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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农业社会的特征是静止的,工业社会的特征是流动的,那么,在资本、技术和信息共同作用下的后工业社会的特征则是奇幻的。在李修文最新出版的小说集《南国之春》中,无论是因荷尔蒙泛滥而卷入复仇行动的“我”(《南国之春》),还是历经沧桑而不失情义的巨蟒小满(《七月半》),抑或是王朗“附身”依然走投无路的“我”(《到祁连山去》),他/它们都异常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奇幻性,而这种“奇幻”也深刻地改变着他/它们的命运。其实,自前年《猛虎下山》发表之后,李修文相继创作的系列小说都集中呈现了这种时代“生活实践”,并且以一种中国式的美学表达将之隐喻为当下人们的生存境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曾在一篇短文中将他的这批小说命名为“新奇幻现实主义”。

借助这些匪夷所思的故事和充满抒情色彩的文字,李修文生动而逼真地再现了生活之奇,勾勒出了万花筒般的斑斓时代景象。同时,他也让笔下的人物相信,奇幻不过是生活的表象,荒诞才是本质。于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反抗:身患渐冻症而被骗巨款的戏曲演员许白杨哪怕以“活”在不名誉的故事中作为代价,也要抵抗命运的苛刻无情;前诗人王忍冬深谙资本的诡异力量,选择了拒绝帮助和前往“祁连山”(青春、梦想与爱的象征)来纾解失子之痛;胆小怯弱的杜小满为了给女友买耳蜗、替养子还债,义无反顾地拿出生命来交换……无论是像许白杨一样清醒地正视生存困境,还是如王忍冬一般隐忍顽强地活下去,或者是像杜小满苦苦挣扎试图“创造奇迹”,他们的人生都在反抗苦难与突破困境中获得了尊严和价值。这些挣扎在历史缝隙中的弱小而卑微的普通人,即便无法得到最终救赎,可是依然不言放弃,负重而行,努力让生命焕发出光来,照亮并温暖着孤独而荒凉的尘世。李修文始终怀着悲悯之情,以绚丽、深情而有力的文字穿透当下“奇幻”的生存状态,接续了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新文学传统——关切社会、关心民瘼;关注生存、关怀生命——这也使得他的作品焕发出当下小说中不多见的思想力量。

对于李修文而言,“奇幻”是书写的内容,亦是表现的手段。这些小说的底色毫无疑问是现实主义,但是笔法却具有超写实特点,融入了传奇手法、超常感觉和非常视角。譬如《南国之春》采用“复仇模式”,但因为复仇对象其实并不存在,所以叙事最终“自我消解”,以“有意味的形式”象征了现实的荒谬;“我”所创作的《南国之春》成为文本中的“文本”,通过“想象可能的生活”使叙事获得增值,凸显了文体的创新。《七月半》中借助蟒蛇的视角来讲述故事,亡灵叙事神秘、诡异而深情,造成了强烈的陌生化效果。《到祁连山去》的情节大量留白、不断反转,仿佛云遮雾绕的几座山峰相互遥望,在亦真亦幻中共同揭开谜底。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三言二拍”里书写市井传奇的遗风流韵,可以窥见蒲松龄笔下花妖狐怪在人间自由穿梭的踪迹,更可以重温《红楼梦》里“太虚幻境”的追魂摄魄与理想彼岸。

在阅读李修文的这部新作时,我不禁联想到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新时期以来的纯文学(相对网络文学而言)已走过漫长的48年历程,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遭遇如此尴尬的窘境——文学与生活日益隔膜,审美观念趋于固化,读者正在加速流失。相比网络文学和短视频,纯文学的吸引力在哪里?它还能为我们提供可能的生活想象吗?还能体贴地慰藉我们的心灵吗?这是当下的写作者急需回答的问题,于李修文当然也不例外。

作为一位敏锐而成熟的作家,李修文显然有着自己的解题方案。在他看来,随着社会急剧转型,资本、权力、技术和信息深度侵入日常生活,每个个体都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压力和精神危机,现实呈现出不确定性与荒诞性,不妨以一种超现实的想象拉开与生活的距离,在对现实的隐喻性书写中传达智性启悟和情感慰藉。他激活中国古典志怪传统中“奇物喻世”的叙事基因,让本土现实与奇幻想象巧妙融合,发明了一种“中式奇幻”表达。正因为他笔下的“奇幻”源于鲜活的生活经验,折射着社会情绪和大众情感,保持着强烈的现实温度与情感张力,因此总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与共情。记得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描写过“沸水中开出牡丹”的情境,这个意象完全可以拿来隐喻他的美学追求。小说集《南国之春》的出版,无疑代表着他的最新思考与探索。我们有理由相信,更多的“牡丹”会在沸腾中争妍斗奇、惊艳人间。

庸常的生活容易使人变得麻木,从而失去对于“奇幻”生活的敏锐感知,丧失想象可能生活的热情。正因为有着如李修文这样敏锐而深情的书写,一个一个渺小而卑微的“我”不仅被看见,而且被时光照亮,弥漫着温暖,慰藉着人间。这,大约也是“我们”作为同时代人的幸运吧。

(作者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原标题:《仿若沸水中开出牡丹——评李修文小说集《南国之春》》

栏目主编:陆梅 文字编辑:傅小平

来源:作者:蔡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