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打工人“消失”的600个日与夜，法庭内外罗生门|公诉人|庭审|打工人|法庭|法院|罗生门|辩护律师

文｜付松（“追月数星”主理人）

一群打工人，在一家社交软件公司做程序员、客服、财务、运营助理，领着几千块钱的工资，却因公司涉嫌诈骗被“一锅端”，被羁押超过600天。

一男子给女主播刷礼物4.9万后起纠纷报案称遭遇诈骗，APP所属平台公司被指控诈骗男客户（被害人）款项高达3.2亿元。

这起诈骗案，引发澎湃新闻、津云新闻等媒体的持续关注。

2025年8月15日，杭州美个朋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美个朋友公司”）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公开信称，刷礼物解锁联系方式是女主播个人行为，其公司遭遇错误的涉嫌诈骗指控直接导致公司瘫痪、百余员工失业、业务停摆、多名员工和高管被抓捕，公司国内业务3.2亿元营收全部认定为诈骗金额。

案发前，该公司运营的5款涉案APP，2024年初关停国内业务转向海外。

据澎湃新闻报道，2024年6月，广东肇庆端州警方查封其杭州办公场所，带走十余人调查。该案曾两次退侦、三次延审，检察院已对公司员工、公会人员等15人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

据悉，该案已开过一次庭，目前处于休庭状态。

“美个朋友”公司方面辩称，从未与女主播进行过商议、共谋或安排、指使，女主播声称的“刷礼物才能解锁联系方式”系个人行为，平台已履行监管义务，不应承担责任。

案件的关键在于，该案被指控涉嫌诈骗的女主播仅4人，而其交友平台注册男用户有约400万人、女用户约25万人。也就是说，如果3.2亿元营收款被认定为诈骗款项，凡是刷过礼物的男性用户就全部成为了被害人，接受过礼物的女性用户则均涉嫌诈骗。

近日，笔者联系到该案部分打工人的家属，家属们仍在等待一个答案，也在等待过年团圆。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每次孩子问起爸爸，韩尚玉总是黯然失色。孩子的爸爸被关押在看守所至今已不知多少天了，但韩尚玉从不敢和孩子说实话，只能告诉他，爸爸去国外打工了。

长期见不到爸爸，孩子还是经常会问：“为什么爸爸不和我视频呢？”当孩子问到这时，韩尚玉一时无法接话，有时只能偷偷落泪。

孩子的爸爸张运政被异地公安带走的那一年，孩子才四岁多，如今孩子已六岁，父子之间隔着一堵墙，和六百多个日夜。

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会慢慢懂点事。韩尚玉说，父亲不在，孩子似乎更早熟，带他去买东西，他会作对比，以前喝的奶，现在说太贵了，不喝。

“孩子爸爸不在，我们整个家庭无法运转。”韩尚玉说，现在在杭州还背负着沉重的房贷，她本来准备闲时去做快递分拣、跑滴滴补贴家用，但又因无法照顾孩子只得作罢，生活的艰难让她多出了几缕白发。

“爸爸去哪了？！”这句话同样让钱俊的母亲感到刺痛，钱俊与妻子离异，女儿由妻子抚养。以前，钱俊每周末都会抽空陪女儿，从不失约，也会每天打视频电话，即便是到国外出差也如此，就是因为离异的关系，他非常珍惜与女儿相处的时光。但突然有一天，钱俊在孩子的世界里像是消失了。

“出事前一周，钱俊原本要带孩子去医院做手术的。”钱俊母亲回忆说，他这一走，孩子的手术问题拖了很久才治疗。现在女儿长期见不着父亲，依然会想着她爸爸，经常吵着要看爸爸，但是，她也没办法，只能说到外国打工了。

事实上，钱俊确实在海外出差超过一年，他原本可以长期留置在国外，但是，因为感到身上背负的责任和过于思念女儿，他最后还是回国了，2025年9月回国“配合调查”，这一去就没再出来。

钱俊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在母亲眼里，他是一个孝顺懂事的孩子，绝不会干违法的事。

钱俊的母亲说：“他只是一个打工人，在公司没有分红没有股份，赚点死工资。”随后又补充道：“他一开始说在这家公司当客服，我想着这个工作是帮别人解决问题还蛮好的，现在帮别人解决问题却变成了诈骗犯，我无法理解，这太不公平了。”

打工人的人生拐点

钱俊和张运政，一个85后、一个90后，他们都供职于美个朋友公司。

美个朋友公司总部位于杭州西湖，成立于2011年11月，主要从事社交软件开发及运营，旗下有多款国内外社交类APP平台，拥有数百万用户。

张运政是山东人，毕业于云南大学软件工程专业，毕业后一直在互联网技术研发工作，2019年加入某国企，2022年初担任某国有企业的技术总监，领着不错的薪水且有期权激励安排。

2021年底，受美个朋友之托，张运政负责开发APP外包的前期项目，其后以兼职技术顾问的形式参与到公司工作中。

2023年6月，张运政车祸瘫痪的母亲病情恶化，存在极为严重的脑外伤后遗症。为了照顾母亲，张运政辞去了需要坐班的国企技术总监的工作，降薪加入到美个朋友公司，为的就是工作时间弹性一些，可以在需要时照料母亲。

钱俊是杭州人，自幼也生活在杭州，他毕业于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专业，毕业后一直从事客服工作，2022年5月通过BOSS直聘入职美个朋友公司，从事客服主管工作，月薪一万多元。在钱俊母亲眼里，孩子懂事孝顺，“发了工资还带我去泰国旅游了。”

从2023年底到2024年初，美个朋友公司转型海外业务，逐渐关停了国内业务，海外业务进入快速发展期，两年时间，公司规模扩张到上百人的团队，招聘了大量90 后、00后毕业生。

95后女生张宇婷就是通过BOSS直聘招进的公司，入职之前，她一直在互联网公司从事APP推广工作，2022年年初入职“美个朋友”，仍然负责广告投放，月薪1万出头，在杭州的互联网公司里并不算高，虽然对外称是市场投放部经理，但最初整个部门只有她一个人。

张宇婷的父母说：“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女儿，本来希望她留在绍兴，但她的同学都在杭州，所以她后来也通过网上招聘去了杭州。”

美个朋友这一百多号员工，分布于技术、研发、运营、客服、审核、人事、财务等岗位，人员的扩充主要是基于海外业务的发展，各岗位的员工各司其职，这些工作与他们过去从事的工作没有什么不同，事发时，所有员工均负责海外业务。

然而，正是这家获得“杭州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公司，成了这群打工人的人生拐点。

2024年1月，河北一名男子在美个朋友旗下的交友APP上打赏礼物，声称未获得女主播联系方式、并且女主播拒绝与其线下见面，遂向广东省肇庆警方报案，称自己遭遇了诈骗。

同年4月，广东肇庆市端州区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抓捕了美个朋友公司的多名员工，并查封了公司办公场所，扣押全部办公设备，直接导致百余名员工失业。

在肇庆公安跨省到杭州对公司员工进行抓捕时，很多员工人心惶惶，因为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这个远在天边的一个陌生的地级市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赶赴杭州办案。

更多的员工是在2024年6月17日周一正常上班时，发现公司大门已经被贴上公安的封条。

他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于是打电话给公司的人事负责人，却发现电话打不通，“后来才知道，小青姐（指人事）也被带走了。”一位员工回忆说。

2025年8月，美个朋友公司公众号发表了一篇名为《抄家式“远洋捕捞”、指控诈骗3.2亿：美个朋友公司的公开信》引发关注，直指广东肇庆司法机关办理案件过程中的趋利性执法问题，该问题在后来的庭审中，一名被告人当庭表示，其曾听到办案人员说“最近肇庆财政赤字，正好搞一单大的”，这也进一步印证了跨省办案动机。

家属的奔走救助

最开始的时候，一些员工是被通知去问话作笔录，大家以为只是普通的问询，直到去问话的人都没有回来，家属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员工不是一次性抓走，而是多次。”美个朋友公司的一位员工称，警方是直接上自己家敲门的，自己从没想过要跑，因为自己是通过正规渠道招聘进的公司。不过，最终她还是被带走关了37天，后被取保。

“本来以为就是一起正常的用户纠纷，处理了就好了，谁知道公安通过一起个人报警就把整个公司都一举关联起来查封了。”另一名员工这样感叹：“实在没有想到、也想不通。”

不少员工对自己被带走毫无预料，有的员工甚至是再次返回杭州被带走的。

张宇婷在公司被查封后，曾回了一趟绍兴上虞的老家，她是在返回杭州后，在一处地铁站被警方带走。

张宇婷父母回忆说：“她和我们说只是去作笔录，两天就回来了，还安慰我们不要担心、没事的，后来再也没有回来了。”

女儿被带走之后，父母慌了神，因为张宇婷有抑郁症，老两口开始以为是关在杭州，后来请律师会见才知道女儿关在了肇庆，“我们请律师就花了几十万元，发生这个事情我才第一次知道广东有肇庆这个地方”。

两位老人先后两次从绍兴到肇庆，但都未能见到女儿，只能通过律师会见了解女儿的情况，“女儿关在看守所，我们没有心思吃饭，没有心思上班，孩子奶奶经常询问孙女的下落，我们不敢说。”

像张宇婷一样，这些打工人在看守所羁押一年后，才有起诉的消息。

2025年6月，肇庆市端州区检察院以诈骗罪向端州区人民法院起诉，并将美个朋友公司自成立以来所有国内业务营收的3.2亿人民币全部认定为诈骗金额。

不过，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该案两次退回补充侦查、三次延长审查起诉期，直到2025年11月24日，本案才正式开庭。

庭审进行了2天半，因关键嫌疑人未并案、电子证据未到案、未追溯漏犯等问题，庭审被迫休庭，2025年12月25日本案再一次退回侦查，2026年1月23日恢复审理，目前仍然没有开庭的消息。

加上开完庭后的一次补侦，该案截至目前已经案发超过600天，并经过了三次退回补充侦查。

据悉，这是一个涉及400万被害人、20万犯罪嫌疑人的大案，被喻为是国内社交行业有史以来被指控涉嫌诈骗罪涉案金额最大、人数最多的案件，本案辩护律师中有知名律师朱明勇等加入，又因案件本身可能涉及近年来被中央禁止、人人喊打的远洋捕捞行为，该案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

庭审现场

庭审当天，家属们纷纷从各地赶到广东肇庆，见一见他们日夜思念的孩子、丈夫。

案子在肇庆端州区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开庭，不限旁听，庭审现场被告席上，坐着十五名被告人，尽管他们是背对着旁听席，但家属能听到他们的声音，能在入场时看清他们的脸。

张宇婷见到女儿第一眼时，眼泪止不住流下来，“庭审的时候她的状态还可以，让我们稍微放宽心。”

这些年轻人基本上都是90、00后，他们来自美个朋友公司的各个岗位，有财务、运营、公司专员、产品经理、市场经理、程序员等基层员工。

按照起诉书指控，这些人最初加入公司就知道公司是搞诈骗的，也就是说，美个朋友被指控诈骗，公司员工属于诈骗罪的共同犯罪，这些员工从入职第一天就知道这是诈骗，并且为公司提供帮助。

庭审阶段，辩护律师重点对这些打工人进行了询问。

在法庭上，张宇婷否认自己实施诈骗，按其供述，她就是负责简单的宣传文案工作，广告的投放实际操作由第三方合作的代理推广方具体负责，早期她的部门只有她一人，地位、作用有限，也不是起诉书中所写“从一开始就知道公司诈骗”。

公司财务张凤是一名80后会计，她于2023年2月起通过BOSS直聘进入美个朋友工作，按张凤的说法，她的工作就是严格按照国家会计法等规定进行财务工作，而检方指控，张凤在任职期间平台收入3.4亿余元，其非法获利61万余元。

张凤最初说她认可起诉书中的诈骗指控，但当辩护律师问“61万诈骗收入，这意味着，你从第一天入职开始就是犯罪，并且把你的工资、年终奖、社保全部包含进去了。”张凤说：“不是这样的，我只是一个打工的。”当问及在公安做笔录时所指认的公司存在诈骗行为，张凤的解释则是：“一直都是听说、猜测”，当辩护律师进一步追问听谁说，为何猜测时，张凤又支支吾吾无法回答。

00后女孩应雪钰是一名客服专员，她于2022年5月26日通过BOSS直聘入职到美个朋友公司，月薪6000元，岗位是客服组基层专员，主要工作是回复APP用户咨询的问题。

2024年5月，应雪钰被公司优化裁员，但她仍被抓走，她被指控在美个朋友公司非法获利23万余元（在职期间的工资19万余元加上离职赔偿金约2万余元）共计23万余元，也就是说，两年的收入全部被认定为诈骗金额。应雪钰在回答辩护律师时说：“我一直认为我在帮用户解决问题，劝用户不要那么上头，可有的用户不听客服的，就认为女用户说的是真的”，同时她强调自己每个月几千块钱的工资在杭州属于低收入。

还有一位00后的员工柳月，她于2022年7月入职美个朋友，担任该公司运营专员，工资收入也是6000元，具体工作内容是日常与合作公会核对薪资单、发送合规邮件等。

柳月在美个朋友公司工作两年之后，也被刑拘了，包括年终奖在内的17万多元全部以赃款形式交到了侦查机关，甚至还有一个包包、手镯被扣押。在回答律师发问时，柳月回答的声音非小，回答问题像是一字一字吐出来的，从语音中都能感受到她肢体的颤抖。庭审时辩护律师称，因为此案柳月患上了抑郁。对于为何认罪认罚，在审判长的主持下，柳月最终说出了自己的答案：当时太紧张了，都没看就签字了。

在对柳月的发问尾声，针对柳月的回答发生了控辩冲突，公诉人指出柳月的回答与当时在公安的笔录中不一致、并提出假设性的提问质问柳月：“假如你的当庭陈述与当时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不符，以哪个为准？”要求柳月当庭做出表态，朱明勇律师当庭打断公诉人对柳月的逼问：“你这不就是想要逼她承认之前公安讯问笔录签了字，跟在庭上说的不一样，然后就威胁她已经认罪认罚。”武广轶律师补充道：“对于一个已经认罪认罚的被告人来说，当控方提出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没有必要让她在这里表态，法庭可以通过控辩双方的发问和被告人的回答做出一个公平公正、准确的评价和认定”。

多名被告人家属对检察机关认定的非法获利金额表示不解，“我咨询律师的时候，律师说刑事案件的款项认定要严格区分违法所得与合法收入，很明显不是涉案业务的工资收入也认定成了非法获利了？”另一名家属坦言：“按照司法机关的逻辑，非法获利是要退的、还要交罚金，再加上律师费等等，这个案子付出的金钱代价都要100多万了，我们老百姓哪能负担得起？”

程序员的自我辩护

该案中，除了一线客服员工，还有多名被告是程序员，他们是项目经理罗小军、研发部后端工程师王析理、研发组前端程序员曾立豪以及张运政等。

公诉关机指控涉案的社交平台为“诈骗软件”，这是本案定罪的关键，而这些APP又直接由程序员开发。到底是交友软件从设计之初就有诈骗功能还是被他人利用来诈骗？

庭审中，所有程序员都否认开发的APP是诈骗平台。

湖南人王析理于2022年初加入美个朋友公司，任技术部服务端开发工程师。

王析理在庭审中称自己只是技术执行者，其工作仅根据产品部门的需求编写代码，并且没有开发过“附近的人”模块，他坚决否认其开发行为具有诈骗目的。

庭审中，曾立豪对指控也不认可，他称只仅负责代码实现，具体功能需求由产品与运营部门决定。当辩护律师问起诉书说你“明知”要开发诈骗软件，你是明知吗？

曾立豪回答：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些事，我就像舞台剧搭剧场的，演什么与我无关，像一个楼盘外立面美化的油漆工，至于房子里面是什么样也与我无关，需求也是别人给我提的。

张运政在庭审中强调技术人员是业务链条中的最底端，具体开发流程是运营或产品提需求，研发仅负责代码实现，不关心业务规则的制定。并且不明白公诉人指出的“推送、匹配附近的人”的推送是什么意思、匹配是什么意思？张运政耐心向公诉人解释：“就是一个用户列表”。朱明勇在庭审中针对上述各种APP内的功能性名词发表意见称：“本来我也没搞懂这个APP是怎么实现诈骗的，我发现公诉人你也没搞懂，如果你连APP怎么诈骗的都没搞懂你就把这些人起诉到法庭，这就有点可怕了”。

由于庭审涉及到APP项目开发过程中的专业名词，控辩双方对于交友APP平台页面的实现、具体功能的名称存在理解偏差，辩护律师和被告人提出应当恢复该APP进行当庭演示操作，以查明平台作为工具究竟是否存在诈骗。

张运政庭上说：“给我一台电脑，快的话半天我就能把APP恢复，我可以当庭演示APP内是否有诈骗功能。”然而，公诉人当即表示反对，理由是不具备演示条件，没有办法保证数据安全。

辩护律师均同意进行演示，朱明勇律师说，现在是app被指控诈骗，那么就涉及到app的功能是不是能够被评价成一个犯罪工具。现在我们各方对概念都理解不一样，鸡同鸭讲。最简单的道理，如果说这个可以演示的话，那么公诉人可以就点击什么功能发问，被告人也可以做出具体的解释，“如果没有诈骗功能，能把事情说清楚，岂不是更好？”

不过，公诉机关最终未同意现场演示APP。此外，本案中还存在电子数据没有移送，两名回国投案自首的关键人物郝明明、钱俊也未并案审理，50多名诈骗受害者也均未到庭参加庭审。

庭审现场，因为指控证据不全引发家属的不满，有的家属发出愤懑：“这简直是瞎胡闹，完全没有直接证据能证明是诈骗。”最终，法院宣布休庭，结束了这次两天半的庭审。

有关该案的4个问题

庭审结束后，家属的旁听感受是本案漏洞百出、公诉人庭上心虚不敢拿出证据、刻意不并案，但对审判长的公正审判表示认可。有的旁听群众总结道：“这个案子的问题是非常明显的，如果认定是个人诈骗为什么把整个平台公司牵扯出来一锅端了？如果认定是公司诈骗那案子为什么查了一年半还是证据不足？现在连庭都开不下去，难道不能说明一些问题吗？”

多位旁听的律师在网上发表对本案的看法，各方视角不同，但一致认为本案明显无罪，主要认为本案的问题集中在如下几点：

问题一：公诉人隐匿关键证据。

公诉人可能涉嫌隐匿对本案有利的电子数据，仅凭一份没有审查过真实性的技术《鉴定报告》就认为技术人员是罪犯，显然没有尽到审查义务，并且根据当庭发问可知，一段测试代码没有被调用却被认定为虚假位置的指控，在此之前公诉人也没有找张运政进行核实，也没有评估《鉴定报告》的真实性、客观性，在庭上，公诉人一句“我们也看不懂代码”就直接道出了渎职的原因，但问题是，直到庭审结束，电子代码也不在公诉人手上，仍然安静的躺在鉴定机构。

问题二：关键嫌疑人拒不并案，人为制造分案。

本案明显属于共同犯罪，按照共同犯罪的认定标准，对在本案中起到核心作用的运营负责人、合规负责人应当并案审理，这两人归案已经超过半年，并且两人都在公开的自首视频中承认过自己的行为和表达过并案的意愿，但检方明显搁置两人，有人为制造分案之嫌，目的可能是担心两人上法庭把事实讲清楚了，可能公司就不构成犯罪了。

问题三：案件定性缺乏直接证据、打击电诈成为远洋捕捞工具。

对本案指控的涉嫌诈骗罪明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若以传统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而言，必须主客观统一并且各主体间存在意思联络，很明显本案开庭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平台和主播、公会之间有意思联络，反而在发问环节可以明显得出：主播的行为、公会的行为、公司的行为明显具备独立性，没有诈骗的合意；若以电信网络诈骗来认定，则不能对针对不特定人群这一点进行认定。已到案的被告人和已收集被害人的证人证言中，有很多是有真实交友目的的普通男女用户，那么既可能存在公诉人指控诈骗行为的主播、也可能存在正常交友的男女用户，怎么能够按照电信网络诈骗的认定逻辑来进行指控呢？

近年来，因为国家打击电诈的高压态势和两高一部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对电信网络诈骗的认定门槛相较传统诈骗的认定门槛更低，这导致部分地方司法机关逐渐将电诈认定工具化，作为远洋捕捞企业创收、以刑化债的手段之一。

问题四：符合远洋捕捞特征，办案动机逐利性明显。

该案从之前美个朋友公司发布的远洋捕捞文章，以及办案人员那句“最近肇庆财政赤字，正好搞一单大的”来看，比较符合远洋捕捞特征，办案动机逐利性明显。

该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这到底是个别女用户在平台实施诈骗行为，还是一起由公司发起的特大电信网络诈骗集团？如果是平台犯罪，那么犯罪标准如何界定、证据何在？

家属盼亲人回家过年

再过几天就过年了，自2025年11月26日庭审结束两个多月，法院没有通知何时开庭，家属更加期盼着孩子过年的团聚。

但从刑案的诉讼流程来看，这有些不太可能了，大部分当事人律师申请取保未获同意。

钱俊的母亲说，去年过年孩子不在家，没有心情过年，“我想起他临走时叮嘱我好好照顾自己，想起来就内疚。他如果回不来，我都不想活下去了，太痛苦了。”

钱俊的母亲因为身体有病在身，她害怕自己熬不过去，提前给自己买了一块墓地。“墓地证我一直放在身边的，如果那天自己真的不行了，还有人知道帮忙料理自己的后事。”

张宇婷的父母说，自己旁听了庭审，更加坚持认为孩子是无罪的，“诈骗总得有个过程，现在说孩子一进公司就诈骗，但又没有实质性的证据”、“孩子出事之后我们才第一次见了她谈的对象，原本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现在耽搁了，而且她还有抑郁症，孩子奶奶两年没见到孙女了，我不知如何说，现在又快过年了，这是我们特别难熬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