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原创｜在民与商的舆论对立中，很多人抛开了法理，只讲一个民粹，讲一个情绪，讲一个传统的无奸不商。舆论压力之下，商家不敢辩解，更没有维权途径，只能被赋予一种额外的义务。
作者丨刘远举
资深媒体评论员，多家智库研究员
浙江天台“夫妻网购娃娃菜中毒”事件迎来多次反转，最新调查结果已明确：涉事夫妻因涉嫌敲诈勒索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最初，该事件被广泛认为是一起食品安全事故。2025年12月，浙江台州市天台县一对夫妻食用网购的娃娃菜后出现严重出血症状，双双被送入ICU，医院诊断为杀鼠剂中毒。公众普遍将矛头指向涉事商家，认为其使用沾染老鼠药的旧报纸包装蔬菜，导致污染。商家随后下架商品并注销店铺，事件同时引发对电商平台监管漏洞的广泛讨论。
陈某波夫妻接受采访 图源：红星新闻
随后，有消息流传，说是丈夫下毒，网友还在分析电视节目上丈夫躲闪的眼神。再后来，警方辟谣，但却出人意料，原来警方经溯源调查、现场勘查和检验鉴定，丈夫陈某波的下毒行为系夫妻共谋。两人通过网购娃娃菜并自行投毒，制造“食物中毒”假象，意图向平台或商家骗取巨额赔偿。
弱势的商家：敲诈商家，风险小、利益大
企图敲诈，先把自己送进ICU，很多人觉得这对夫妻没有脑子。或许他们是不小心下毒剂量过大，但他们主动吃下毒药本身，已经足显人性之贪婪、生活之残酷。这让人想起多年前的一桩新闻。
2010年1月23日，富士康发生了第一起员工跳楼事件，死者孙丹勇因工作失误被公司要求赔偿30余万元，选择从宿舍9楼跳下身亡。在随后不足一年时间里，2010年1月至11月，富士康总共发生14起跳楼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这些事件给富士康带来了巨大的舆论压力，富士康开始反思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员工待遇以及工作环境。但不可否认的是，赔偿也是刺激自杀的因素之一。
2019年，郭台铭在节目上回忆此事道，自己从这件事学到了很多，比如首位跳楼的大学生，自己给了35万的高抚恤金，结果导致其后应聘入厂的人中有4%的人有模仿的冲动。
毋庸讳言，保险公司不赔自杀，也是基于同样的机制。在残酷的现实中，给自己下毒，为了获取赔偿，并非天方夜谭。
一张包裹娃娃菜的旧报纸引发的“下毒疑云”，三度峰回路转。这场近乎黑色幽默的公共事件，映照出当下舆论场的生态中“商权”的下降。
其实，这对夫妻这样的普通人，是没有多少认知的，他们觉得自己在深思熟虑，实施敲诈，但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直觉性的。他们感受到了一种社会氛围，这种社会氛围告诉他们：敲诈商家，风险小、利益大。
他们只需要证明自己中毒，并不需要证明中毒和商家、平台有关。卖菜的商家赔付不起，事后迅速关店——这某种程度上印证了他们的判断“他们无需证据”。如果不是他们缺乏反侦查能力，剧本本来就应该是平台息事宁人，赔钱。
他们的剧本其实并没有错，但他们没有反侦查能力，可能还搜索过各种敲诈的信息，警方一查就查出来了。他们但凡有些反侦查能力，这次就可能成功了，就能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拿到商家的赔偿。
现在的舆论，往上往下都很难，普罗大众是不敢得罪的。再说，迎合普罗大众有流量，不迎合，愤怒的群众会群起举报。于是，最后就剩下中间的“商”。
刑罚讲“超越合理质疑”，简单地说，是要达到几乎没有反驳的余地；民法，退一步，讲的是“高度盖然性”，即大概率成立。但在民与商的舆论对立中，这些都抛开了，只讲一个民粹，讲一个情绪，讲一个传统的无奸不商，唯独不讲道理。
事件中，对相关商家的损害，并非警方过早公布造成的。案件的调查总是有一个过程，很多案子，多年后才水落石出。这是不可避免的。造成这种损害的真正原因是，舆论压力之下，商家不敢辩解，更没有维权途径。
企业敢于维护自己权益，是营商环境的底线
中国历史上，商权一直都是低人一等的，商家往往被赋予一种额外的义务。比如，门前三包政策，大致是临街单位包环境卫生、市容整洁；无乱设摊点、乱张贴、乱涂写；无污迹、无渣土；包公共设施、设备和绿地整洁等。
这个政策，在实际执行中，落到国家单位身上，无所谓，反正财政的钱，往往处罚力度也小；落到临街居住的居民身上，让老百姓负责家门口的公共绿化，打扫卫生，没人觉得合理，处罚也无法落实。最终，能落实的，就是临街经营的各类商家身上，大家觉得天经地义，你开门赚钱，总要承担点义务。
压实“门前三包”责任制、“门前三包”责任倡议书、挂责任牌、公示投诉二维码、“一铺一码”精准管理……这些说法和措施中的额外义务，没人觉得不合理，反而觉得是一种城市治理的好方法。而这个“铺”字，恰好透露出“门前三包”其实主要针对的是商家。
但是，商家合法经营，给国家纳税，为什么有提供公共服务甚至协助执法的责任呢？
商家没有执法的权力，出了问题，却要担责、被罚款。这么明显不合理的事，在中国社 会中却长期存在。虽然“门前三包”说的都是“倡议”，但没有商家敢说“我不接受你的倡议”，就像商家和平台面对各种敲诈，往往选择大事化小。
当互联网上，低文化层次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传统认知就被进一步放大。曾经著名的博主“战马”，就跑到一家超市，说农民卖出大米，只有1元一斤，你这里包装好的品牌大米，居然卖多少多少元一斤，这个事我要管，评论中很多人赞赏。
很多人赞赏马斯克，他搞星链、回收火箭、新能源车、AI，这些制造业、高科技能满足很多中国人心目中对一个企业家的想象。但是，马斯克也是很高调的，他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各种论战。某种程度上，他的表现是人们对特斯拉、SpaceX建立起稳定预期的基础。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哪怕被敲诈也只有息事宁人。企业敢于维护自己权益，是营商环境的最底线标准。
中国社会对商业赋予额外的义务，更深层次的观念来源是，商业到底创造价值吗？商业能创造财富，但商业创造的财富，到底是商业本身创造的，还是商业从制造业、农业中巧取豪夺来的？李佳琦把一只成本2元的眉笔，卖到79元。多出来的价值，到底是李佳琦创造的，还是厂家创造的，结果被李佳琦拿走了？
这个问题，涉及对商业的看法，乃至对整个市场经济的看法。
这个问题，某种程度上，在顶层经济政策上已经解决了。从十四大提出收入分配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逐步提升，到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
商业的价值已经得到承认，但问题是，中国改革的深化阶段，很多事情是自上而下拉动的，基层、民间舆论对商业的看法，还并未跟上来，民众对商业、对市场的认知还在慢慢提升中。
本文系凤凰网评论部特约原创稿件，仅代表作者立场。
编辑｜Ber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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