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八月，八国联军的铁蹄踏破北京城门，昔日威严的紫禁城，沦为一片狼藉。
徐桐，这位大清朝堂上的理学泰斗，同治年间的进士，此刻正站在自家院落的大梁下，面色决绝。
他一生信奉程朱理学，痛恨洋物，连家里的煤油灯都不肯用，见了洋人更是要以扇遮面，视作污秽。
作为顽固派的核心人物，他极力主张扶持义和团，坚信“刀枪不入”的神功能击退洋寇，保住大清江山。
可如今，京城已破，大势已去。徐桐没有选择逃亡，也没有选择求饶，而是悬起两条白练。
一条留给自己，一条留给在刑部任职的儿子徐承煜。父子二人，以这样惨烈的方式，为摇摇欲坠的清廷“尽忠”。
比起这干脆利落的自缢，徐桐临终前的最后一道“指令”，更让人瞠目结舌，也更藏着晚清的荒唐与悲凉。
彼时，他躲在紧闭的宅院里，明知败局已定，却不愿承认技不如人。他下命令，让手下满城搜罗女人的私密物件。
重点是未清洗的月经带，再掺上新鲜的黑狗血，搅拌均匀后，让敢死队抬着，往洋人的教堂上泼。
这听起来荒诞不经、秽不可言的招数，在当年的四九城，却被当作破解洋枪洋炮的“杀手锏”。
一个读了一辈子圣贤书、身居权力顶层的决策者，为何会在国破家亡之际，将希望押在这样的下三滥手段上？
答案，从来不是单纯的迷信，而是一个庞大帝国，面对未知恐惧时的疯狂反扑，更是对女性身体最卑劣的利用。
要读懂这出闹剧的根源，得把时间倒回两个月前，回到那场让义和团和清廷颜面尽失的西什库教堂之战。
那一年的夏天，北京西什库教堂，成了庚子国变中最诡异的战场。墙内，是法国主教樊国梁率领的守卫。
樊国梁在华传教数十年，深谙晚清官场规则，战前他早已加固教堂防御，囤积粮食和武器。守卫一共只有四百多人。
其中，法军士兵仅三十人，其余都是中国教徒，手里只有几十杆洋枪，几门小炮，实力悬殊。
墙外，是漫山遍野的义和团民，足足有两万多人，再加上清廷派出的一万多名正规军，总兵力超过三万。
按常理，三万多人围堵四百多人，哪怕一人一口唾沫，也能把教堂淹没，可这场仗，却打了四十多天，久攻不下。
义和团民挥舞着大刀长矛，高喊着“刀枪不入”的口号，一次次冲向教堂，却被洋人的马克沁机枪成片扫倒。
清军的土枪土炮，打在教堂的厚墙上，如同挠痒；后来挖地道、放火烧，也被教堂里的守卫轻松化解。
战局的僵持，让义和团的“神功”神话，濒临破碎。也让清廷的顽固派，陷入了两难的绝境。
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第一条，低头认输，承认洋人的枪炮比大清先进，承认“刀枪不入”是谎言。
可这样一来，义和团就会彻底散伙，清廷的颜面扫地，连反抗洋人的理由，都不复存在。
第二条路，死不认错，把战败的原因，归结为洋人使用了“邪法”，只要找到破解邪法的方子，就能反败为胜。
对于顽固守旧、从未正视过世界变化的徐桐等人来说，第二条路，成了唯一的选择。
在他们的认知里，洋人的火器威力无穷，绝非人力所能抗衡，必然是沾染了“妖气”，是邪术作祟。
既然是邪术，就不能用常规的军事手段破解，只能用更“厉害”的巫术去镇压。
徐桐闭门不出，在家摆弄了三天三夜的沙盘扶乩，所谓扶乩，就是古人求神问卜的一种方式，被他当作“战前调研”。
三天后，他“求”来了答案：洋人的妖气，需用最阴、最秽的东西才能破解。而最阴秽的，莫过于女人的身体。
尤其是女人的经血和私密衣物，在当时的封建观念里，被视为“不祥之物”，能克一切阳邪。
这套用女性身体破解邪术的把戏，名叫“阴门阵”。很多人以为这是义和团的原创，其实不然。
翻查史料就会发现，这招早已是中国古代战争中，屡见不鲜的“厌胜之术”，是封建愚昧的遗留。
早在明朝崇祯年间，清军围困锦州，明军久攻不下，就曾让守城的妇女，赤身裸体站在城头上，妄图用“阴气”让清军大炮炸膛。
清军入关后，也学来了这一套。咸丰年间，曾国藩率领湘军攻打太平军，围困长沙时，也曾下令逼迫青楼女子，排队站在城墙之上。
他们还给这种荒唐的做法，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字——“厌胜”，意为用巫术镇压邪祟，求得胜利。
这种做法，在我们今天看来，荒诞至极，可在当时的封建逻辑里，却能自圆其说。
古人信奉阴阳五行，认为“男属阳，女属阴”，阴能克阳。洋人的枪炮凶猛，属于“阳邪”，自然要用“阴秽”之物来克制。
更重要的是，女性在封建礼教中，本就处于底层，被视为“不洁”的象征，一旦遇到危机，就成了最容易被牺牲的对象。
有了徐桐这位理学泰斗的“背书”，义和团民们更是有恃无恐，开始在京城内外，大肆搜罗女性的私密物件。
一时间，京城陷入了一片混乱。团民们不抢金银细软，不扰商铺摊贩，专闯百姓家中，翻箱倒柜。
只要是女性的贴身衣物，无论新旧，一律抢走，尤其是未清洗的月经带，更是被他们当作“宝贝”。
郊外的野狗，也遭了殃。团民们四处打狗，取其黑血，将狗血与搜罗来的私密物件，搅拌在一起，装进大木桶里。
随后，挑选出年轻力壮的敢死队，抬着这些腥臭难闻的“生化武器”，顶着洋人的枪林弹雨，冲向西什库教堂。
一路上，不少敢死队队员，还没冲到教堂门口，就被洋人的子弹击中，倒在血泊之中，木桶里的污秽之物，洒了一地。
偶尔有侥幸冲到教堂门口的，将木桶里的东西泼在教堂墙上，可除了留下一片腥臭和污渍，没有任何作用。
洋人的机枪依旧在哒哒作响，炮弹依旧在呼啸，所谓的“阴门阵”，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连一个笑话都算不上。
最让人不寒而栗的，从来不是这招的无用，而是无用之后，清廷顽固派和义和团民们的反应。
按照正常人的逻辑，既然血泼了、物送了，依旧打不赢，就该明白，这法子是骗人的，洋人的枪炮，不是什么邪术。
可在当时的狂热与愚昧中，他们的脑回路，却完全相反。法术失灵，他们不怪自己荒唐，反而怪女人“不给力”。
他们声称，是搜罗来的月经带“味儿不正”，是提供物件的女人们心不诚，所以才没能破解洋人的邪术。
就在这时，“红灯照”这个组织，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也成了这场荒唐闹剧中，另一个悲剧的主角。
红灯照的大姐大，名叫林黑儿，号称“黄莲圣母”。她原本是天津卫的一名船家女，后来沦为风尘女子，身世凄惨。
林黑儿的丈夫，早年被洋人的轮船撞死后，她便对洋人恨之入骨。义和团兴起后，她毅然投身其中，凭借着几分胆识和口才，被推举为领袖。
红灯照的成员，都是年轻的女性，她们一身红衣，头扎红巾，手里提着红灯笼，行踪神秘。
义和团民们大肆宣扬，红灯照的姑娘们，个个身怀绝技，能“刀枪不入”“呼风唤雨”，甚至能踩着云彩，去烧洋人的军舰。
这种荒诞的宣传，不仅骗了普通百姓，连清廷的官员，都对其深信不疑，其中就包括荣禄。
荣禄是晚清的重臣，老谋深算，官场经验丰富，他怎么可能真的相信，有女子能踩着云彩烧洋舰？
他之所以对林黑儿客客气气，甚至派人给她送礼品、送牌匾，不过是想利用红灯照，给士气低落的清军和百姓，打一针“强心剂”。
他知道，清军和义和团，早已被洋人打懵了，急需一个“神话”，一个精神寄托，而林黑儿和红灯照，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事实上，红灯照的姑娘们，根本没有什么法术。她们平日里，干的不过是给义和团民送饭、送水、巡逻、救伤员的活儿。
可在荣禄等人的刻意吹捧下，她们被捧上了天，成了“法力无边”的圣母，成了破解洋人防术的希望。
可一旦“阴门阵”彻底失败，洋人真正杀进京城，这些被捧上天的女性，就立刻从云端，跌入了泥坑。
既然女人的身体，挡不住洋人的枪炮，既然红灯照的“法术”，也救不了大清，那女人，就成了祸根。
曾经被奉为“圣母”的林黑儿，成了“妖女”；曾经被寄予希望的红灯照姑娘，成了“灾星”。
杀红了眼的义和团民，开始把怒火，发泄在这些无辜的女性身上。有的为了祭旗，有的为了撒气，有的甚至只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无能。
天津破城后，林黑儿不幸被俘。洋人对她极尽折磨，百般羞辱，最后将她处决，尸体被扔到护城河里，尸骨无存。
更多不知名的红灯照姑娘，要么死在乱军之中，要么被洋人俘获，遭受凌辱后杀害，要么流落街头，不知所踪。
这就是晚清女性的悲哀：有用的时候，你是能拯救家国的观音菩萨；没用的时候，你就是祸国殃民的扫把星。
她们从来没有被当作独立的人，从来没有被尊重过，只是被男人们，当作应对危机的工具，当作发泄恐惧的出口。
徐桐自缢后，他的儿子徐承煜，没能像父亲一样，干脆利落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想逃跑，却被洋人抓获。
最终，徐承煜被明正典刑，斩于街头。临刑前，不知道他会不会想起，父亲在家摆弄沙盘扶乩的那个下午。
不知道他会不会后悔，自己跟着父亲，一起推行那套荒唐的“阴门阵”，会不会愧疚，那些因为他们的愚昧，而死去的无辜女性。
徐桐一辈子恨洋人入骨，连洋布、洋灯都不肯用，甚至不愿意和洋人同处一个天地。
他始终坚信，只要守着老祖宗的理学，守着封建礼教，就能守住大清的江山，就能抵御一切外来侵略。
可他到死都没有明白，真正能摧毁一个国家的，从来不是洋人的枪炮，不是什么“邪术”，而是自身的愚昧与顽固。
他被逼到绝境后，拿出的最后一张牌，不是革新，不是抗争，而是搜罗女性的私密物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妄图逆天改命。
这不是徐桐一个人的悲哀，而是整个晚清帝国的缩影，是封建制度走向灭亡前，最疯狂、最悲凉的回光返照。
晚清的中国，正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西方列强凭借着先进的科技和强大的武力，撬开了中国的大门。
可清廷的统治者，却依旧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肯睁眼看世界，不肯接受新事物，不肯进行任何变革。
他们无法解释，为什么曾经被自己视为“蛮夷”的洋人，会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他们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和恐惧。
于是，他们选择逃避，选择用封建迷信，来解释眼前的一切；选择用最卑劣的手段，来发泄自己的无能与恐惧。
而女性，作为封建礼教中，最底层、最弱势的群体，自然就成了这场疯狂游戏中，最大的牺牲品。
男人们管不住洋人的大炮，就去管女人的裤腰带；男人们在战场上打不赢，就想在精神上，靠羞辱女性，来找回一点可怜的面子。
他们把女性的身体，赋予了各种荒诞的意义——既能克敌制胜，又能祸国殃民。可实际上，这不过是他们自欺欺人的借口。
他们利用女性的身体，来掩盖自己的愚昧与无能；他们恐惧女性的身体，因为在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里，任何一点“不确定”，都能引发他们的恐慌。
这场由“阴门阵”引发的闹剧，最终以《辛丑条约》的签订，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赔款，落下了帷幕。
这笔巨额赔款，被分摊到每一个中国百姓身上，让本就民不聊生的中国，陷入了更深的苦难之中。
可在史书上，记载的大多是条约的条款、赔款的数字，是徐桐、荣禄这些大官的名字，是义和团的功过是非。
那些被抢走私密衣物、遭受羞辱的普通妇女，那些被推上城墙、当作“厌胜工具”的姑娘，那些死得不明不白的红灯照成员。
她们没有名字，没有记载，甚至没有一句简单的描述，就像尘埃一样，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她们被夹在“封建迷信”和“列强入侵”这两块巨大的磨盘中间，被碾得粉身碎骨，连一丝痕迹，都没能留下。
后世的史学家，对“阴门阵”这一事件，有着极为深刻的评价。史学家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写道：
“阴门阵不是一场简单的迷信闹剧，而是晚清帝国，在面对现代文明时，一种严重的应激反应，是愚昧对文明的疯狂反扑。”
另一位史学家戴逸，在《清史》中评价道：“晚清对女性身体的利用和恐惧，本质上是封建礼教的腐朽，是男性权力的滥用，是家国危机下，最卑劣的逃避。”
这些评价，一针见血，道破了这场闹剧的本质。它不仅仅是一段荒诞的历史，更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封建制度的腐朽，照出了人性的愚昧与自私。
回望这段历史，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晚清的愚昧与落后，更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当一个民族，不再愿意睁眼看世界，不再愿意接受新事物；当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封建迷信上，把危机转嫁到最弱势的群体身上。
它的灭亡，就是必然的结局。徐桐脖子上的那根白练，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宿命，更是大清帝国，无法逃脱的宿命。
所谓的“阴门阵”，不过是这个垂死的帝国，临咽气前，一次回光返照般的疯狂抽搐，一场自欺欺人的闹剧。
而那些被利用、被伤害的女性，她们的悲剧，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一个民族的悲剧。
她们用自己的屈辱和生命，告诉我们：一个不尊重女性的社会，一个沉迷于愚昧、逃避现实的国家，终究会被时代所淘汰。
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晚清的硝烟早已散尽，封建礼教的枷锁，也早已被打破。
我们回望这段荒诞而悲凉的历史，不是为了嘲笑古人的愚昧，不是为了重温那段苦难，而是为了铭记教训，警醒后人。
铭记我们曾经的落后与愚昧，铭记那些被牺牲、被遗忘的无辜者，铭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唯有正视差距、勇于革新、尊重每一个人，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阴门阵”的闹剧，再也不会重演；女性被当作工具、被随意牺牲的时代，也早已一去不复返。
但那段历史，那些悲剧，那些深埋在历史尘埃中的冤魂，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因为唯有铭记历史，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唯有正视苦难，才能砥砺前行。
晚清的恐惧，早已消散；封建的愚昧，早已被文明取代。但那段历史所留下的教训，却永远镌刻在我们的骨子里，提醒着我们：
愚昧从来都不是抵御危机的武器，尊重与革新，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强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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