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喝过功夫茶吗？见过那种形制简洁、盖沿落着“潘”字印的紫砂壶吗？
这种壶叫“潘壶”，是清中期最具代表性的紫砂器型，老茶客眼里，它的地位不输石瓢壶。但很少有人知道，“潘壶”的名字由来，源自一个晚清巨富——潘仕成。
不光是潘壶，广州荔湾湖公园旁的“爱育西街”，曾经岭南第一名园“海山仙馆”，甚至近代史课本里鸦片战争时的西洋战舰、水雷，背后都藏着这个男人的身影。
今天，我们就用最通俗的话，结合《杜凤治日记》《尺素遗芬》等一手史料，聊聊这个被历史遗忘的晚清传奇——他既是十三行发家的洋商，又是搞垮自己的盐商，双重身份撑起了晚清广州第一豪门，也亲手埋下了抄家灭门的祸根，一生大起大落，比电视剧还跌宕。
先破一个历史误区：过去很长时间，包括梁嘉彬先生写《广东十三行考》时，都对潘仕成的身份模棱两可。
潘仕成的发家，踩中了广州一口通商的黄金时代。
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清廷锁国，只留广州通商，西关十三行成了全中国唯一的对外窗口，洋商、盐商、官商扎堆，随便一个行商都富可敌国。
潘仕成的第一桶金，根本不是来自盐业，而是杜凤治日记里那句铁证：“开洋行大发财，洋行败，改办临全埠盐务数年”。
别小看这六个字，这是南海知县杜凤治亲耳所闻、多方核实的一手史料。杜凤治是查抄潘家的直接执行人，要核清潘家财产来源，他问过伍家、梁家等十三行老家族，也查过官府账册，这句话绝非道听途说。
《尺素遗芬》里的两封信，更是佐证：清廷倚重的盐务官员，广东按察使杨振麟（主管一省司法，曾署理广东盐运使），给潘仕成写信，说洋行是他的 “旧业”，劝他公余别荒废；
官员韦德成直接提 “十三行事”，说只有潘仕成能摆平，若他只是盐商，绝无资格插手十三行事务。
靠洋行赚得盆满钵满后，潘仕成转身扎进了晚清最赚钱、也最致命的行业 —— 盐业。
清廷搞钱，全靠 “规制生财”：把食盐生产、销售全垄断，商人要拿盐引、认埠头，才能卖盐，盐价里藏着高额盐课，全国盐课一年才几百万两，是朝廷的命根子。
两广盐务的核心，是广西临全埠（今桂林临桂、全州），潘仕成以 “潘继兴”为商名，拿下了这个肥缺，还混了个 “浙江盐运使” 的官衔 —— 因为不能在本省任盐官，才挂了浙江的虚职，实际扎根广州管盐务。
当时的广州，盐商们扎堆在越秀区，高第街、濠畔街是盐商大本营，潘仕成把洋商、盐商身份捏在一起，住在西关十七甫。
他在荔枝湾旁建海山仙馆，让西关成了洋商、盐商混居的核心区。他左手做外贸赚洋人钱，右手卖食盐赚百姓钱，官商身份加持，一度成了广州最有权势的商人。
但他忘了，晚清盐政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陷阱。
清廷的盐法，看似计划 + 市场结合，实则是层层盘剥：商人要先垫资拿盐引，要交盐课，要给官府 “报效” 捐钱，建书院、修善堂、办军务，全找盐商伸手。
盐引还能像股票一样投机，炒高了成本，炒崩了市场。潘仕成接手临全埠盐务时，盐政早已腐朽，私盐泛滥，官盐卖不动，课款追不回，他一个洋商出身的人，根本玩不转这套官场潜规则。
短短数年，潘仕成直接亏空国帑二三百万两。
这个数字有多恐怖？清廷一年全国盐课收入也就几百万两，他一个人亏掉的钱，抵得上半个国家的盐税。
除了盐课上的亏空，地方上各种捐派也逮着他薅。前任李念德亏的钱，要他还；临全埠其他盐商欠的债，也让他背；两广官员三天两头找他“报效”——建书院要钱、修善堂要钱、办军务还要钱。
潘仕成接这个盐务，等于替整个广西盐商和两广官场背了一屁股债。
同治八年（1869）九月二十的上谕，直接给潘仕成定了性：“亏欠课款甚巨，业经该督等将潘仕成家产查封备抵，潘仕成着即革职，勒限追缴。”
从十三行巨富，到盐务巨亏，潘仕成的人生急转直下。
他不是没本事，造战舰、办洋务、刻典籍，样样做得风生水起；他也不是没背景，官商通吃，人脉遍布两广官场。但他错在踩进了晚清最烂的泥潭 ——盐政。
洋行是市场生意，靠本事赚钱；盐业是官场生意，靠规则保命，而潘仕成，偏偏守着底线，不懂官场的变通，更填不满清廷的贪腐窟窿。
杜凤治日记里两万多字的记载，全是潘仕成的挣扎：洋行败了，盐务亏了，家产封了，从云端摔进泥沼。这个晚清广州第一豪门，崛起于一口通商的红利，崩塌于盐政腐朽的黑洞，而他的悲剧，才刚刚开始。
【本系列共三篇，下一篇：首富被抄家：金刚钻一斗、商铺六十八间！县令杜凤治都“不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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