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喜马拉雅山那边传来个新鲜事儿。
有个退休的印度陆军中将，叫尚卡尔，可能是为了给自家在边境吃的亏找个台阶下，冷不丁抛出个让全球军事圈都摸不着头脑的论调。
这哥们儿居然说，要是真动起手来，他宁肯跟中国军队硬碰硬，也不愿意招惹巴基斯坦。
给出的理由更是让人下巴掉了一地：“因为巴基斯坦人更会打仗。”
乍一听，这像是典型的“嘴炮”过瘾，大伙儿乐呵乐呵也就散了。
这笔历史旧账，真就是这么算的？
咱们不妨把日历往前翻几千年，去翻翻那些发黄的账本，看看在那漫长的博弈里，到底谁才是那个“天生的战争机器”，又是谁在命运的十字路口，为了保命主动选择了“示弱”。
老有人觉得游牧民族能打，是因为伙食好，天天牛排羊腿，营养过剩，这才长得五大三粗。
这话传得久了，也就成了真理，其实全是误会。
汉武帝这人，大家都知道他爱打仗，可很多人不知道，这哥们儿其实是个精明的“会计”。
为了摸清匈奴的底牌，他前前后后派了快二十拨人去大漠搞调研。
这些使者带回来的“尽职调查报告”，算是把匈奴的老底给揭了个底掉。
报告上写得清清楚楚：匈奴那边的普通牧民，一家子大概三到六口人。
家当呢？
一两头牛，顶多再加上十来只羊。
这账稍微算算就明白了。
十多只羊，得管一家老小一整年的嚼裹，还得留着种羊下崽儿。
真要敢天天大鱼大肉，不出一个月，全家老小就得喝西北风去。
所以，汉朝的使者眼光毒辣：普通匈奴人平日里吃的根本不是肉，而是奶渣子、野菜，实在不行连野草都得填肚子。
至于吃肉？
那是单于和大贵族才有的特权。
老百姓除非运气爆棚打着了野味，或者是牲畜冻死了，这才能借机开个荤。
更要命的是“白灾”。
老天爷一翻脸，大雪封山，牲口成片成片地冻成冰棍。
这看着像是有肉吃了，可实际上意味着家底儿清零，转过年去就是死路一条。
《资治通鉴》里记过那惨样：“人跟牲口冻死一大片，能活着回来的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紧接着就是大饥荒。”
看透了这种要在石头缝里求生存的环境，你就能懂游牧民族那所谓的“骁勇”是咋来的了。
那根本不是因为吃得好身体棒，纯粹是因为活得太苦，这条命不值钱。
试想一下，对于一个住在零下四五十度的地洞里（像早期的靺鞨人），甚至得抱着猪睡觉才能熬过漫漫长夜的人来说，上战场算个啥？
打赢了，去中原抢粮食、抢布匹、抢女人；打输了，大不了一死，反正赖活著也没比死强到哪去。
说白了，这就是一种被逼到绝境后的亡命徒逻辑。
回过头看中原王朝，特别是公认最能打的汉唐时期，那打仗的逻辑跟胡人完全是两个路子。
如果说胡人拼命是为了“求条活路”，那汉唐军队冲锋陷阵就是为了“发家致富”。
你看大唐初年的府兵制，那哪是大头兵啊，分明是一帮武装到牙齿的中产阶级地主。
贞观年间，大唐手底下捏着近60万府兵。
这些人可不是半路上抓来的壮丁，家里头普遍有着几百亩良田，平时在地里练练把式，一有战事，立马披挂上阵。
他们心里这笔账算得比谁都精。
头一个就是投入。
府兵出门打仗，往往得自己备马、买刀枪、带干粮，有的阔气点儿的，甚至还带着家里的佣人伺候着。
这就好比是“带资进组”。
既然是自掏腰包，为啥还削尖了脑袋往上冲？
因为回报率实在是太诱人了。
只要仗打赢了，军功就能变现成爵位，能免除赋税，还能分到大片的土地，更别提战后瓜分战利品的那份红利。
像薛仁贵这种草根出身的，硬是靠着砍人头一路逆袭成了国公。
可万一打输了呢？
不但前期投入打了水漂，搞不好爵位没了，家产还得充公。
在这种“高风险、高收益”的机制刺激下，唐军那是听见打仗就兴奋。
这哪是什么农耕民族的软弱天性？
这分明是一群装备精良的职业投资人，正在进行一场暴力的资本收割。
这俩一比，高下立判。
胡人的部队，除了那几支核心的贵族亲兵（像铁阗子、铁浮屠之类），剩下的大部分底层士兵，那是被鞭子抽着往前走的奴隶。
赢了，金银财宝是大汗的；输了，脑袋掉了是自己的。
到了元朝，军队里的那帮大佬甚至玩得更花：把山东的蒙古兵调去甘肃，把西北的兵扔到东北。
路途十万八千里，当兵的没盘缠，只能卖儿卖女凑路费，最后欠了一屁股债，全家老小都成了军官的私有财产。
这种队伍，打顺风仗那是猛如虎，一旦碰上硬骨头，韧性差得离谱。
所以说，只要中原王朝内部那套机器运转正常，别出什么昏招，放羊的想打赢种地的，基本就是个伪命题。
铁木真刚出道那会儿，看着金国和南宋，吓得腿肚子转筋，感慨说“中原的皇帝那是天上的神仙做的”。
要是他碰上的对手是卫青、霍去病，或者是李世民、李靖这帮狠人，蒙古骑兵估计只能在史书的角落里留下“来骚扰了一下，被赶跑了”这么几个字。
既然汉唐这么猛，咋到了宋明两朝，画风突变，成了“软脚虾”呢？
其实吧，这完全是一个主动选择的、带着血泪的战略转型。
想当年贞观二十三年，宰相房玄龄临终前给李世民递了道折子。
那时候李世民正跟高句丽死磕，房玄龄劝他赶紧收手。
理由找得很冠冕堂皇：“那高句丽就是个蛮荒之地…
不值得咱们用仁义去感化。”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那破地方穷得叮当响，打下来也没油水，不值得大唐劳民伤财。
不光是经济上划不来（军费是个无底洞，抢来的地还种不了庄稼），政治上的风险更是要命。
晚唐五代那段乱世，给所有的当权者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最危险的敌人根本不是长城外面的胡人，而是自己手底下这帮骄横的丘八。
安史之乱以后，河北三镇的那些牙兵，杀节度使跟杀鸡似的；黄巢这一闹，中原大地被各路军阀杀成了人间炼狱。
对于赵匡胤、赵光义这种靠兵变黄袍加身的皇帝来说，心里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
外面的敌人来了，顶多就是要点钱要点地，大不了每年给点岁币，这皇位还能坐得稳；
家里的武将要是造反，那可是直接要脑袋，连根儿都给你拔了。
于是乎，从宋朝开始，中原王朝做出了一个惊掉下巴的决策：自废武功。
这哪是打不过啊，分明是不敢打。
就像富弼出使辽国的时候，硬怼辽兴宗的那句话：“不管是澶渊之盟还是高粱河那一仗，要不是我们皇帝心软（其实是怕死先溜了），你们契丹人早就绝种了。”
这话虽然带着外交辞令的水分，但也确实捅破了那层窗户纸：只要汉人这台战争机器全功率运转起来，那是几千万人口、加上成熟的工业体系（铁器、火药），对几十万部落民的降维打击。
可惜啊，为了防着“自己人”，统治者硬是给这头猛兽套上了锁链，披上了羊皮。
日子久了，连我们自己都信了，以为自己真就是只羊。
再说回开头尚卡尔将军那个笑话。
如今的中国，早就不是那个需要靠自废武功来维持统治的朝代了。
不过，这种“不擅长打仗”的误解，要是能让对手产生战略误判，倒也未必是坏事。
毕竟，不管是历史上的匈奴、突厥，还是后来的日本人、美国人，凡是真信了“中国人不能打”这个邪的，最后的下场，都在史书里明明白白写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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