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在位的那些年，京城几乎一直是满盈的气象。
大观元年，洮河一带忽传捷报，西夏小股部落被击退，复置州县的文字写得铿锵。
军事上虽然是小胜，但因为收复故土，成绩是巨大的。
群臣伏地称贺，徽宗心口暖意升腾。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到，书卷里“丰亨豫大”的吉兆，不只是词藻，而是可以落地成像的光。
雨后初晴，檐角风铃轻响，他看见一幅长久的画面：天下熙熙，仓库盈盈，自己在画院与御前殿之间从容往复。
胜利裹上了天子的血气。
宣和三年，江南忽起风雷，方腊聚众数十万，声称“均贫富”，火焰一夜烧遍浙东。杭州陷落，婺州城破。
徽宗并不慌乱，区区乱民，或许正是证明皇权的机会，叛乱越大，平定越能显圣。
童贯领兵南下，铁流滚入山谷。
战后江水腥气不散，山中残尸成堆。
而汴梁城中，张贴的是胜利榜文，“贼氛荡涤，国威大振”。
御前设宴，画院奉命绘《平寇凯旋图》。
虽然江南废墟里的妇孺在瓦砾间拣米粒，但汴梁御街上，士子正在举杯写颂。
徽宗笑容长久：显然，胜利是简单的，是可复制的工艺。
财政也很好。
因盐、茶、酒、榷货之利，财政收入再度鼓起。蔡京把税目加到百姓的饭碗里，把数字装进皇帝的心里：盐课占去岁入的大块，酒课、榷货层层叠加，市易务把商人的喘息也记入上计。
深夜里，徽宗如果偶然翻看账簿，或者用指尖摩挲铜钱，肯定会自得意满。
终于，宣和四年，北宋达到盛景的顶峰。、
辽气数既尽，宋与金“海上之盟”成，北伐收复燕云十六州。
百年国耻终于雪清。
汴梁万人空巷，文人连夜铺纸，蔡京在殿上抚袖而舞，群臣齐声称颂。
徽宗在艮岳新立巨石，亲题“丰亨豫大”，笔道清瘦而劲挺，像把一口长久的气悬在空中。
他是有资格骄傲的：这是真正的光宗耀祖，功比汉唐。
自己是能把历史的缺口补起来的人。
这盛世，可以雕刻在石上，园林可以充当国家的面庞，歌舞可以代替风声雨声。
然而，历史的真实是，燕云的回归不是宋军打下的，而是金人递来的。
辽地鏖战最苦之时，宋军畏战、徘徊，甚至暗与辽接触。
金人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写进檄文：这个南方盟友，贪而无信，弱而无力。
辽亡之后，盟约失去意义，富庶而怯战的宋朝，忽然从盟友变成了猎物。
徽宗听不见，或者不愿听。
艮岳花木日夜移植，花石纲船只南北穿梭，官员的俸禄与士子的科名在新制里有条不紊，仿佛盛世真的就靠装饰而不靠筋骨。
宣和七年，风向骤变。
金兵南下，宋军一路溃退。徽宗仓皇退位，把烂摊子丢给儿子。钦宗急急求和。
金军退了一次，很快又回来了。
靖康元年冬，汴梁告急，城外号角如潮，城内可借的筹码都已抵押过一遍。米价再涨一层，盐价再添一分，胥吏把最后一只锅也登记入簿。
城头的更鼓越来越短，老兵的盔甲越来越薄。
靖康二年春，城门终于开了。
徽宗与钦宗被迫换上囚衣，面如土色，铁索穿过袖口。
三千后宫与宗室女眷铁链连缀，押赴北路。御街两侧，百姓跪满，哭声压过了锣鼓。
史书里四个字“尽数掳去”冷得像石头。
传说里，铁钩穿耳的群妇、当街被拴卖的孩童，泪水让石板路都显得潮湿。
太学的文士剃发易服，朝臣行奴礼于敌前。
有人羞愤自缢，有人拔剑于祖庙前......
来不及写遗书，只在梁上留下一道阴影。
城中库藏一扫而空，市井残幡在风里颤动，去年“中兴”的彩字被雨水浸得作花，一触即脱。
艮岳的山石仍在，刻着“丰亨豫大”的巨石也还在。只是再无人抬头诵读，字缝里积满尘土与蛛丝。
园中水面上漂着几片残花，像是还在按惯例进行一次春宴，只是主人不在，管弦不在，世界也换了人间。
千年以后，我们依然为此动容，为此深思：
从极盛到亡国，为什么会跌得这么快？
这不是一场单纯的“偶然之祸”，而是一条合乎逻辑的滑坡。
首先，钱不是战斗力。
徽宗与蔡京以为财政数字等于国家力量，数字越大，安全越多。
事实上，财政的“丰”来自对盐、茶、酒这些民生日用的层层加税，来自市易法的强买强卖，来自捐纳与和买。
钱堆在库房，却不等于马匹、铁甲与万人熟练的操演。
北宋立国时就“重文抑武”，兵权分散、将不知兵，宦官监军层层节制，制度的初衷是防藩镇，却在真正需要集中战力时变成了致命的弱点。燕云虽回，牧场与骑兵体系来不及恢复；仓促添募的戍卒，没来得及把盔甲穿熟，就被丢上前线。
所以，财政数字在账本上漂亮，在边墙上却轻得像纸。
其次，思维的胜利不是能力，是制造幻觉的麻药。
洮河的小捷、方腊的平定、燕云的归宋，连续的“好消息”给朝廷一种错觉：系统有效。
事实上，每一次胜利都在透支——征调愈重、徭役愈繁，江南田亩因军费而荒，江北因军需而竭。
胜利的新闻稿压住了系统的哀鸣，直到哀鸣转为崩声。
一个靠突发胜利来证明自己的政权，不会去做缓慢而无聊的修补：屯田、马政、边堡、战术革新、军官训练，这些东西不写诗，不上石刻，不入画谱，于是被忽略。
第三，盟友不是天命，是利益交换。
金宋之盟，本是各取所需。宋廷在辽亡前后多次犹豫、观望、讨价还价，战时怯懦，战后贪功；燕京之役，金兵困斗，宋军按兵不前；辽人将亡时，宋又想暗中求和，坐收渔利。
这样的信用记录，一次次在对方账本里打了叉。辽国一灭，金国立刻从“合作伙伴表”把宋朝移到“可并购标的”。
而徽宗仍在艮岳里改造水榭，换花盆的勤奋远胜于换边墙的决心。
最重要的是，统治合法性不是场景，是契约。
王安石“三不足畏”之后，道统裂成碎片，徽宗试图用道教改写背书，用赈济与艮岳并列做“体面”，用科举改制收编士人。
这一切看上去很美，逻辑上自洽。
但在常识上完全没有基础。
所以，一切都建立在浮躁的观感上——画卷绚烂、文字昂然——却没有重铸那条看不见的契约。
皇帝没明白，士人愿意为了一个抽象秩序冒险，百姓愿意为了一个可见未来忍受负担。但当心底的契约破裂，这一切都成了聚沙成塔。
还有一个残酷的心理机制：沉没成本。每一次快意的胜利都成了下一次冒险的理由。“既然已经付出这么多，就更该再赢一场，把前面的损失翻盘。”
这不是策略，是赌徒逻辑。赌桌翻覆时，筹码不是皇帝的，是万家灯火。
所以那一天，当金军铁骑踏过御街，烛台上的火焰被风一吹而灭，所谓“全盛突然跌落”的惊愕，其实只是幻象撤去后的原形毕露。
全盛不曾真正存在；存在的是一串被涂金的纸面数字、一条靠征敛支撑的财政管道、一支被制度掏空的军队、一座修到天光的园林。它们一起指向同一个场景：涸泽而渔的好大喜功。
把合法性当舞台，把胜利当布景，迟早会在真风里倒塌；它先对普通人致命，最后反噬自己。
艮岳的石刻还在。夜里风过，“丰亨豫大”四字据说会像被磨刀般发出轻响。
那当然是错觉。真正的回声，在城外荒草里，在江南废田中，在北去的囚车轱辘声里。
盛世的字样，终究留给了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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