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去福建晋江磁灶镇，往苏垵村北面的半山坡上一站，你会看到一座明代古墓。
这墓地如今看着挺寒碜，个头还没两米半高，宽度连一米都不到，早些年兵荒马乱的时候，还被人祸害过。
可怪的是，每年到了日子，总有一拨又一拨的人，大老远跑来磕头烧纸。
碑上刻着一行字：“皇明都督虚江俞公墓”。
在这儿长眠的，就是大明朝跟戚继光平起平坐、令倭寇闻风丧胆的“俞龙”——俞大猷。
但这处显得有些落魄的坟头，恰恰把他这辈子最尴尬的死穴给暴露了：这人是个顶尖的打仗好手，是个纯粹的“技术流”，可偏偏在那个弯弯绕绕的官场里，死活学不会怎么当个“聪明人”。
回头看他这几十年，四次起家，四次跌落。
这真不是老天爷不赏饭吃，而是每回到了岔路口，他都硬是挑了那条最硌脚的路走。
1535年，俞大猷32岁，人生的第一道坎儿来了。
他家里世代做官，老爹没了以后，他顶了百户的缺，后来又凭本事考上了武举人，一纸调令把他发到了金门当千户。
那会儿的金门简直就是个火药桶，老百姓性子烈，动不动就操家伙打群架。
俞大猷一到任，立马整顿治安，安抚人心，没费多大劲就把地面上收拾得服服帖帖。
还没等喘口气，海盗来了。
碰上这种事，一般的武官心里都有本谱：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别捅娄子，上面怎么说我就怎么动。
可俞大猷脑回路不一样。
他把敌情摸透了，肚子里早就有了一整套收拾海盗的绝活。
于是，他干了一件在同僚看来简直是“脑子进水”的事——越级写信。
他直接给当时的佥都御史陈伍山递了个折子，把怎么破敌讲得头头是道。
在俞大猷看来，这事儿得按“打仗的理”来算：我有招能灭了贼寇，为了朝廷，我得张这个嘴。
下场可想而知。
陈伍山压根没正眼瞧他的计策，反倒气得跳脚，直接扣了个“犯上”的帽子，把他的官帽撸了，还按在地上结结实实打了一顿板子。
一腔子热血，换来屁股开花外加丢了饭碗。
这是俞大猷头一回栽跟头。
换个圆滑点的，这时候早就该琢磨过味儿来了：在大明朝混饭吃，会做人远比会干事要紧。
可俞大猷偏不信这个邪。
没了官做，俞大猷就回老家教后生们舞刀弄剑。
好在真金不怕火炼，兵部尚书毛伯温打安南的时候，无意中相中了这块料，把名字记在了心里。
到了1542年，机会来了。
蒙古那边的俺答汗带着兵马杀进山西，嘉靖皇帝急得直转圈，发榜向天下招揽能打仗的人。
这时候，摆在俞大猷面前的是第二个岔路口：去，还是不去？
去，就得离家万里，跑到北边去喝西北风、拼老命；不去，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日子也能过。
俞大猷连个磕巴都没打，提笔就给毛伯温写信自荐。
毛伯温也痛快，转手就把他推给了当时的宣大总督翟鹏。
等到了宣大总督府，有意思的事儿发生了。
翟鹏对俞大猷那是相当客气。
不光好酒好菜招待，还整天拉着他聊兵法，甚至还自掏腰包给他银子花。
按说碰上这种好领导，俞大猷该知足了。
只要老老实实听喝，混个几年资历，升官发财那是板上钉钉的事。
可日子一长，俞大猷品出不对味儿来了：翟鹏对他客气归客气，可兵权是一丁点不给，队伍不让他带，仗也不让他打。
翟鹏心里的算盘打得响：养着你个名士充充门面还行，真让你个南方书生去指挥北方那帮骄兵悍将？
万一出事谁负责？
俞大猷心里又开始算账了：赖在这儿，有面子有票子，可报国无门；走人，前途渺茫，但起码对得起自己这一身功夫。
他又一次干了件“傻事”：辞职不干了。
这一走，翟鹏脸上挂不住，俞大猷自己也再一次成了无业游民。
得亏毛伯温是个真懂行的伯乐。
听说俞大猷撂挑子了，没怪他不懂事，反倒又推了他一把，让他去做了漳州守备。
这回，俞大猷算是把机会死死攥住了。
1546年，海贼康老闹事。
俞大猷亲自定计策，带着兵马冲上去，干净利落地把这帮祸害给端了。
靠着实打实的战绩，他一路升到了广东都司佥书，后来又调到浙江宁波、台州那边当了参将。
谁知道，老天爷就像是故意逗他玩似的。
刚在抗倭前线打出点名堂，把倭寇收拾得服服帖帖，他又让人给告黑状了。
这回更惨，直接被发配到山西大同去充军。
1562年，俞大猷调任福建总兵。
就在这儿，他碰上了那个跟他名字绑了一辈子的搭档——戚继光。
“俞龙戚虎”，这俩人联手，总算是把东南沿海的倭寇给扫平了。
在这段日子里，其实最能看出俞大猷这人的心胸。
那会儿俞大猷是老资格，戚继光算是后起之秀。
可在一块儿打仗的时候，俞大猷从来不摆老资格，怎么配合好就怎么来。
他那支“俞家军”跟“戚家军”一块儿，成了大明朝的一道铁闸。
仗打完了，功劳立下了，俞大猷也老了。
到了晚年，因为常年在外头拼命，俞大猷落了一身病。
这时候，他跟朝廷提了人生最后一个愿望：我想退休回家。
为了这事，他连着上了三道折子。
按理说，一个七十多岁、立下赫赫战功的老将想回家养老，朝廷怎么也得给点面子，让人家安享晚年。
可大明朝廷的回复冷冰冰就两个字：不准。
为啥？
因为这笔账朝廷算得太精了：俞大猷就是一把好使得很的快刀。
既然还能砍人，干嘛要收进库房里落灰？
至于这把刀会不会崩口、会不会断，那不是当官的优先考虑的事。
没辙，这位老人只能拖着病怏怏的身子，死撑着继续干。
1579年，77岁的俞大猷病得起不来床。
家里人请了大夫，可人已经油尽灯枯，救不回来了。
这位一辈子四起四落、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名将，最后硬是累死在了任上。
他走完了自己这传奇的一辈子，没死在敌人的刀口下，却把自己耗干在了守了一辈子的岗位上。
俞大猷这一闭眼，朝廷那边似乎才觉得有点亏心。
又是追赠左都督，又是给谥号“武襄”，还赐了祭葬。
这两个字的谥号，“武”是承认他的本事，“襄”是认可他的功劳。
家里人把他埋在了晋江磁灶镇苏垵村北面。
坟地靠着山，用的是结结实实的花岗岩。
回头瞅瞅俞大猷这辈子，他其实一直都没变过。
从32岁那年冒着杀头的风险上书，到77岁累死在任上，他骨子里始终是个纯粹的军人。
他搞不懂官场那些弯弯绕，也看不上那些钻营的手段。
在那个讲究人情世故的年头，他显得格格不入，所以才会四次跌落谷底，才会屡次被人陷害。
但也正是因为这股子纯粹劲儿，当倭寇杀过来、当国家有难的时候，他才是那个真正能顶得住的人。
虽说没有那些王侯将相的陵墓气派，但每年那些大老远赶来祭拜的人证明了一件事：
历史留下的账本，跟官场那本烂账，算出来的结果压根就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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