
杉本一夫迈步向前，代表日本同志声明加入八路军，并宣读誓词。
杉本一夫表示：“现在日本军部和政府以及大多数不明真相的日本国民，可能骂我们是叛徒、卖国贼，并轻视和憎恨我们。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也是我们的光荣。因为我们所走的道路是真正正义的道路，是符合日本国家和民族利益的。”
杉本一夫的发言，由敌工部漆克昌科长向全场翻译。
漆克昌翻译完毕，会场掌声四起，口号声此起彼伏。
参会者分属于八路军前方总部、野战政治部和直属警卫部队，约有千余人。
朱德总司令从前排起身，走上舞台，和三位日本同志热情握手。
总司令向全体指战员发表讲话：“我代表全军，欢迎这三位日本青年参军。这三位日本青年，证明了我军俘虏政策的正确。今天只有三个人，不久便会有几十人、几百人。”
总司令讲话被翻译之前，杉本一夫尚不知这位首长就是八路军总指挥。
杉本一夫原名前田光繁，启用化名是八路军的建议，以防给日本俘虏的亲属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卢沟桥事变的前一个月，前田光繁进入“满铁”设在奉天的土建公司，派到河北省邢台地区一个采石场当监工，被八路军游击队俘虏。
被俘之后，前田光繁一直受到八路军的保护和优待，被逐级送往驻河北省涉县的一二九师师部。
一二九师政治部敌工科长张香山是前田光繁见到的第一位能说流利日语的八路军敌工干部。
张香山不厌其烦地给前田光繁做思想工作：不杀俘虏，是我们的军纪，也是我们的信念！
因为一二九师师部驻地跳蚤太多，经前田光繁要求，他被送往驻在山西省武乡县的八路军野战政治部。
抵达野战政治部后，前田光繁被安排和早他两三天到达的小林武夫住在一起，参加敌工部安排的学习。
在太行山根据地，前田光繁常和朱总司令一起打篮球。
一开始，前田还不敢跟朱老总抢球，后来慢慢习惯了，和朱老总成了真正的球友。
忆及往事，前田禁不住感慨：真是不敢想象，在日本，当兵的见了当官的，就像老鼠见了猫，吓得直哆嗦，而八路军的统帅不一样，绑着裹腿，穿着布鞋，跟士兵一起打球，你争我抢，跟普通士兵一样！
这段经历，被前田光繁写入回忆录，与原日籍八路军战士香川孝志合著为《八路军内日本兵》一书。
该书于1984年5月出版。
1985年7月，《八路军内日本兵》中文版经解放军出版社首次出版，译者是赵安博、吴从勇。
抗战期间，赵安博历任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敌工科长、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副校长。
建国前后，赵安博长期负责对日外交，被称为廖承志麾下对日工作的“四大金刚”之首。
吴从勇时任驻日本使馆参赞兼总领事。
在书中，前田光繁写道：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日常所接触的八路军干部全是日语很好的知识分子，而且都对我们很亲切。
敌工部部长蔡前是台湾人，前面提到过的漆克昌科长在日本留过学，很有经验。
还有江右书干事、陈干事，也都是留日学生。
江右书先生后来在延安敌军工作干部学校当教员，现任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秘书长。
赵安博、吴从勇在《译者的话》中写道：本书在翻译过程中，除个别词句外，全部忠实于原文。
赵安博知道蔡前部长是何许人，在翻译时，他没有删去“敌工部部长蔡前是台湾人”这句话。
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现已改名为中国国际战略学会，是研究战略问题的全国性民间学术团体，历任会长均为分管军情工作的副总参谋长。
资料显示，江右书是蔡前在抗战期间的得力助手。
蔡前、江右书合译的《日军在华作战要领》，由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
《日军在华作战要领》全书共六章，分别为：预想战场之状况、华北中国军之一般、市街战之法则、中国正规军之战斗特征、中国非正规军之战斗特征、对中国正规军之战法。
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学习数月后，敌工部干部向前田光繁、小林武夫提出：“为让八路军战斗部队和前线群众彻底贯彻‘绝对不准杀害日军俘虏’的政策，要到前线去巡回宣传，希望你们能一起去。”
这位干部告诉前田光繁、小林武夫，优待俘虏的政策一直有宣传和教育，但还是有愤怒的群众当场杀掉被俘日军的情况发生，这次巡回宣传就是为了杜绝此类事件。
在江右书干事的带领下，前田光繁、小林武夫参加巡回宣传。
在一个预定留宿的小村庄，前田光繁亲眼目睹日军三光政策的残暴。
民兵们知道前田光繁、小林武夫是日本人后，脸色大变。
经江右书拼命解释，民兵们才把对准日本同志的枪口放下。
前线巡回宣传结束后，前田光繁、小林武夫决心参加八路军，冈田义雄也表示同意。
八路军敌工部、野战政治部、总司令部正式通知三位日本同志：“欢迎正式参加八路军。”
前田光繁等三人的身份是敌工部干事，享受小、中队长级别待遇，主要工作是管理、教育日本俘虏。
1939年11月7日是十月革命纪念日。
第一个在华日人反战组织——觉醒联盟，在山西省辽县麻田镇八路军前方总部宣告成立，前田光繁为负责人，受野战政治部直接领导。
身着八路军军服的前田光繁
前田光繁回忆：“由于我们参加八路军，使得八路军对日宣传工作起了质的变化。”
日本同志的文章虽不漂亮，但至少是通顺的，没有中国式日文的低级错误。
敌工部中国同志写的宣传稿，也是由觉醒联盟的同志修改成通俗易懂的日文。
因为工作的需要，前田光繁和吉田在觉醒联盟本部留守，其余四人派到一二九师政治部张香山处，建立太行支部。
太行支部涂刷的日文反战标语
在八路军的大力支持下，觉醒联盟冀南、冀鲁豫、山东和太岳军区支部相继建立。
日本大本营编写的《根据中国事变经验有关思想战的资料》中指出：“八路军对敌宣传的内容简单、及时、富有刺激性。除涂写标语和散发传单外，还可以在火线上喊话，宣传手段越来越精巧”。
1942年7月，日本驻北京大使馆土田提交报告：“‘反战赤化’的宣传越来越活跃，无论是宣传内容还是印刷技术等方面，与事变前相比，都有了迄今未见的进步。”
1942年，前田光繁调到延安。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在延安成立，负责人为日共元老野坂参三，前田光繁为其助手。
前田光繁当选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长，负责统筹协调华北反战活动。
前田光繁是首位“日本八路”，是罕见的彻底接受延安化改造的日籍同志。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认为，能在八路军中亲眼看到毛泽东思想的具体体现并亲身参加实践，是我一生的幸福”。
抗战胜利后，前田光繁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东北老航校”）政治部副主任兼日本科科长，参与航校建设工作。
前田光繁获悉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书记勾结原日军人员，企图组织暴动的阴谋后，火速向上级报告。
前田光繁坚持实事求是，为被人诬陷的老航校日本教官主持公道，为航校保住关键人才。
因为工作需要，前田光繁直至1958年才返回故国。
回国后，前田光繁被认定为“最危险的赤化分子”，受到公安调查厅的长期监视。
因为延安化教育，前田光繁很难适应日本的商业社会。
前田光繁居住在廉租房，长期以打零工维生。
但他一直不忘维护日中友谊，坚持参加反战活动。
日本右翼学者和媒体炒作通化暴乱事件为“通化大屠杀”，成立所谓的“通化遗族会”，每年在靖国神社举行“慰灵仪式”。
《朝日新闻》报道通化事件的真实背景，遭到右翼势力围攻，记者被迫道歉、栏目被取消。
前田光繁不惧右翼分子的威胁，坚持写作、出版《通化暴动的真相》，向日本社会解释通化暴动的前因后果。
通化暴乱中，原关东军人员对待东北人民自卫军伤病员的残忍程度，和以方虎山为首的朝鲜义勇军在处理俘虏时的决绝，同样的令人触目惊心。
对通化暴乱有所了解的人会知道，前田光繁身为日本人，坚持为通化暴乱的真相发声，是多么的不容易！
以个体而论，前田光繁是八路军敌工工作的最佳样本。
从前田光繁的觉醒、转变、成长过程中，可以窥测到蔡前领导的八路军敌工工作的具体情形。
此其中，有着蔡部长的努力和辛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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